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中国为何无法改变产能过剩的局面》
一
这篇文章的标题一开始就给人们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政府无法改变产能过剩局面。
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改变产能过剩局面的，改革才刚刚开始，结果还没有出来，但茅于轼先生就已经定性说：中国政府无法改变产能过剩局面。
再看一看茅于轼先生这篇文章的内容。
文章第一、二段的内容是：产能过剩的原因是投资高且消费不足。消费不足是因为分配给老百姓的钱少了，投资高是因为政府在分配中得到的钱太多。解决办法是减少投资，提高老百姓消费水平。这个办法茅于轼们提了好多年了，“却没有效果，原因是什么？”。
这个“却没有效果”是因为政府不采纳茅于轼们的这个办法，还是因为政府采纳了实行不下去，茅于轼先生没有说。但是，读者会想：为什么这样明显、这样简单的解决办法，说了好多年，都没有效果呢？
文章第三段是说明答案：“原因跟我们公有制有关系。公有制的国家一定是消费低投资旺，投资旺一定是产能过剩。”注意“一定”这个词，我很怀疑这个“一定”的存在。
文章第四、五、六、七段对这个答案进行解释，其逻辑是：
1、“财富的生产是靠要素，劳动资本和资源，资源主要是土地了，这三个东西是创造财富的原因。”在私有制社会，要素资本、劳动资本和资源都是私人所有。
2、而在我们公有制国家，劳动资本是归私人的，而要素资本有公家的和私人的，土地、矿山等资源是公家的，由于我们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所以，“财富创造的资本和资源是国家所有。因此，他创造的这部分财富归了国家”。
3、这具体表现在：GDP是全国人民一年生产财富的总量，这个财富中很大部分是国家的，“国家靠了资本，靠土地赚了钱，这些钱在私有制国家里头是归私人的。”。
在这里，茅于轼先生很巧妙地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人民拥有劳动资本，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但是国家占有了所创造财富的大部分，这不是国家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吗？还是私有好，国家没有办法用公有名义剥夺自己的财产。
文章第八段是上述逻辑的结论：“我们分配给老百姓的少，所以消费就比较低，分配给政府的大，所以投资就比较高，投资高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法改变的一个产能过剩的局面。”
文章第九、十段是举例证明，不光是钢铁水泥产能过剩，我们连电力也是产能过剩，现在电力用不完，还在投资盖电厂，我们的高速公路也是产能过剩。我们盖了很多豪华的设施，但这个利用率很低，因为老百姓现在没有多少钱享受这个豪华。
看到这里，问题来了：这么多豪华设施谁可以享受啊？茅于轼先生不说，还是让读者想像。
这一想像，就很容易把读者前面的不满情绪调动出来，产生了不能让权贵用公有名义剥夺人民财产的强烈认知。
文章第十一段是结论：“如果你的GDP分配给了国家，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所以你要改变这个产能过剩的毛病，就必须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
由于这里把读者心中的认知用结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很自然地让读者产生共鸣：茅于轼先生是我们的知音啊，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良心学者啊。
但是，还没有结束，茅于轼先生的最终目的在第十二、十三、十四段表现出来了，那就是国企的出路是私有化的结论。其理由是：
“这个问题有很多人看到，看到这个国企的低效率，种种的问题……”
“国企内大量的腐败，而私企就没有腐败问题，区别是很明显的。私企他有老板的监督，国企是没有老板的，国企的老板是老百姓，他怎么监督啊?”
文章第十四段内容表述的很精彩。先是说：“公有制企业是社会的蛀虫，把社会蛀空了，”紧接着，为了堵住人们批驳的借口，马上说：“我承认公有制有些企业有一些好的。而且在国外，公有制企业干的不错。”随后话风一转，“但是在中国不然，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大部分干的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有很大的利益在公有制企业里面，公有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政府派的。大国企都是部级干部，西方的大国企，不是部级干部，那是市场上涌现出来的能创造财富的一些人。”
最后告诉人们一句话：“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为主。”
二
这篇花了作者很大心思的文章，能成功调动人们情绪，事例也非常有说服力。而且文字少，简明扼要，易于传播。我注意了一下，点赞的人不少。
这样精彩的文章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讨论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不是正确。
观察一篇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的方法主要是看整个逻辑过程是否正确、依据是否真实、结论是否全面。
先看逻辑过程。这篇文章的逻辑起点是第四、五、六、七、八段，大意是：在我们公有制国家，劳动资本是归私人的，而要素资本有公家的和私人的，土地、矿山等资源是公家的，财富是劳动创造的，那么，创造的财富大部分应当分配给身为劳动者的人民，但是，每年GDP中大部分是国家的，分配给人民的少。也就是说，国家以公有的名义占有了人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
“我们分配给老百姓的少，所以消费就比较低，分配给政府的大，所以投资就比较高，投资高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法改变的一个产能过剩的局面。”
表面上看，这几段文字没有逻辑问题，分配理论也看不出问题，所说的也是事实。
但是，身为学者的茅于轼先生忽视了一点：每种理论都是有适用范围的，就象适用宏观物质世界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不适用于微观物质世界的量子力学一样，适用于微观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不适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学范围的产能过剩现象。
真正的经济学者都知道，分析一个国家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的原因应当站在宏观整体角度上分析，比如说，社会消费结构升级后产生的社会生产能力结构与社会消费需求结构不相应的矛盾；比如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结束后出现的生产资料市场需求萎缩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比如说，高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淘汰；比如说，国家市场资源被他国占领、某种能源或自然资源供应被切断导致国家很多产能被迫闲置。
也就是说，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可以有多种，并不是像茅于轼先生说的“产能过剩的原因是投资高且消费不足”那样简单。
至于资本投资的收益与分配问题应当站在企业角度上分析，有关资本收益分配的理论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茅于轼先生应该知道，企业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资本经营单位，政府的投资、居民的投资、各种组织的投资都要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实现，企业资本经营收益分配的理论不论是按照资本投资比例分配，还是按照各种资本对收益的贡献比例分配，都是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围。
把微观经济学的分配理论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内容，这比偷换概念更能欺骗人，我这里称之为偷换理论。
茅于轼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在这儿玩弄偷换理论把戏是想欺骗谁呢？
看看文章中的字眼就知道了：“他创造的这部分财富归了国家。”，“如果你的GDP分配给了国家，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他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认为国家在剥夺和浪费人民的财富，从而赞成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
三
茅于轼先生应该是知道微观经济学中的基本分配原理的。职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收入有工资收入与贡献收入，工资收入属于职工消费劳动资本换取的货币收入；贡献收入属于职工劳动资本的分红收入。企业的技术资本分红、生产资料资本分红和货币资本分红则是属于这些资本的投资者。
在公有制社会，国有企业的技术资本、生产资料资本和货币资本都是全民公有的，这些资本的分红收入应当属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国有企业职工。但在私有制社会，这些资本分红收入是资本家的。
无理由地克扣职工的工资收入或贡献收入的行为是剥削行为。反过来，无偿占有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分红收入的行为是贪污行为。
居民的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消费支出、生活享受支出、安全储蓄和投资。但是，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是同环境资源密切相关的，如交通运输条件、供水条件、供电条件、燃气供应条件、购物条件、安全条件、家居环境、子女教育环境、城区卫生环境、文化资源条件等等。这些环境资源属于社会公共资源，要通过国家投资来建设。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规模化生产出现了全自动化生产技术，个性化生产出现了3D打印技术，社会教育出现了虚拟现实技术，商业流通与医疗保健出现互联网+技术，当前很多的公共技术资源、公共生活资源、公共教育资源、公共互联网平台资源都需要建设。如果所有这些公共资源是私人投资建设的，那么，居民就必须付高价费用使用，因为这些公共资源变成私人的了。如果这些公共资源是用国民公共收入建设的，那么，居民可以用成本价使用。
自动化生产技术的出现必将使未来社会只需要10%以下的人口从事生产活动，其余90%的人将从繁重的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自动化生产技术、3D打印技术和互联网＋商业的技术的发展将使按需计划生产成为可能。社会就业困难现象将会是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到那时，将大部分国民公共收入分配给每个居民用于生存消费，少部分用于社会公共资源建设的情况将会自然而然的产生。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当前用国民公共收入进行大规模的公共资源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情况，是有可能在将来改变为：国民公共收入的大部分以福利形式分配给居民，少部分用于社会公共资源的投资。这类似西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
所以，茅于轼先生说的“公有制的国家一定是消费低投资旺，投资旺一定是产能过剩”的“一定”是有问题的。
在公有制社会，政府的高投资主要用于建设社会公共资源，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茅于轼先生说的政府高投资、居民低消费的现象目前是确实存在的。这种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尤其突出，毛泽东时代居民的低消费是建立在低生活消费成本和政府大力建设公共环境资源基础上的。
当国家用国民公共收入建设社会公共资源，改善人民生活条件，降低人民生活成本时，我们不能够说政府在用公有名义剥夺人民财产。
当国家没有用国民公共收入建设社会公共资源，国家进行的投资行为既没有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也没有降低人民生活成本时，说政府用公有名义剥夺人民财产是有道理的。
当国家用国民公共收入建设社会公共资源，但是经常盲目投资，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既没有较好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也没有大幅降低人民生活成本时，我们只能说政府在用公有名义浪费人民财产。
四
政府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投资是通过企业实现的。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接受政府投资、承担社会公共资源建设任务的企业。国企的经营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用国民公共收入建设社会公共资源的能力水平。
茅于轼先生说：“我承认公有制有些企业有一些好的。而且在国外，公有制企业干的不错。”
但是，他又坚持主张“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为主。”他的理由是：在中国，国企效率低，且腐败，老百姓没有办法监督国企，“政府有很大的利益在公有制企业里面，公有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政府派的。大国企都是部级干部，西方的大国企，不是部级干部，那是市场上涌现出来的能创造财富的一些人。”
茅于轼先生说的理由是事实，但是要作为国企私有化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他自己说了“而且在国外，公有制企业干的不错。”所以，他提出的国企问题解决方案实际上有二个，一是他坚持主张的国企私有化解决方案，二是他说的国外公有制企业的成功管理方案。
分析一下茅于轼先生的国企私有化理由，可以发现国企问题的根本要害是目前老百姓没有办法监督国企。如果能够解决当前老百姓监督国企经营的问题，那么，茅于轼先生的国企私有化理由还能存在吗？
如何解决老百姓监督国企经营的问题是一个管理问题，这个管理方案可以多种，既然茅于轼先生说了“在国外，公有制企业干的不错。”，那么，为什么不向外国学习管理公有制企业的成功经验？偏偏要走私有化之路呢？
难道你不知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是没有能力购买被拍卖的国有资产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把国有资产股份分配给老百姓后，身为小股东的老百姓同样没有能力监督国企经营吗？
难道你不知道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将是社会生产资料资本大兼并，老百姓将会永远失去生存自主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