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没有哪种知识精英比经济学家更为风光体面。在这个时代，敢于和娱乐明星比拼出镜率和出场费的，恐怕只有所谓的明星经济学家了。
这是一个繁花似锦，但却有些百无聊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人欲无穷，食髓知味的时代；这同时更是一个适合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时代。
作为在这个大时代中成长的一员，每天看见最多的就是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满着疲惫和无奈，却又透露着些许贪婪，但眼中没有任何兴趣的光芒。本应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却满脸沧桑，从早到晚地被关在教室里做着无穷无尽的功课，感受着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改变的应试教育体制。人们一窝蜂的挤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欲望的驱使和财富的贪婪让人们互相竞争和推搡，践踏着流逝的时光和原有的快乐。
然而，对于本应执着于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们，我们却发现，他们却比普通大众更容易沉溺于欲望之海。经济学家们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相互捧高，互称为大师，使这个其实没有经济学大师的时代，有了空前热闹的“学术气氛”。
转身之后，经济学家们又和媒体、出版商结成联盟，适时地发表一篇篇媒体文章、一个个耸人听闻的观点、一本本貌似高大上的财经畅销书，成功地将经济学由个人的爱好转变为大众的狂欢。喧闹过后，部分经济学家又忙于和开发商、地方官员紧密合作，从宏观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角度将一些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和老街区夷为平地，然后建造起千篇一律的购物广场和商业楼盘。
经济学家们没有改变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反而让欲望的海洋蔓延的越来越广。纯真的事物一步步消亡，而无趣的事物却在一点点滋生。
然而，作为社会成员中的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时代将会改变。孩子们将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将有健全的思想，兴趣而非功利会成为工作和生活的动力。很多时候，在这个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时代里，我们本寄望于经济学家们成为时代的领航者，带领着社会成员改变这个时代。
当然，这需要经济学家们有着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俗点来说，一方面是对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而另一方面则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其他科研工作者，在衡量任何事物时，需要看重的是它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它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态度，也是做科学研究的基准。
如今的经济社会就是一个“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大染缸，没有哪个学科比经济学更耀眼更璀璨夺目，也没有哪个行业和学科，与权力和资本关系如此密切自然，当今的社会也没有哪种知识精英比经济学家更为风光体面。这个时代，敢于和娱乐明星比拼出镜率和出场费的，恐怕只有所谓的明星经济学家了。
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做经济理论研究的越来越少，他们天天致力于揣摩老百姓想什么，老百姓想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以投其所好。事实上，放眼全世界，人们很难看到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成为娱乐的明星，具有如此大社会知名度和公众影响力。
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部分经济学家的言不由衷，翻看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显得理性和谨慎，得出的经济结论一般都是很保守的。但是，当他们面对媒体、大众和镜头时，他们就变得轻率起来，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深知媒体需要什么去博得版面，更深知大众喜欢听什么、期待听什么，怎样表达才能引起轰动和话题。在不断的揣摩和迎合中，便有了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某些经济学家的信口开河，甚至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他们不是用自己独立和专业的判断，去引导社会、给公众正确的导向建议，而是通过出镜率和争议度来提升自己的出场费。
如今，某些经济学家出场费动辄数万、数十万，真可谓“名利双收”。从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不管其专业素养如何，都喜欢挂上“经济学家”的名号，以便于发表言论哗众取宠，对错与否并不重要，关健是便于扩大个人的知名度。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说话是有逻辑和理论的，靠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去说服别人，而不是空挂着一副“经济学家”的头衔，靠煽情和鼓动却附和舆论和民意，靠夸张的结论去博得知名度（尽管知名度并不代表美誉度，甚至有可能是丑誉度）。任何一项科学的经济政策，都是通过经济现象来挖掘现象的成因，再通过建模型和对模型做检验，最后再提出对策建议才能得出的。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只有极少数能够按照上述学术研究路径，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分析，更多的则是，仅凭对经济现象表相的些许观察就匆促做出结论。
与真正的经济学家埋头做学术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打着“经济学家”名号的人，几乎天天在网络和媒体上大放厥词，老百姓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没有系统的探索和研究，这样说出来的话，最终只会成为大众茶壶饭后的笑柄罢了。合格的经济学家很少说，而挂着“经济学家”名号的则天天说，久而久之大众就以为那些在媒体上频繁曝光的人代表了经济学家，当他们说出的话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时候，大众便开始怀疑经济学家是否可信了，殊不知，这一类的“经济学家”只是南郭先生罢了。
我们需要经济学家，但他们的曝光度和所谓的知名度，不能作为衡量其真才实学的标准。公众需要经济学家对经济大环境的解释，但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须是经过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所得出的，而不是仅凭感觉急切地作出的结论，更不能纯粹是为了附和少数人的利益诉求。作为学者是应该具有学术公信力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深刻影响着大众，经济学家不是明星，不能只顾自身的利益和被关注的程度，如果是这样，那他们迟早会刷爆储存着经济学家公信力的那张卡。
譬如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毫无疑问，2004年的“郎顾之争”一役，是将郎咸平登上公众人物之巅的直接推手。虽然，在顾雏军出狱喊冤之后，格林柯尔这个独立案例尚存一定的争议性，但是，在2004年“国退民进”狂热之时，面对国有资产贱卖、权钱交易横行的乱象，郎咸平能够用专业的财务分析方法，透过国企改革个案的详细解剖，从而引发全民性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应该说，郎咸平此举，无论是对于国企改革技术环节的修正、还是对于更广泛层面公平正义的呼吁，其时均堪称居功至伟。
不可否认，2004年郎咸平的一战成名，有其自身专业学养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出生台湾、求学美国、辗转香港的经济学家，与内地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卷入学术政治以及利益代言相比，其时更为独立、亦近乎没有任何利益羁绊的郎咸平，更便于其登高一呼，直言国企改革乱象。“郎旋风”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一度压得国内经济学家“万马齐喑”，郎咸平亦因此获得“郎监管”的美誉。
不得不承认，郎咸平是一个精力充沛、天分极高之人，在名扬海内之后，其身份逐渐演化为财经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演讲家，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均做得风生水起，由其担任主持人（或嘉宾主持）的财经郎闲评、财经郎眼等节目，均在不同时期成为风靡全国的财经节目，而以一年数本速度推出的《郎咸平说系列》，更是从未在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中消失，2011年甚至名列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中第九，与此同时，其每场高达25万元左右的出场费，更可与当红娱乐明星相媲美，而将国内经济学家映衬得暗淡无光。
可是，从来“两全其美”对于世人是一种奢侈，对于郎咸平亦是如此。与其曝光在镁光灯下的频率近乎成正比，学界对其异议亦“贬声”日起，攻其哗众取宠者有之，议其财迷心窍者有之，斥其阴谋论者更有之。
尽管，在学界对其贬声如潮中，不排除有部分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但是，客观而言，纵观郎咸平近年来的学者之路，在其畅销书着作等身之时，专业的学术论文却日渐乏善可陈，能够证明其经济学家（或金融学家）地位的，仍然是其200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着。而如果细究其近年来的文章（或演讲），无论是其指点宏观经济、金融业，还是其纵论地产业、制造业，在遵循同一条“危机临近”的线索之下，几乎均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阴谋论”过多而建设性近无。
10年，郎咸平完成了从纯粹学者到兼职明星的转换之旅，而这样的异变，是如此地彻底、如此地“市场化”，又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因为对于“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们而言，郎咸平的异变，可谓是得不偿失。
也许，与国内经济学家过于“忧庙堂之所忧”相比，郎咸平特有的“愤民意之所慨”，自有其可贵之所在。但是，其过于附和民意（甚至挑逗民意），而失之于学者应有的严谨和理性，必然令其在声名日增之时，非议与不解尾随相伴。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这句诗可以成为当下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谶语，道尽了官本位思想与物欲横流对经济学者的腐蚀与摧残。仅靠只言片语就能激起千层大浪，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学家的学术问题，更隐晦地指向了到了经济学家的职业操守。经济学家学业不精的形象可谓是深入人心久矣。曾经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如今在社会中竟显得如此苍白和虚弱，怎能不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产生信任危机呢？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并不是依赖于经济学家的预言，而那些总是预测失灵的经济学家只会让自己越发地无地自容。经济学家们云集在大众传媒版面、飞机头等舱、五星级酒店中，几乎和娱乐明星一样，热闹非凡，哗众取宠，吸引眼球，却无关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和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