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茅于轼先生的《中国需继续破除“公有制迷信”》一文
生产资料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拥有生产资料，我们就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多劳多得；没有生产资料，我们就只能给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打工，靠出售劳动力谋生，忍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就象失去土地的农民永远不会有生存自主权一样，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意味着失去了当家做主的权利，意味着失去了自主生存的资本。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劳动力资本再强，也只能做资本家的奴才。
所以，当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时，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就没有了生存自主权，平等的生存权利不复存在。人民失去了当家做主的经济基础，所谓的人民主权也就名存实亡。
生存自主权没有了，自由还会有吗？平等不存在了，民主还能存在吗？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当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存在时，真正的人民主权就不会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也是名存实亡。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过程就是剥夺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过程，请教茅于轼先生：你们鼓吹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是为了剥夺人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吗？你们鼓吹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是要扫平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兼并障碍吗？如果是，那么让人民失去生存自主权就是你们的目标吗？如果不是，那么你们鼓吹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目的何在，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国企低效率和高腐败吗？
为避免断章取义，这里全载一下茅于轼先生在《中国需继续破除“公有制迷信”》（2016-01-20 11:55发表于价值中国网）一文结尾的四段话：
“现在中国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前两次那么严重，但是病根子是相同的，都是公有制的迷信没有突破。首先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它们占用了巨大资源，无论是资金、土地、矿藏或各种配额，可是产出却很低。由于资源使用的不公平，还损及了社会其他经济成分获得资源的机会，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做出证明。其次是国企内部贪污腐化，这在私企里面发生的可能性较低。
国企的问题已经是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老问题。最近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是看到了所有权对企业运行效率的关系。但是没有摆脱对公有制的迷信，依然要靠一部分公有资本在企业中发挥作用。有鉴于国企在中国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确实比私企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加速建设的进度，所以，全盘私有化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但是我们也不可把国企在基础设施中的作用夸大到其他行业，变成对公有制的迷信。该公有的就公有，该私有的就私有，实事求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实为至理名言。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未必愿意把自己的的财产拿出来变成公有，让大家分享。相反，多半是想让别人的财产通过公有，自己能沾点光。所以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变为实际上的欺骗和掠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必须严格保护私有财产。所以才有“保护私产是道德之神”的说法。反过来看，财产公有往往发生在公有公平的口号下，实际上是你抢我夺，社会道德全面败坏。这一点在国际和国内的现代史中可以得到印证。
洛克的名言只是理论上的判断，而中国的实际经验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个判断。可惜的是中国至今并没有觉悟到公有制的局限性，还迷信它的优越性，不愿意对它进行客观的讨论。如果不能解放思想，走出对公有制的迷信，中国经济困境很难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茅于轼先生在结尾感叹说：“可惜的是中国至今并没有觉悟到公有制的局限性，还迷信它的优越性，不愿意对它进行客观的讨论。”那么，这里请茅于轼先生允许我和你们客观地讨论一下。
讨论之前，让我客观地理解你这篇文章表达的意思。你在文章结尾的几段话告诉我们几点：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做出证明，而且国企内部的贪污腐化在私企里面发生的可能性较低。二是国有企业占用了巨大资源，导致资源使用不公平，损及了社会其他经济成分获得资源的机会，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三是对最近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满，认为混合所有制没有摆脱对公有制的迷信，依然要靠一部分公有资本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四是承认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确实比私企更能降低交易费用，但认为不可把国企在基础设施中的作用夸大到其他行业，变成对公有制的迷信。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该公有的就公有，该私有的就私有。五是引用洛克的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推论说：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变为实际上的欺骗和掠夺。
既然要客观地讨论问题，那么所有的讨论都必须根据事实来分析问题，不能想当然地下结论。
茅于轼先生是学问人，应当有基本的思维分析能力，这里我们用事实和科学的逻辑分析来讨论你的结论正确性。
我们先从国有企业低效率和腐败程度高的问题开始讨论。我所知道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前30年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企业管理模式都是根据生产效率最大化要求设计，计划经济下的所有国有企业都以最大产出为目标，不是以盈利为目标。而改革开放后的国有企业开始面向市场以市场经营为主，企业管理模式是根据市场经营利润最大化要求设计。问一下茅于轼先生，你们说的国有企业效率低是指生产效率低还是指市场经营效率低？
如果你们指的是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比私有企业低，那么你们为什么承认“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确实比私企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加速建设的进度”呢？
如果你们指的是国有企业市场经营效率低，那么就是说国有企业在争夺市场方面没有私有企业效率高。问题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在市场经营上竞争不过私有企业？你们询问一下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职工和私营企业主，他们都知道事实的真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有企业规规矩矩地依赖国有商业渠道经营，不敢以行贿方式竞争市场，更无法偷税漏税。而私营企业能够通过行贿方式争夺原材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甚至偷税漏税，这直接导致国有企业贪污腐败现象大量产生。也就是说，是私有企业不正当的市场竞争手段导致国有企业市场经营效率低和高腐败现象。比较一下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国企腐败现象，就会发现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腐败现象很少，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国有企业市场经营效率低及高腐败现象与私有企业采取的不正当市场竞争手段相关。
现在，随着全自动化生产技术的推广、互联网+技术的全面发展、3D打印技术与机器人生产的普及，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因为产能过剩而更加激烈，私营企业为了生存必然会继续以行贿方式竞争市场，可以想见，国有企业的高腐败现象也必然会持续下去。
面对高科技革命和产能过剩带来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及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市场竞争问题，茅于轼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破除公有制迷信，通过国企私有化给私有企业让出市场，理由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且腐败。而政府提出的方案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与私企联合，双方共同进行供给侧改革，避免恶性市场竞争，对此，茅于轼先生很不高兴，认为中央政府需要破除公有制迷信。
学者做学问有三个原则：一是推论依据的事实要准确；二是推导分析过程要符合逻辑；三是得出的结论要全面。也就是说，做学问的人在面对问题时，要把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都列出来进行比较，从中寻找最优解决方案。
可是，身为学者的茅于轼先生没有这样做，因为国企改革明显有三个方案：一是私有化；二是实行混合所有制；三是坚持公有制，对国有企业实行实行新的计划经济。茅于轼先生完全无视第三个解决方案，根本不对第三个方案进行讨论分析，试问：这是做学问的态度吗？
先分析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方法有二：一是类似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的休克疗法，即国有企业职工分到企业股票，农民分到土地，股票和土地可以出售、转让。二是拍卖国有企业，所得资金用于补充社会养老基金或社会医疗保障基金等。这二种私有化方法产生的结果只有一个：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最终兼并到少数人手中，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自主权被少数人控制。
再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本质是股份合作，但前提是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其结果就是国有资本全面市场化、证券化，这给国企以证券买卖的方式私有化铺平了道路，最终可能出现私有金融资本控制国有资本的情况。资本是以逐利为目的的，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最终必然导致被私有金融资本控制的国企走向剥削人民大众的谋利之路。其结果必然是推高人民的生活成本。
最后分析国有企业坚持公有制的方案。在自动化生产和互联网+时代，如果国有企业不参与市场竞争，以成本价格向全国人民按需供应生产与生活资料，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从事福利性质的生产活动，那么，国有企业市场经营效率低和高腐败现象还会存在吗？私有企业还会有竞争力吗？这一方案的结果是人民永远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存自主权。也许茅于轼先生会高声反对这一方案说：这是市场垄断，是不正当竞争。问题是：私有企业是通过不正当竞争起家的，为什么你们不反对？而国有企业是人民所有的企业，以成本价格按需向人民供应生产与生活资料，不以赚人民的钱为目的，不再参与市场竞争，这怎么能说是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呢？
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新时代。自动化生产将使小农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面彻底淘汰，大多数农民与工人会失业；虚拟技术和远程教育技术的出现将使大多数教师失业；互联网+远程医疗保健平台的发展将使医生需求量大大减少；无人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将使司机行业消失；家政机器人的出现将会使保姆需求量减少；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使传统商品营销企业大量破产，这些技术革命最终会使社会大多数人失业。届时，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可以依靠企业分红生存，而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在失去工资收入后将陷入绝境，只能依靠社会救济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必然会出现如下现象：1、人们的劳动收益将远远低于资本投资收益，社会成员资本占有水平的不平等将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带来的是社会消费结构的畸形和市场的萎缩，最终会导致大量资本投资亏损，引发经济危机。
2、贫富分化的另一后果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会导致社会分化，引发政治危机。
3、资本的根本特性是逐利，对高效率自动化生产的盲目性过度投资必将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时，资本家对市场的竞争就会走向暴力阶段，战争将会降临人间。历史已经证明：唯利是图的资本一旦不受控制，就会给世界带来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
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永远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永远不会拥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当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这个社会就只有贫富高度分化的二种人：有产者和无产者。
问一下茅于轼先生，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私有化之后，你们有什么方法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兼并行为，你们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正在发生的贫富分化现象，你们有什么方法解决资本的盲目投资带来的恶性市场竞争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战争。在高科技革命产生全社会只需要10%人口从事工农业生产活动的现象时，你们有什么方法解决无产者失业的困境。
生产资料混合所有制的结果是什么？首先是公有的社会生产资料资本证券化，金融资本将主宰实业资本，进而在自动化生产的发展和公有生产资料资本证券化的推动下，我国实体经济将实现虚拟经济化，继而是私有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必将控制国有资本为自己谋利，国有资本将成为私有资本盘剥人民的工具，而国有资本被私有金融资本控制的结果将是：人民将在事实上丧失对公有生产资料的主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彻底进入生产资料私有制时代，爆发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一样的社会危机。
而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资源全民所有（民有）、利益全民共享（民亨）、投资全民控制（民权）。资源全民所有（民有）是指任何人和组织无权出售社会公共资源，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社会公共资源的经营成果分红权。利益全民共享（民亨）是社会成员选举代表经营社会公共资源，经营成果分红分为基础分红和贡献分红二种，基础分红是政府将当年的社会公共资源经营成果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收入（指基础生存资料年度配额收入），贡献分红就是完成工作任务的劳动收入（指工资或奖励收入）。投资全民控制（民权）是指社会资本重大投资决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由全体社会成员（或人民代表）民主投票决定。
实现资源全民所有（民有）、利益全民共享（民享）、投资全民控制（民权）的结果必然使社会生产活动进入新的计划经济时代，理由是：１、社会资本投资决策是在科学评估基础上投票决定，这种计划性投资必然使自动化生产具有计划性。２、每年的基础分红使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消费具有保障性，互联网+时代拥有的云计算能力和大数据必然使社会生存性消费物资生产活动具有按需生产和按需分配的计划性。３、3D打印技术和各种新材料的大量涌现，使产品结构不断升级，而社会成员稳定的基础分红和贡献分红使社会消费结构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具有预见性，从而能及时消除社会产品结构与社会消费结构不协调的矛盾，化解经济危机。
要解决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带来的产能过剩危机，唯一的途径就是实现社会生产活动的计划性，这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能做到。
要解决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带来的失业危机和贫富分化危机，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民有、民亨、民权。民有带来平等，民亨带来自由，民权带来民主，这一点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能做到，而生产资料私有化社会能做到吗？
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是：1、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本占有上的不平等（即生存地位不平等）；2、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在生产成果分配上被剥削与压迫（即劳动成果占有不自由和生存选择不自由）；3、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兼并使极少数人控制着社会资本的投资，社会绝大多数人无权干涉社会资源的投资决策（即社会投资不民主）。生存地位不平等带来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劳动成果占有不自由带来的是贫富社会分化，社会投资不民主带来的是产能过剩危机。
请问茅于轼先生：你们真的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能够带来社会平等、自由与民主吗？你们的理论依据何在？
讨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茅于轼先生引用的洛克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看英文原著，也不知道这个至理名言的出处在哪里，所以，我只能在这里针对“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这句话来分析。
首先，我知道生产资料是用来生产财富的财富，私有的财富称为财产，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自然也称为财产，所以，“财产不可公有”的意思是私有财富不可公有。至于“权力不可私有”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公权不可私有。
这句名言在字面上看不出问题，问题出在洛克说这句名言的背景。洛克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处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阶段，这句话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求，是保护资本家资本利益的政治口号。
但是，在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当代中国，生产资料公有权是社会公权的组成部分，公有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私人财产。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私有财产应该是人们利用公有生产资料在生产活动中多劳多得获取的财富。所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里说“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这句话时，意思应该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私人劳动所得财产不可公有，包括生产资料公有权在内的社会公权不可私有。
做学者的人都知道，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含义是不同的。既然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里，私有财富中不可能包含公有的生产资料，那么，财产这个词表达的内涵应该是除生产资料之外的私有财富。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看看茅于轼先生在这句名言基础上的推导过程：“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未必愿意把自己的的财产拿出来变成公有，让大家分享。相反，多半是想让别人的财产通过公有，自己能沾点光。所以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变为实际上的欺骗和掠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必须严格保护私有财产。所以才有“保护私产是道德之神”的说法。反过来看，财产公有往往发生在公有公平的口号下，实际上是你抢我夺，社会道德全面败坏。这一点在国际和国内的现代史中可以得到印证。”
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我国宪法里说的是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说实行财产公有制这句话，那么，“赞成财产公有”的财产指的是除生产资料之外的私有财富，还是指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私有财富，或者是单纯指私有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人们只有生产资料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当代中国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阶层的平民的财产中都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如果茅于轼先生说的“财产公有”指的是生产资料公有，那么“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未必愿意把自己的的财产拿出来变成公有”这句话就让人无法理解，因为生产资料本来就是公有的。
如果茅于轼先生说的“财产公有”指的是除生产资料之外的财产，那么“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未必愿意把自己的的财产拿出来变成公有，让大家分享”这句话就能理解了，由此可以推论出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是想欺骗和掠夺我的财产的结论，在这个基础上，后面“财产公有往往发生在公有公平的口号下，实际上是你抢我夺，社会道德全面败坏。”等几句话才能够逻辑性地出现。问题是：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是谁？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吗？可共产党人是拥护现行《宪法》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看看我国《宪法》就知道，在我国公有制只有一个，那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请问茅于轼先生：你说的“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变为实际上的欺骗和掠夺”这句话里的公有制到底是什么公有制？是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所有财产公有制，还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如果你指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请说明一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如何对人民进行欺骗和掠夺的。
讨论分析到这里，我有理由判断：茅于轼先生是在故意混淆概念，欺骗我们，因为财产公有与生产资料公有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而财产公有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是根本不同概念，但是，茅于轼先生故意偷换概念，引导人们做出错误判断。这不能不让我怀疑茅于轼先生是在恶意欺骗大众，别有祸心，而不是在犯善意的无知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茅于轼先生在文章中刻意回避生产资料一词，检索全文没有看到生产资料一词，而在全文有8处用到公有制一词。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财产公有制，所以，茅于轼先生高呼的破除“公有制迷信”就是要破除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迷信，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公有权，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欢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兼并，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放弃自己的生存自主权，心甘情愿地做资本家的奴才。
俗话说：断人财路，等于谋财害命。茅于轼先生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很仇恨，因为这种制度断了资本家的财路，为此，不惜以小人行径恶意欺骗人民，企图让人民误以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财产公有制，企图让人民误以为共产党政府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在掠夺人民的私有财富，企图让人民误以为即将来临的大规模失业危机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造成的，从而伺机鼓动人民起来推翻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殊不知，你们提倡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是真正的断广大人民的生存根本，是真正的剥夺广大人民的自主生存权利，是真正的把广大人民推向死路。
茅于轼先生，请告诉人民，我说的有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