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导读】
福柯曾经在《什么是启蒙？》中说过，要将关于自身的批判看成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而这种批判又包含着对启蒙的信念以及我们对于自由的永在的渴望。 批判几乎构成了人类得以生存的根本，它表达着人类的理性、智识、反思与拒绝，拒绝混沌的生而无活以及整个人类史曾出现的压迫和威权。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八十年代那热烈而反常的思潮，其内部都若隐若现着这样一种精神。虽然这两次启蒙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夭折，而在如今这样一个话语沉闷的年代，似乎连一种批判的氛围都已然消失，在沉闷之中，是否依然有着鲁迅精神的继承者，而这种理性而自律的声音，当精神被留存时，时代自能自证。(采访者：搜狐孔孔)
启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天性
搜狐文化：您最近其实关注点更多在中国文化史，从早期的《流氓的盛宴》到最近《华夏上古神系》，感觉都是以一个非常大的视野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溯流，就您这种书写是否也有一种启蒙的含义在里面呢，让人们重新去认识中国文化的演变，以历史的眼光进行一个大的批判？
朱大可：启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天性。启蒙者的主体首先必须是高度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在思想上完全自由和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你也是最人类的，你必须以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思考的基本底线。
所谓人类价值，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学术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以一个全球视界去看所有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你才看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如果你只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自我定位，在中国疆域的圈子里研究中国问题，就永远看不清事物的本性。而这恰恰就是迄今为止所有中国近现代学术的最大弊端。
搜狐文化：有些人就说全球化他会使文化丧失独特性。
朱大可：你只有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才能对你的研究对象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你还要不断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除了使用显微镜，你还需要在更宏大的生态空间里做物种学比较，你可能还需要使用解剖刀、基因检测或者其他手段，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研究对象的本质。许多人崇拜显微镜，相信从镜中获得的镜像，却不知道“管中窥豹”只是所有观察方式中的一种。
搜狐文化：其实如果一味的那样去保守就反而会让文化变脆弱。
朱大可：学人很自卑，拒绝去看外部世界，以为一头扎进钻进国学堆里就有了文化安全感。国学首先是文化鸵鸟的学术沙堆，其次才是焦虑的中产者的心灵鸡汤。我希望有一种更为开放的“中国学”，能够在全球视野和人类价值的框架里，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传统，并且给文化空虚的民众，提供真正有效的思想指南。
搜狐文化：您如何理解文革结束？
朱大可：我们实际上一直处于后文革时期。邓小平没有对文革做一个根本性清算，由此留下了后遗症。80年代，这个后遗症还没到今天这么严重的程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为文革支付的利息在不断地滚雪球，今天已经到了要为它付出高昂代价的时候。
《诗人之死》、《人啊，人》，戴厚英著
搜狐文化：您刚刚提到80年代，其实80年代有一个和新文化运动相似的启蒙思潮，但最终夭折了，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并未在中国扎根下来，这种反复的夭折，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到现在有着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历史上有几次这样的夭折。
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但“新文化运动”随后就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两个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向西方学习，所谓“科学”、“民主”这两个词就是来自西方的，但是很快在“五四运动”中，另一种排外的声音，马上就消解了“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努力，所以可以看做是一次夭折，起码也是挫折。然后是抗战和国内战争，战争终止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三次发生在49年以后，它由一系列政治运动组成，像反胡适、反胡风、反右之类，而文革是它的顶点。第四次发生在 80年代的启蒙时期，它刚刚开始，就被打断。
这种多次反复的打断，就像是社会疗愈过程，每进行到一半就中断了，结果会加剧这个病症的恶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而言，这是极为不利的状况。它已经在历史上做出了四次不良记录，制造了某种“习惯性夭折”。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沉重教训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80年代会成为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首先是，文革在政治上被终止了，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在组织、政治上都被清算了，但并没有完成思想文化的清算，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形成了两个很大的对抗力量，思想上的改革者，最突出的代表是周扬。有趣的是，他过去是一条典型的棍子，从延安开始，打了很多人，让很多人蒙受苦难，包括胡风和丁玲在内。虽然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但在文革中他被关了九年，这期间他开始反思和忏悔，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都错的，所以他会在文革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向所有的受害人流泪道歉。这种场面是非常罕见的。
作为一个加害者，周扬能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种个人勇气和忏悔深度是值得赞扬的，尽管也有极少数人，像丁玲，拒绝了他的道歉，但无论如何，他是党内知识分子拥有自我更新力量的代表，这种力量能够使当时的党出现一种亮色。但很可惜，周扬很快就遭到同志们的围剿，他熬过了文革，却没有熬过1986年底那场“反对自由化”的斗争。那么周扬为什么被批判呢？主要是因为他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核心不是阶级斗争理论，而是人道主义思想。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新发现。他的依据是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马克思关注人性、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理论，在这场大批判中再次被遮蔽。我们继续被引向意识形态误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刚刚被发现，就被彻底废弃了，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有给马克思和周扬平反。
人道主义思潮中有些作家，比如说著名的剧作家白桦、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比如戴厚英，写过《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比如巴金，写过《忏悔录》，他们都是重要的忏悔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厚英，她扮演过激进的红卫兵角色，是那种典型的加害者。最后她自己和自己所爱的诗人闻捷，都一同变成了受害者，正是这种戏剧性转变促成了她的觉醒。我觉得这是80年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很可惜他们数量稀少，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些当年红卫兵出来为他们在文革早期的行为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但这也仅限于个别人。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忏悔和道歉的基因，尽管孔子说“吾日三省于吾身”，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为什么孔子这么要求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人缺乏这种反思传统。
所以，为什么说启蒙运动是半吊子运动呢，那是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被确立起来。首先是没有追上人类的共同价值，结果被世界甩得很远。第二，由于没有人类价值观作为衡量工具，反思和忏悔就变得可疑起来。它很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是方向走偏的。
互联网时代，启蒙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双轨制
搜狐文化：现在学界又有人提出了“新启蒙”或者说“再启蒙”，但在如今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已经没有那种公共空间或者氛围，让知识分子像新文化运动或者说80年代那样，去重新开启一个启蒙。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朱大可：我觉得启蒙就像空气，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启蒙方式。过去的启蒙，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单向启蒙，而互联网制造了一种新的状况，那就是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共同启蒙，甚至互相启蒙，这种双向和多重的启蒙，是启蒙运动的2.0版。比如雷洋事件，你们可以看那么多的场景推测文章，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很多都是民众自己在做分析，而这种分析本身就是一次细小的启蒙，谁都无法阻止。互联网是启蒙的最大战地。
你实际上是无法管控他们这种互相启蒙的能力，这个能力在迅速生长，几年以前民众还没有升级到这种程度，现在这么多好文章，都写得很有趣，他们试图告诉我们，警权和人权、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它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启蒙正是在这些微观事件逐渐实现的。知识分子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跟过去完全不同，他参与到民众的自我启蒙当中，他不再是唯一的启蒙者，有时甚至他也在被启蒙的路上。当然，优秀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还是重要的，因为他可能看得更深更远，也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上一种双轨制，我认为，知识分子启蒙和民众自我启蒙，正在共同推动中国人的认知进步。
搜狐文化：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其实都是精英文化的繁盛期，知识和知识分子都被尊重，但现在却出现了“知识分子污名化”，甚至于在知识分子和民众，尤其是网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敌对关系。这是不是和知识分子内部的构成有关？
朱大可：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部门蓄意污名化，这个引导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也出了问题。知识分子不像过去那么完美了，他们过去被遮蔽的瑕疵，因互联网而被传播并放大了，这是一个祛魅的现代性过程，我对此并不感到担忧。我所忧虑是一部分知识者被权力或是资本所收买，说出各种违反“常识”的言论去误导民众，这会引发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所以我刚才讲知识分子启蒙力量不像过去那么强大了，但好在民众有了自我启蒙的能力，我觉这是一个有力的补偿。
搜狐文化：那您认为这种判断能力的进步的由来是什么？
朱大可：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让资讯获得传播。中国是互联网超级大国，删除永远跟不上发表的速度，管制的用工和成本现在已经不堪重负。这是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除非你把这个互联网关掉。但它制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所以政府也无法舍弃。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互联网的存在，为真相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传播是启动民智的最好方法，因为人们不管怎么样最基本的智力还在那里，是真是假是对是错，通过反复的比较，总是会找到一个相对正确的说法或想法，那就是民智，通过几次几十次之后，民众就学会如何去判断一个被官方界定的事件的真相。
搜狐文化：关于雷洋的很多分析其实是很理性的。
朱大可：相当理性，没有越出宪法和法规的范围，我觉得这点非常好，正是这种理性的分析和批判，而不是那种狂热的攻击，才是社会自我进化的标记。
搜狐文化：很多东西在中国都会偏离它本该被讨论的轨道，而变成一种道德批判，就像雷洋事件，有些人的关注点都朝向了嫖娼，但其实这是一个执法和法制的问题。您认为其实官方引导还是中国社会本身就有这样一个痼疾呢？
朱大可：有人在利用民众的这种道德洁癖，这是很正常的。一些人热衷于扮演道德民兵的角色。这个博弈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你可以发现，聪明人的声音会越来越多，而那种被利用的声音，比较愚蠢的声音会越来越弱，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以前这种情况几乎一面倒，肯定是铺天盖地的道德谴责。但是你看这次不一样，人们纷纷出来要澄清一点，嫖娼是嫖娼，被打死是被打死，这是两个事情，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以前做不到一点，就是一年以前都做不到这点，我觉得就短短一年里边，民众的政治智力已经有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鲁迅在90后一代已经失宠
搜狐文化：今年也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前几年的教科书讨论，有人认为鲁迅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以及不适用与当代了，特别是他后期的一些更加冷酷的那种批判方式，所以要弱化他的影响，您认为，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应该思考鲁迅吗？如果是的话，又该如何让鲁迅在当代产生影响？
朱大可：我曾经把把鲁迅分成两种鲁迅，一个是北平鲁迅，一个是上海鲁迅。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立场。
北平时期的鲁迅，写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故事新编》之类的小说等，还包括《野草》这样的散文。这是鲁迅的重大贡献，他使现代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上海时期的鲁迅
上海时期的鲁迅，相对来说他的原创性下降了，首先是没有写出小说和散文来，虽然传说当中他曾经打算写一部长篇，最后也没见到他动手。上海鲁迅的主要文体是杂文，而杂文的主要方式就是批判。对上海鲁迅还要做一些细分，其中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国民性，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写出的反抗性文本，这部分仍然是鲁迅精神的伟大呈现，而且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北平鲁迅的一种延续。但还有一小部分是情绪化的人身攻击，我觉得这部分要舍弃掉。这是鲁迅的弱点，不能把这个弱点当作鲁迅的旗子高高举起。一定要对这两个部分的上海鲁迅再做一次甄别。那种宣称鲁迅是“完美的战士”的人，是在利用和捧杀鲁迅。
搜狐文化：鲁迅后期的个人仇恨性的批判，和文革后来的那种非友即敌式话语，有什么内在的思想继承吗？
朱大可：在上海时期，那种显而易见的憎恨，弥漫在杂文里，这些憎恨有些是公共的，是“为民而恨”，属于大爱的一部分，而有些是非常私人的，是可以打个问号的。一般而言，当恨没有跟爱融解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憎恨就会出问题。而被割裂的憎恨，更是容易被人利用。文革初期，鲁迅再一次变成重要的话语武器。鲁迅的语言被大量用在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成为戕害他人的暴力工具。他的憎恨被片面放大了，成为一种普遍的憎恨情结，这是鲁迅的悲哀，他根本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话语未来。
搜狐文化：鲁迅其实一生没有归过什么具体的派别或者主义，他始终有的只是一种内在的批判精神吧。
朱大可：我最喜欢他的就是这一点。坦率地讲，我们都是鲁迅这一派的人。我在对鲁迅做这样那样的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自己做分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受鲁迅的影响，跟他的人格有相似之处。我们要继承的不只是他的憎恨遗产，而是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鲁迅不跟人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他的脊梁始终是笔直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恰应该作为面对“问题中国”的基本立场，而被现在青年一代所汲取。但我们可能是鲁迅的最后一代粉丝了。在90后那里，他似乎已经失宠。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一个问题成堆、需要千万个鲁迅的年代，鲁迅却在离我们远去。这是中国的另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