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小岛上，一群新上任的政府官员志得意满准备发展本土工业。
然而，他们最终发现他们什么也做不成。有人计划做水果罐头，事先也没有调研，结果发现没人需要水果罐头，意外的是罐装人造黄油成功了；不过人造黄油是进口，罐头皮是进口，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人造黄油放进罐子。但是这种本土罐头比进口黄油还贵，于是乎，政府又不得不实行价格保护。
这一故事，来自诺贝尔奖得主维·苏·奈保（V.S.Naipaul，1932～） 的《模仿者》一书情节。这虽然是小说，实际上却无比真实。结合中国当下的产业政策之争，也让人思考，产业政策的边界在哪里？尤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
针对产业政策，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再次爆发近年来最为激烈的经济学争论。在《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一文中，张维迎指出产业政策不是新东西，也注定失败，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而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随后林毅夫则发表《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一文为产业政策正名，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出发，阐释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为何多数产业政策失败，以及中国何才能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他强调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就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论战人人关注，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完整读过两篇文章，甚至现在大家都在转的林毅夫老师文章《我和张维迎到底在争什么》，其实并不是这次产业政策讨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首发FT中文网，来自两年前我组织的《杨小凯专题》。
如何评价这一争论？这一问题不但涉及学术，也与现实紧密关系。争鸣并非坏事，目前各方讨论，在各类口水中，其实引发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值得留意的是，产业政策讨论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产业政策定义，其次是产业政策功过评价，最后则是中国是否应该实行甚至提倡产业政策。
首先，产业政策定义其实在国外也很复杂，有人认为是一种政策理念，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具体政策。我比较认同比较狭窄的定义，否则无从讨论——这其实也是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主要分别，张维迎对于产业政策定义比较具体，而林毅夫则把教育之类也视为产业政策。现代理念中，政府应该提供高质量的基础公共品服务，这为各方接受，并无争议，而政府是否应该以扭曲激励以达到鼓励某些产业优先发展的目的，则是狭隘定义下产业政策争论的要点。
这也大致是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定义，即产业政策的含义是政府有意识地促进工业发展，那么相对而言，产业政策则对应着政府更为具体的政策实践，而不是对于公共品的广泛提供。罗宾逊现为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此前任教哈佛大学，他的名气，在国内更多来自他与阿西莫格鲁合作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Why Nations Fail）。
其次，产业政策功过如何评价？
虽然不少坐了很多年冷板凳的产业政策学者对于这场辩论很激动，但考察评价产业政策在现实中的功过，真不是那么容易得出黑白分明的结论。
从国际经验看，成功和失败的产业政策比比皆是，甚至相同的政策，可能亚洲可以，在非洲就不行，或者反之。经济政策效果的问题在于，一方面需要长时段的考察，有的产业政策也许刚开始成功，随后则暴露短板，比如中国地方政府对于光伏产业的追逐，导致今日出处过剩的悲歌。
即使成功的产业政策，其实也存在看不见的成本，即某一产业即使证明成功，其实往往也是伴随着其他产业的牺牲，比如治理三文鱼产业成功表面与智利基金会推动有关，背后是多年探索与其他失败的结果。在国外，多次有过产业政策已死的说法，连最为迷信精英规划的日本，其通产省神话也随着经济衰退而终结。
最后，是否应该在中国提倡产业政策？不可否认，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但是论证国外有没有产业政策，甚至产业政策成功与否，并不能自动成为中国产业政策是非标准。
按照詹姆斯·罗宾逊等人研究，一方面产业政策可以是社会所需要的，并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有些国家的产业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也有不少国家遭遇失败，相同政策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也不少见，那么产业政策成败原因是什么？他认为在于采纳产业政策的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即如果产业政策是政治均衡的结果，那么即使能推出产业政策，也未必能采取理想的形式。
这意味着，任何政策应该讲究制度情景，在中国谈产业政策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制度环境。伴随着经济下行，中国地方竞争也开始变形，由增长锦标赛变为筑底竞争，这对于经济环境恶化的作用不言而喻。
如此，中国当下应该追问的问题，不是产业政策是好是坏，而是产业政策太多还是太少？一项立意不错的政策推出之后，在各类地方官员的激励之下，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对于现实稍微具有常识的人，相信不难得出判断。
按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转型理念，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不是关键，创造产业政策制度化框架设计指南更为实用。换言之，与其讨论政府是否应该出台产业政策，不如讨论如何改革政府机制，让政府出台有良好效果的产业政策的概率提升。
也正因此，从这三个层次而言，张维迎与林毅夫对于产业政策定义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其他两个层次也相去甚远。这也导致后续争论变为名词之争，价值观之争，FT中文网《产业政策大辩论》专题中也评价为“关公战秦琼”。
有意思的是，无论学问中人还是业界人物，大家一方面觉得这场辩论的糊涂之处甚多，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加入战团。产业政策研究在国内已经冷门多年，这次讨论除了坐冷板凳研究产业政策学者关注，更几乎有全民参与的趋势，我曾经戏言，“今天，你产业政策了么”，快成为财经界的近期见面语。站队之外，如何看待这一讨论所激发的情感含量？
首先，能够吸引诸多关注，原因在于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经济学家都介入这一讨论。张林两位，无论公众关注度还是个人背景都是中国经济学家一流人物，用互联网的话说，这两位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两大IP。
其次，错错杂杂的声音之中，其实暴露了民众与企业的不确定感与集体焦虑。
可以说，这场产业政策备受关注，最关键的背景在于国进民退。目前经济下行，一边是民间投资不旺，另一边则是大手笔的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不仅各类立项与投资提速，方向也令人不安。国资委所确定的国企改革两大基金在9月设立，其中国有资本风险投资总规模2000亿，国企结构调整基金设计规模3500亿。
有趣的一点是，我所在的《经济人》读书群也激发很多讨论，有群友提问，为什么产业政策的类似讨论在后发国家经常会引发很多波澜，东亚国家似乎更是如此？更为国际地看待，产业政策的辩论，其实不是中国特色，不仅后发国家往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讨论，在发达国家也难以避免。即使新自由主义方兴未艾的美国80年代，也曾经有过产业政策大讨论。
由此可见，产业政策的焦虑症其实是一种增长焦虑症，往往伴随着经济下行而诞生。抛开左右之争路线之争，类似辩论仍旧是后发国家时不时发作的转型痉挛。
张林产业之争，既是他们在两年前杨小凯追思会上政府与市场之争的延续（《张维迎林毅夫在争论什么》），更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