从儒学到儒商的哲学思考
张运毅
当前，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热”正在神州大地乃至海外蓬勃兴起，在东方文化思维模式逐渐沉寂100多年后，为什么会出现复兴儒学的热潮呢？从浩如烟海的儒学经典中我们应该传承什么？怎样传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儒学复兴：客观发展的必然
纵观160年的岁月，从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史来看，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向东方侵略、扩张、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的时代，也是东方人对西方文化既反抗又学习、既拒斥又吸纳的时代。也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那么，为什么在世纪交替的时候，会在全球范围重新出现“儒学热”呢？
1、世界的巨大变化，迫使西方人开始重视儒家文化。
在西方世界，人们把人的物质贪欲视为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就像著名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的那样，民主社会难以避免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认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尽可能多的占有“难得之货”。当物质主义者借助民主制度成为社会的中坚后，“资本的逻辑”就借助民主制度成为支配社会的逻辑。在“资本的逻辑”的指引下，伴随物质财富大量增加，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逐渐成为“大化流行”。无限膨胀的物质追求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无限膨胀的“个人价值追求”与“社会道德”的矛盾，成为西方价值理论体系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制约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从上世纪末开始，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迟滞、社会弊端丛生，屡屡出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这些危机在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的同时，使西方世界政治、经济、人文方面的矛盾更趋尖锐，最终爆发了2008年祸及全球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目前仍在西欧肆虐的经济危机。在经济主义、物质主义的诱导下，矿产资源被掠夺性开采，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因攫取能源引起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因生态恶化造成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以至于人们惊呼，在二十一世纪已很难看到蓝天白云、喝到纯净的水、呼吸到清洁空气。若大个西方无不谈恐色变，整个地球无不受到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威胁。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文明发展至今，以物质贪欲为特色的原动力几乎近于枯竭。现实迫使西方世界的一些饱学之士，从傲慢自大的思维禁锢中走出来，从多元化思维中寻求新的泉源。于是，在西方就出现了一场有关儒学的争论。
1995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界领导人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有孔子文化模式，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东方价值观。” “这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正在向我们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提出挑战。”
1996年1月8日，伦敦《金融时报》刊登文章说：“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是其他国家理所当然的模范。但是这个模范的角色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僵硬的欧洲，而是来自东亚。”“美国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
美国兰登书屋1999年出版的《孔子住在隔壁：东方在教导我们西方应如何生活》一书，则更是对儒家称赞有加。该书告诉读者，“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奇迹也伴随着经济奇迹而产生。和这些社会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
于是，就有了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汇聚巴黎发表的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2、对诸多难点热点问题的反思，使“儒学复兴”在国内成为客观的必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剧烈膨胀。但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价值错位、精神空虚、信仰危机，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的矛盾日趋突出：
1、许多人的道德底线下滑、私欲膨胀。在政治层面上出现了严重的“权本位”现象，部分干部贪贿腐败、以权谋私，造成社会公信力下降；
2、由于道德缺失，在经济领域见利忘义、坑骗欺诈、不讲诚信的问题屡屡出现，假药、假酒、毒奶粉、地沟油、电信诈骗、恶性矿难等经济罪案屡禁难止，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健康。
3、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主流价值被逐渐边缘化。文化舞台上庸俗、低俗、媚俗风气盛行，腐蚀着人们的心灵。社会上“未富先奢”、超前消费，贪图安乐、不思进取，不讲孝悌、虐待老人现象严重。
4、因政绩考核坐标偏颇，导致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重经济轻道德，重科技轻人文，重资源开发利用轻生态环境保护，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这些归结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天真地认为在物质财富丰裕后这些社会弊病就会自然消失。
可事实证明：在缺乏道德约束的条件下，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也是不计后果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社会道德的水准不会同步呈线性增长，物质财富的充分丰裕并不能自发的提高社会公德水平。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思想理念问题，就不得不从人的价值观上去寻求解决之道。而儒家思想由于重视人际关系、社会和谐、自身修养、礼义廉耻、道德自律和理想人格，正是治理这些弊病的良药妙方。从儒家思想资源中去探求答案，这是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3、日益扩大的对外文化交往，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
悠久的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潜移默化的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肉之躯中。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越来越显示出中华文明的生机与影响，越来越显示出儒家文化的重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人从自身的发展中看到了儒家文化的不可或缺，也从世界对中华文化的探求与尊重中体会到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光彩。充分认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更加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充分利用这个重要资源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儒学热兴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综上所述，“儒学复兴”的出现，人们对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既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人们追真求善人性理念回归的使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中国社会发展已到了一个需要儒学、继承儒学、并创新发展儒学的新时期。
二、儒学的本源与创新发展
纵观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哺育中华民族伟大灵魂、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方面，居有不可替代的基因作用。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优秀遗产，虽然在它的思想体系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糟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仍然闪烁着无比璀璨、且经久不息的思想光辉。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最近，党的十八大也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可以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推进文化事业大发展、大创新的进程中，对于儒学这一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从中肯定什么，传承什么，并使其在当代社会更加弘扬发展呢？。
（一）辩证认识儒学的演变发展过程，搞好正本清源。
许多人往往把近代以来中国由盛到衰、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罪于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但笔者认为，事物的多样性决定了事物的复杂性，任何事物都有其优势与弊端。事物的此消彼长、盛衰兴亡，是由其优势与弊端度量转换后的质所决定的。儒家学说也不外如此。不承认这一点，你就无法解释儒学由弱到强、由盛到衰的历史，无法解释它在近代被西方文明挫败、被人们所忽视的原因。可如果把造成国家落后的责任全部推卸在儒学身上，则是有失偏颇的，是不公正的。
实事求是地讲，儒家学说中弊端的存在，既有孔、孟、荀等儒学大师受历史条件和自身阶级立场所限造成的因素，也有历代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工具修正篡改的原因。而且，正是后者造成了儒学体系的“硬伤”，形成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一个富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体系最终变成了维权工具，变成了近代社会发展的“殉葬品”。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儒家思想的演变轨迹。
先秦时期，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孔子把"仁"作为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关于"仁"的许多言论，大都是人们实际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孔子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仁”首先体现在对劳动者的爱惜上，主张统治者应对被统治的劳动者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实行德政，为后来孟子的仁政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使平民百姓也能享有贵族才能享有的教育权。在治学上，孔子主张治学先要立人，注重启发和诱导，注重因材施教和言传身教，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耳熟能详的教诲即使放在今天仍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所说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更让我们看到了孔子正气凛然弃身为民的一面。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和德政主张，创立了仁政学说。孟子所提倡的"仁政"内容，不是抽象的形而上，而是十分具体的。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孟子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应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虽然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过，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要求对君主建立一个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让大臣“格君心之非”，如果君主不贤，必要时贵戚之卿甚至有权废黜君主，另立理想的君主。这一“民本”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
较之孟子，荀子是更为客观的儒学家。作为经典儒学的集大成者，他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根据自己的“性恶”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加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荀子强调“天行有常”，强调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消除对上天的敬畏从而“制天命而用之”，这种积极向上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始终贯穿在荀子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体现在人性论上，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完全可以改造为道德规范，人人都可以改造为像禹那样的圣人；体现在历史观上，荀子强调根据现实的需要去研究历史，重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除了人性论外，荀子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他关于政治思想的“礼”论。礼论可以说是几千年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秩序论，或者说是中国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形上基础，中国政治的实际操作秩序。“利者，人道之极也。”（《荀子 礼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 劝学》）。故荀子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 修身》）正因为荀子学富五车，是先秦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所以，两汉经学中，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学经典都直接或间接的通过荀子传授下来，这一历史事实最能说明学子对中国儒学的巨大贡献。
荀子是儒学集大成者，也是先秦诸子思想集大成型的思想家。他融会贯通了儒道两家的“有为”与“无为”思想，并以开放的心态吸取道家“虚静”学说作为人格修养中的“内圣”理论基础。他对《墨子》中的逻辑思想、政治大一统思想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他兼容儒、道、墨、法的思想精华自成高格。因而有学者说：“中国历史的最大分水岭是秦始皇，中国学术的重大分水岭就是荀子。”（安继民著译《荀子》 前言）荀子在秦始皇之后的一千余年间，实际影响远比孟子要大。此后由于佛教的文化冲击，到了韩愈排列正统位次后，到了程朱理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孟子的影响和地位才渐渐超过了荀子。但荀子敢于解剖人性弱点的勇气和精神是孔孟所无法相比的，而他重视外部环境对道德的影响，重视后天学习和积累的观点，对后世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是当时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仁爱”、“忠恕”的道德修养学说，充满着“人性化”、“民主化”的价值理念，他们所倡导的“有教无类”、“孝悌”、“和谐”的思想，在处理“天与人”、“义与利”、“自省与他律”等各种关系时，体现出求实务实、积极进取的实践意义。
从汉朝以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环境中，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影响国家的主体意识，先后产生了前宋明时期的“经学”、“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心学”，后宋明时期的“朴学”、“汉学”等形而上的理论成果，但其思想体系中却大量充斥进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私货”。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首先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造。他在继承荀子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理论的同时，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以及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形成了一套以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的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改造后"孔子之术"。董仲舒在首先把 “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之后，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学说，将儒学赋上神学色彩，从事实上贬斥了“民贵君轻”“不信鬼神”的先秦儒家思想。鉴于“君权神授”的理论使封建专制政权更加神圣化、合法化，所以董仲舒一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马上采纳。从董仲舒开始，由于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性化、民主化的东西被偷换篡改，儒学逐渐成为了统治阶级维护其封建秩序的政治工具。当儒学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原始儒学通过仁爱道德教育去启发人们遵守道德规范、通过修身修心来追求理想社会的意义和作用被大大地减弱。可以说，儒学的被制度化实际上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成了伪君子们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魏晋玄学乘此流弊而起。玄学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他们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学，讲求审查名号，教化万民。实行以“正名份”为中心的社会人伦秩序。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释道所取代，历时达七百年之多。
开始于北宋中期的理学，是儒学的又一次复兴。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在批判佛、道哲学的同时，通过探讨人与自然、社会和宇宙的关系，提出了“理气”、“太极”、“阴阳”、“知行”等观点，将中国古典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因而宋代大儒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在精心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理学体系，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在众多的理学流派中，朱熹可谓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朱熹之所以能跟孔子、董仲舒并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三位思想家，原因不仅在于他对理学建设的贡献，更在于他通过阐发理学、强化“三纲五常”来为封建统治服务。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诏定以朱熹等“传注为宗”。自此，程朱理学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
历经宋、元、明、清四代，历代统治者都通过删节编纂儒学典籍的手段，不断强化封建秩序。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为天理，如违反则可治罪。但“名教”针对的却主要是普通人，即“中人”。因为统治者认为上智“不待教而善”、而下愚“则待刑而惩”。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号称“以孝治天下”，但他对《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内容恨之入骨、一笔删掉，并妄称如孟子在世一定诛之。可见，先秦时期儒学大师们积极进取、仁爱为民、富有鲜活生命力的儒学，被抽去了活的灵魂。逐渐变得保守僵化起来，成了维护皇权、奴役人民的工具，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儒家所提倡的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道德规范，变成了强制人们接受的专制律条。如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在评论“天理”、“良心”时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意思是说，用"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比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这可说是对宋明儒学所造成的社会流弊的深刻批判。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以程朱理学为代表儒学也开始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反封建制度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而文化大革命，不分青红皂白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股脑的泼出去的行为，则是一场文化浩劫，则当别论。
（二）与时俱进，努力实现儒学的时代化、大众化。
——儒学的时代化、大众化是客观必然。
回顾儒家思想两千余年的变迁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秦时期以孔孟、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达着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播洒着轰轰烈烈的生命意志的张力。期间，虽然遭到诸子百家的批判和质疑，但在与诸子百家的观点对撞中，儒学注意吸收融合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使自己都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对推动封建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以为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儒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儒家应止于孔孟和荀子。
但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地位，不仅制约了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发展，也使儒学置身“唯上是从”的环境中，从紧贴生活本源的“实学”走向了以崇本尊经为特色的“心学”、“经学”。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工具的删选篡改下，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被遮掩，原有的民主包容和求实创新精神逐渐丧失，逐步演化成一整套钳制思想、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的伦理思想体系。
任何理论成果只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具有实践性、客观实用性，并能切实解决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才能被社会所接受，被人民大众所认同。但自宋明以后，儒学大师们往往抱着“皇权专制”的大腿，围绕统治者的需要在引经释典上下功夫。他们看不到世界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看不到或不愿承认昔日的“天朝大国”与西方诸国愈来愈大的差距，听不到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因而也就提不出符合国情的“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于是，在西方大国的坚船利炮面前“经学”、“理学”百无一用，在社会大变革的洪流面前“崇本举末”也没发挥多大效能。那么，一个保守僵化的、对现实社会无用的儒学被人民大众所疏远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了。这大概就是儒学逐渐走向衰落的主要客观原因。
对此，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辨证扬弃来正本清源，真正恢复经典儒学的本来面目，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紧贴时代脉搏弘扬发展儒学。使其与时俱进，逐步实现实现时代化、现代化，如果不这样做，而是对传统的东西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我们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或食古不化、固步自封，被历史的进步所淘汰。或“言必称希腊”，东施效颦，找不到自己的生命之根，在别人的屋檐下拾人牙慧，丧失软实力竞争中的话语权。
——什么是儒学的时代化、大众化？
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停滞守成的东西都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失去生命力的东西即使过去再先进，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中也将失去它的生存空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为了求得其生存地位，任何思想学说都应与时俱进，紧贴社会现实，完成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儒学的发展进程亦是这样。
所谓时代化，就是要紧密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着眼于儒学理念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积极探索、辨证扬弃，形成既与时代同步，又富有前瞻性探索的理论成果。使其成为当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厚土壤，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的文化链接，成为彰显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涵。
所谓大众化，就是将儒学理念与当代主流意识相联结，通过文化解读和实践诠释，通过儒学与当代主流意识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使儒学理念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认同，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日常行为、民族习惯、传承基因和实践指南。
——怎样实现儒学的时代化、大众化？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通过实现儒学的时代化、大众化，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儒学成为被人民群众普遍掌握、普遍崇尚、自觉奉行的伦理规范，成为占据国人主体思维、推动社会前进的显学、实学，有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综观目前的儒学研究工作，许多专家学者为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但从宏观角度看，儒学的继承弘扬工作还不尽人意。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的儒学研究还仅仅停留在专家学者们的论坛讲演与研究课题上，陶醉于学术思辨中，可以说还是一个“圈子文化”。在这个圈子内，学术研究愈来愈“经院化”、“边缘化”，看起来争论得很热闹，其实涉及范围很小，实际上是“茶杯里的风暴”。二是许多人脱离当前社会现实搞研究，满足于儒家经典语句的堆砌与诠释。多为低水平的重复，鲜见创造性的探索、批判性的创新。其结果研而无用、研非所用，对解决当前社会现实问题没什么作用。三是用西方文化思维模式来诠释儒学的社会价值，力图用儒学思想来修正和改造西方文化，用改造后的西方文化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还是缺乏文化自信，默认西方文化思维的主体地位。更有少数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某些儒学概念的诠释来达到标新立异的目的。或打着儒学研究的幌子聚敛不义之财，既败坏了儒学者的名份，又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
诸此种种，是很难完成继承弘扬儒学任务的。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儒学的时代化与大众化呢？笔者认为：
一是应以东方文化思维模式为主体，静下心来，以科学谨慎、严肃认真的态度搞好儒学文本与基础理论的研究。通过研究梳理原始儒学的经典原著，辨析儒学发展进程中哪些是有益的东西，哪些是封建糟粕，在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的基础上，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道、法、兵、墨、释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认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文明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儒学体系。
二是要认真搞好儒学与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儒学理念与实践的结合上解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民主与责任、仁爱与是非、平等与差别、个人自由与尊重他人等辩证关系，并运用儒学价值理念来调节上述范畴内遇到的现实问题。
三是要认真搞好儒学与西方文明及其新兴学科对话的研究。通过在实践哲学、价值哲学、生存哲学、生态哲学、发展哲学等多元领域中的对话与对撞，科学借鉴西方文明及其他新兴学科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四是要认真搞好儒学的大众化研究。使“儒学热”从专家学者的圈子中走出来，变成人民群众“天天读、天天悟、天天做”的道德规范，成为引领人们前行的理论灯塔。
在做好上述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儒学在实践层面的建设：
（1）要找准与当代主流意识的契合点。努力实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通之处。通过两者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实现儒学在当代的传承。使儒学成为培育主流意识的遗传基因，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土壤。
（2）要找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使其成为重构中国经济伦理的基础，塑造当代企业家核心价值的灵魂，培育中国企业文化的根本。
（3）找准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结合点，通过提炼儒家文化的凝聚力、亲和力，使其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精神链接，搞好民族团结的认同基因，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涵。
（4）找准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契合点。应该看到，世界已经进入“全球村”时代，我们也应适应时代特征，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来考虑把握的儒学的研究与发展。要恰当的处理儒学与全球文明、全球价值的关系，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原创魅力，在多元文化的对撞中，闯进主流，加强对话，增大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与博弈，对儒学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新挑战，儒学能不能给人们作出满意的回答，这有待实践的检验。
三、从实践的层面，弘扬发展儒商文化
儒家学说在其政治、思想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同时，孕育并创立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并力求用其经济思想直接付诸于或影响于当时的经济实践活动。而历代优秀商人也从儒家的“仁”、“义”、 “礼”、“智”、“信”、“忠孝”、“和谐”等众多理念中找到了经商的真谛，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于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领域的长期实践，便诞生了儒商。在古代，有管仲、子贡、计然、范蠡、白圭。在近代，有徽商、晋商、鲁商、苏商、赣商，在现代则有霍英东、邵逸夫、张瑞敏、柳传志等一大批既传承儒学理念又具有现代竞争意识的现代企业家。与此同时，儒家学说也通过历代文化交流被海外的许多企业家所接受，于是，便有了涩泽荣一、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等一些海外儒商。这些著名儒商虽然所处的时代、地域不同，所经营的产业、行业不同，所取得的经营业绩不同，但他们的哲学观念、价值理念、管理思想、经营艺术却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是具有一定共性的。这些相通的、共性的东西构成了后人所成的儒商概念、儒商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文化。
（一）儒商的精神特质及其实践。
纵观历代儒商的精神伦理与经营实践，儒商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
儒家伦理思想的出发点是仁，主旨是“爱人”。儒家的仁，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讲究以人为本，修身立人。因而，历代儒商都把仁者爱人作为行动的信条，借用儒家仁政思想来进行企业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内求仁心”，即在经营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重血缘关系、讲忠孝礼义，怀“仁爱”之心，建和谐氛围。如近代儒商孟洛川主张为人要做到“忠恕为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讲求在“瑞蚨祥”各店内要宽厚待人，走中庸之道。另一方面要“外行仁政”。如当代儒商、济南玫德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孔祥存身怀智慧、践行仁爱。在经营管理中，自觉地把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之宗旨与企业家的“精明”巧妙地结合起来，把《论语》要求的“纯粹”与社会生活需要的“包容”统一起来。他认为把企业做好，就是对自身、他人和社会负责，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要不断提高企业员工物质和精神令方面的幸福指数，为社会多作贡献。在他的领导下，企业20年从未亏损，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近几年，每年销售量都有20%的增长，税后利润达28%。工人年平均工资超过5万元，股东分红率超过167%。充分体现了儒商仁者爱人最基本的原则，也是经济道德的基本形式。
2、“立心为诚、诚信待人”的商业道德。
荀子强调“良贾”的原则，管子提出“诚贾”的概念，强调“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几千年来，有良知的经营者无不把诚信待人、注重商德作为创业立身之本。如作为旧中国最大的丝绸商号——瑞蚨祥，时刻不忘打出儒家亚圣孟子后裔的旗号，巧妙地将丝绸经营与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它始终秉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言不二价”的经营理念，把讲究诚信作为经商的最高境界，并且在所有出售商品上都写上这些字样，从而赢得顾客的青睐，拉来了大量的主顾和回头客，成为老字号中的佼佼者。再如制造紫雪丹的古配方要求使用“金锅银铲”煎制，对于这一苛刻的要求，多数医家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但乐氏家族为制造合格的紫雪丹，发动各房将金银首饰拿出来，放入锅内与药同煮，使金银元素在药中发挥作用，确保了古方紫雪丹的制药质量。此事虽已流传百年，但同仁堂至今没有忘记创始人“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家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从而使同仁堂的药物名扬海外、长盛不衰。
3、“义利合一”、“利缘义取”的经营理念。
价值是反映客体对主体有用性的哲学范畴，商业价值尺度的焦点实际上是义利关系。“义利合一”、“利缘义取”是儒商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也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儒家是肯定人的趋利性的，是要求人们追求富裕的，但关键是经商者要正当求利，“以义制利”、“利缘义取”。对此，历代儒商深谙此道。在义利面前，古今儒商都能明辨义利关系，见利思义。如近代歙商胡山经常告诫子孙，“吾有生以来唯膺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当代儒商青岛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宁愿遭受巨额损失，也不让残次品流入市场，带头砸毁不合格冰箱，最终以精品奉献社会，以名牌称雄世界，彰显出儒商“义为上”的崇高品质。
4、“行商有道、善识商机”的经营智慧。
《道德经》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在先哲们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它体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法则，人们应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遵循于道。运用到商业活动中，如遵循“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欠以利屈伸”的经营方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的目的，通过正当经营获取最大的利益，即为商道。儒商深谙此道，讲求以道生财、行商有道。如瑞蚨祥就经常引用《大学》中的经典名句“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商场如战场，能否准确及时地把握时机，得失只在几微之间。《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说徽商“以货殖为恒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即说明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儒商必须具备敏锐的商业眼光，必须具有善于权衡利弊、把握时机、收进售出以获得高利的机辨才能。济南玫德铸造公司的孔祥存虽不可能系统地读诵四书五经，但他的骨子里装的是儒学的精华。之所以在危机之中年年过得都不错、年年都有新超越，就在于他不背信条、独领真谛，逆向思维，在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封锁面前，他以“和谐共赢”的策略，化敌为友出奇制胜，最后创造了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4小时都有销售的“日不落”现象。这就是儒商智慧的独到之处。
5、“敢为人先、内圣外王”的思想境界。
荀子曰：“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葘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历代儒商都十分注意读书学习、自省修身。认为治国平天下当从修身修心开始，只有修身以德，修心向善，才能实现达人达己的理想目标。他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财富观对待财富分配，以悲天悯人和斯文自任的人文关怀对待社会，以推己及人及物与乐群贵和的行为对待企业员工客户；以积极入世、奋发进取、敢为人先的思想对待事业发展。
例如济南玫德铸造公司董事长孔祥存20年来坚持“天天读、天天做、天天悟”，他的体会是：“自学为主；边读边悟、学以致用”；正是由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天天悟”的完美统一，使他近几年来写出的经营理论文章达150余篇300多万字，获得“山东省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家”殊荣。更使他在“内省修身”的同时，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小企业变成总资产20多亿元、年收入20多亿元、年创利8亿元、企业品牌价值565亿元的同行业“全球老大”。
再比如日本著名的现代儒商稻盛和夫终生信奉“敬天爱人”的哲学理念，他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既不是“圆技术者之梦，更不是肥经营者一己之私腹，而是对员工及其家属现在和将来负责。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对人类的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他27岁创办“京瓷公司”，10年后将一个只有家庭作坊规模的企业发展为全球大公司。1984年，稻盛和夫又创立电信公司“第二电电”，使这两家公司都位居是500强之列，稻盛名下产业的销售总额达12000亿日元。2010年又接掌濒临破产的日航帅印，短期内即让日航扭亏为盈。稻盛和夫的成功实践是儒商内圣外王敢为人先的典范。
6、“达则兼济天下”、富而好施的人文情怀。
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从“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出发，把能否强国富民作为评判一个人是否仁义的重要标准。孔子在评价管仲的时候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就是说，只要通过努力，使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就是最大的仁。儒商兼具儒士与商人的双重属性。或融儒于商，或以商行儒，遵循上述思想，历代儒商都把产业报国，“达则兼济天下”视为自己的理想和义务，当仁不让。最早的儒商范蠡就是一个“富好行其德者”，主张“施民所喜，去民所恶”。子贡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兼济天下、富而好施成为儒商“达则兼济天下”的重要途径。比如香港邵逸夫先生自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据不完全统计，迄今，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超过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多个。亚洲首富李嘉诚把捐助公益事业作为生命的一部分，为全球公益事业慷慨捐助，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我国共接收来自境外捐赠40.8亿元，而其中香港李嘉诚的捐赠额就达20亿元人民币，充分体现出现代儒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从儒商的实践特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儒商。即：
1、儒商首先是“儒”，是有较高人文素养的文化人。这种文化不是文凭和学历资格，而是对文化的理解中产生的对社会的良知、良心和道义的担当。儒商是实业家，又是精神贵族。在维护公平中，他们自觉反哺社会。在内省修身中，儒商能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2、儒商必须是“商”。能干大事、创大业，实业报国。他们首先履行企业经营者的责任，“以人心做精品”，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金的同时，装满职工的口袋，维护客户的利益。
3、钱来的正当、干净，不谋与罪恶相伴的利润。用《论语》拨动算盘，在道义中展现商才。钱花的得体，体现人文关怀。
4、见利思义，有社会责任感。在反哺社会和维护公正中，实现人生价值。
5、仁民爱物、敬天爱人。与社会、员工、客户、大自然一起，形成休戚与共的有机生命体。
也就是说：“儒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者。一切以商品生产经营活动为本职工作，具有儒学思想理念和丰富学养，富有仁爱情怀和强烈的社会担当精神，并在实践中自觉实践儒学理念的经营管理者，都可称之谓儒商。
这是笔者对儒商的基本评价，这也应当是引起社会关注的新的理念。
（二）儒商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儒商是儒家经济思想与商业经济实践的产物。以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为指导，通过历代儒商在内省修身与经营管理两大领域的不断实践，形成了包括鲜明的儒商精神、儒商理念、儒商经营艺术，儒商实践意义及价值导向在内的儒商文化。
儒商文化是儒家经济思想与商业经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结晶。它揭示了“财自道生”这一人类商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阐明了“利缘义取”、“以诚为本”才能发展作大企业的客观真理；解析了“天与人”、“义与利”、 “道与术”、“舍与得”、“取与予”、“常与变”、“方与圆”、“利与害”、“生与死”等范畴的辩证关系，实乃经商办企业的大道之源。
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经济思想的精华所在，纵观二千多年来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儒商文化在历朝历代的商业经济发展中，都在发挥着正确的价值导向：
（1）胸怀天下、积极入世，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2）正直做人、仁义行事；诚信立命，自强不息，内圣外王，能把事业做大做强；
（3）追求人格的完美，修身爱人、善恶分明，有尊严地生活；
（4）把“论语”和“算盘”统一起来，以义制利，义利和谐，追求价值的最大化；
（5）拥有资产、精神富足、承担道义、弘扬文化，有自己美好的精神家园，是稳定社会、推动文明进步的中坚力量。
这些价值导向代表着历代中国商业伦理价值体系的先进潮流和前进方向。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儒商文化仍然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趋势，仍将发挥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
儒商文化的导向性趋势表现在：其一,它寻求经济活动与文化精神的沟通，能有效地推进现代商业活动与人们行为伦理的结合；其二,借助儒家思想及儒商文化的伦理体系和价值理念，来塑造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人格形象，可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其三,通过儒家思想价值理念与经济行为的有机结合，可有效地提升企业家的正确决策的能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最终实现企业家个人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追求的和谐统一，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儒商文化的现实作用体现在：儒商文化有着谦逊好学与兼容并包的思想内涵。它所具有的“仁爱向善”与“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以德教化”与“礼法共治”的管理理念、“自强不息”与“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持经达变”与“君子豹变”的人生智慧，都是西方文明所不具备的，而又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尤其是它“义为上”、“德为先”和“诚信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不悖的。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可以说儒商文化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商业文化基因，是培养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深厚土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企业管理，提高企业家道德素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构成。
为了尽快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必须继承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现代儒商文化。
（三）紧跟时代步伐，弘扬发展儒商文化。
儒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商业经济领域长期实践的结晶。它在中华经济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精神制高点，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的精神支撑点。
当然，说儒商文化是企业创新发展的精神支撑点，并不是说，儒商理念是尽善尽美的。客观的讲，儒商文化与儒家学说一样，相对于现代社会，也有其不足。比如，原有的儒商文化难以适应经济生活的新情况，也无法解决急剧变迁的经济生活提出的新问题。它所形成的自然的和宗法的两大根本理念，仅仅适应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不太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它无法回答资本积累与运作、决策与效益、劳动与分配、竞争与和谐、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等现实问题；对如何在经济体内实现公平公正、在国际市场博弈中实现和谐双赢、如何向民主政治结构和科学研究活动提供正向支持等，缺乏应有的研究及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扬长补短，实现儒商文化的质的飞跃，这需要一个革故鼎新、“凤凰涅磐”的过程。否则，它就难以成为现代企业家的重要思想武器，就不能引导企业家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环境中竞争取胜，实现“内圣外王”的宏伟夙愿。
儒商文化应怎样革故鼎新呢？
首先，儒商理论必须从实践的高度，贴近现代经济，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中、从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千万个企业家成功与失败中，去认识新情况，产生新思维，找到新理论，指导新实践。一句话，就是儒商文化必须有较强的实用性、指导性，为广大企业家所接受所认同。
二是儒商文化必须采取“兼容”的态度，从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营养。不管是兵家运筹帷幄的谋略、还是道家包容万象的宽宏胸怀，不论是易家的辩证思维，还是法家的以法治国；不论是老庄恬淡高深、有为无为的思辨，还是佛门众僧普渡众生的境界，都可为儒商文化提供许多新鲜血液，使其肌体更富有生命力。
三是儒商文化必须有开放的胸怀，从西方文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几百年来，西方在企业管理方面创造了许多富有竞争、创新精神的科学管理经验，这些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应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观察世界，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将其合理部分为我所用，而决不能以狭隘的民粹主义的态度对其全盘否定，无视前人已有的成果而“从零做起”。只有这样做了，儒商文化才会在继承儒家思想精髓的基础上，通过辩证扬弃，实现“凤凰涅槃”，才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指导性。当然，此儒商已非彼儒商，在这里我们可把它称为“现代儒商”，或“现代儒商文化”。
孟子曰：“万物皆备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我们热爱中国文化，我们钟情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伟大的时代，追寻伟大的先哲，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再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