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下午,网友微博爆料称,当日凌晨零时左右,他与朋友李某和两个同事在安宁区北岸公馆姐妹烤肉店吃饭,听见门外有砸东西的声音,出于好奇,出门看时,发现有四五十个穿城管制服的人员在砸隔壁店门口的护栏。他朋友李某说了句“怎么把人家的护栏砸掉了”,进而指责城管的粗鲁作风。然后就围上来一群穿城管制服的人,有的说“你管的事多”,有的说“你废话真多”,其中有一个人直接用脚踢在朋友腿上,后面人都跟上来拳脚相加打朋友,他没办法直接把朋友在腰上抱住,打完之后他们第二次冲上来……就是一顿打,打得朋友满脸流血,他也被人打。可对方第三次又冲上来继续群殴一个人,其中有一个穿便装戴眼镜年龄50岁左右的人员在旁边指挥打人,并嚷嚷着“打你是轻的”。该网友配发一段视频,视频显示,6月24日零时14分许,两名身穿白衬衣的男子一前一后,一群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先后冲过去对前面的白衣男子一顿拳打脚踢,后面的白衣男子打电话似乎在报警。但视频很短,无法看清当事人的相貌。
后经媒体多方调查和问询,兰州市安宁区城管执法局被迫针对6月24日凌晨北岸公馆附近城管执法人员和食客发生冲突事件作出情况说明,承认双方之间确实发生过肢体冲突。
此事一经发酵,网友们均极义愤填膺:“人家就多问了一句,你们(代指城管)就大打出手、拳脚相加,简直毫无人性,真是一群活土匪啊!”
坦白说,对于网民们的直言鲠议,笔者是十分不以为意的。能对如此区区小事“感触良多、惊叹不止”,足以证明大家对“咱们”建国以前的历史知之甚少。为了能够“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咱连“血蔑咸京,杀人盈野”的事也都干过,群殴个把人还算事情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咱党创始人之一——老张”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19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000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老张杀害的无辜者。老张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他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老张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就开始杀人。仅1931年的9月—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老张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这位张大政要在主持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唯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
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
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
红四军十师副师长程绍山,
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
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
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
红一军军长许继慎,
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
副师长肖方、
政治部主任熊受暄,
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
参谋主任柯柏元、
副师长程绍山、
参谋长潘皈佛,
第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
政治委员罗炳刚,
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
政治委员李奚石,
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
政治委员封俊,
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
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
政委袁皋甫,
第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
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
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
第三十八团政委任难,
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
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
面对如此尸骨成山的迫害,老张还恬不知耻的对全党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算多。”
大家不妨仔细品味,城管头目那句“打你是轻的”,与老张那句“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算多”何其相似乃尔?!虽然时隔七十余年,那副“睥睨苍生,桀骜不驯”的神气兀自没变,可见这股蛮横霸道的“匪性”,实是“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打娘胎里带出来的”!
当然,笔者并没有兴趣探究这“匪性”的原罪,因为平心而论,历史上使用土匪手段的枭雄霸主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
譬如“无赖,嗜酒,好博弈,不治产业”的刘黑闼;“跨蹑燕齐,牢笼赵魏,好通戎夷,声振华夏”的窦建德;“火耕水耨之夫,荜门圭窦之子”的陈霸先;“扰乱中原,卒亡明室”的李自成。
对于他们,我们不能在道德上过于苛责,因为没有办法,在那样一个乱世下,你不用点土匪手段,你不心狠手辣,实在混不下去。
但是我们要明白,打天下的时候,你可以是流氓,可以是无赖,可以是混蛋,可以是土匪,治理天下的时候就不能再当土匪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刘黑闼上位之后,是不是也“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窦建德成事以后,也懂得“抚驭士卒,招集贤良”,陈霸先更是“饰无金翠,弥厉恭俭”,就连没什么文化的李自成,也都开始“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
这些狠角色开始突然开始装孙子了,不是没道理,因为他们懂得中国历史上有“治乱周期”。
治乱周期的特点就是: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后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节自《伎者歌》)
说白了,就是他们心里明白:如果不在老百姓面前克制一下,他们这群“坐寇”很有可能被另一群“土匪”打得落花流水。
《帝范》曰:“抚育黎元,钧陶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真是至理名言啊!
所以我希望城管委别光想着约炮、打牌、搞钱,也抽时间读一下《帝范》,让底下的小弟们出来的时候尽量装成个人样,不要以禽兽的面目出现!
要知道,在民不聊生的当下,任何一点点细小的摩擦或冲突,都足以让我国民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那时节,高高在上的所谓“革命队伍”,怕也只能“仓惶逃窜,重回太行”啊!
作者 赵丹阳 九零后半知名作家 Q:794487361 微信号:wuleihu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