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高速铁路 + 电动汽车 + 太阳能充电站 + 生态农场这样一种模式发展下去，三年可以初见成效，十年之内中国经济版图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个绿色的中国崛起了！ 不止是GDP上升，也“顺便”解决了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中国目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完成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有适当的机构负责策划、组织和管理。高速铁路必须由政府投资策划组织管理，电动汽车、太阳能充电站和生态农场只需要政府提供适当的指引和补贴，可以由企业（包括国企、民企或外企）投资策划组织管理。

　　政府的发展战略要得到有效的执行，必须有龙头企业带头实施；而行业的龙头企业要继续发展壮大，必须明白政府的战略部署。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地例子是石油行业。石油是中国发展和崛起最大的物质障碍，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与国内的可开采储量完全不成比例，而石油进口的运输线完全暴露于潜在对手的控制之内。但是，由于政府和企业配合默契，政府极力为企业开拓空间，企业积极寻找商业机会，利用金融危机创造的油价下跌空间，中国在石油资源和石油储备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解除了近忧。中石油在伊拉克站稳脚跟意义重大。（请参邹艺湘著《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 中国经济出版社）

　　但是，在同样重要，长远来看甚至更重要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却是另一番景象：整个太阳能光伏行业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原料加工等消耗能源、污染环境的工作留在国内，而把节约能源，改善环境的机会出口到国外；整个电动汽车行业都处于主管部门的“目录”、“标准”、“成熟和不成熟技术”等等的打压之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关主管领导言谈之间透露出来对国内企业的藐视，让人觉得他的立场更像某外国企业的代言人；拥有太阳能和电动汽车双重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避开国内令人垂涎的巨大市场，祈求到国外寻求认可搞“曲线救国”；许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被传媒讥讽为“山赛”，被各方围剿……

　　结果，在这个拥有上亿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国家，在这个汽车行业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世界第一的国家，竟然在最具战略性的电动汽车产业上仍停留于专家们和非专家们的纸上谈兵，竟然在与公路和铁路建设同样重要的充电站网络建设上仍陷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之中。过去几年，政府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所以才开创了一个潜在的“黄金时期”。如果要利用这段黄金时期让中国尽快崛起，我们还必须在产业政策和城市化策略方面加以改进。政企和谐，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一家上市公司，本身也是一家公众企业，企业的一言一行都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企业的经营成败也与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作为非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差别巨大，但作为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界限已不是很明显，都变成了公众公司，许多上市公司的高官也成了公众人物。作为公众人物的企业家和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协调，如果发生在会议室里而不是在酒吧、桑拿房或高尔夫球场，对公众的利益有益无害，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新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如果住房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制定房地产发展规划时多听听王石的意见，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可能比现在更健康；如果王石在考虑万科的长远发展战略时多了解铁道部的高速铁路发展规划和部署，对万科的众多股东和客户来说是福音。万科的前途和竞争力不在争夺“地王”，而在于高速铁路沿线中小城市的发展，在于把中小城市改变成大城市的过程中。王传福的“未来村”计划如果由万科来操盘，就成了“未来城”——在高速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发展绿色建筑，建设太阳能电站和充电站，普及电动汽车——当然，还要把万科的物业管理扩展到市镇管理。

　　如果有关部在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上多听听王传福、施振荣、朱共山及众多电动自行车厂家的意见，而不只是沉迷于汽车巨头们和专家学者们的众说纷纭，中国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也许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任何一个新产业的发展，都是在既富且贵的旧势力的口水中由草根新企业家们“干”出来的，从来不是由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在办公室“想”出来或由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们“说”出来的，也不是靠花钱或者靠让出市场从国外“买”过来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经验教训，也是今后三年或三十年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