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湖北两省由于在即将举行高考前夕大规模减少招生规模，用高招名额，支援边远落后地区，这本是实行大一统的垂直领导体制的中国司空见惯的事——发达地区支援落后地区、汉族聚居地区支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开展大型跨区域工程等措施屡见不鲜，但却引发了两省孩子家长的强烈反弹，平常唯谨唯慎的民众一改温和脾气，走上街头聚集以和平但却让政府感到恐惧的方式表达不满和诉求。

　　湖北省据说公开表达诉求的人较多，所以民众诉求得到了较好满足，政府承诺公办本科院校在本省的招生计划不降，总招生计划不降，事态逐渐平息。不过在江苏没有形成大的声势，所以表达诉求者受到一些简单处理和对待，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们把气撒在表态比较官式、缺乏灵活性的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身上，甚至有人对其进行人肉搜索，了解了其在上海的房产、孩子在国外受教育以及本人快速升迁的信息。它们强化了民众对自身受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印象，从而在表达诉求中更加情绪化。

　　平心而论，发达地区高考减招本身就像其他项目一样，是中央政府从全国大局考虑，倾斜边远、落后、民族、贫困地区，以促进各地区平等、平衡和公平的政策措施。比如内陆省份的援藏援疆项目一直在进行，这些措施本身是否得当、有效，另当别论，但它们确实是为了加强全国性公平和平等的一个办法，在大一统的国家不是新鲜事，在它们施行的过程中从未遇到任何称得上阻力的障碍。绝大多数民众已经习惯了做一个顺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是一种常态。

　　但高考减招却动了孩子们的奶酪，也撩了民众内心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弦。教育特别是高考，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之一，孩子正处于受教育期的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都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无论是从情感、心理还是实际情况看，孩子都居于这些家庭最重要的位置上，培养他们成人成才，关系到每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关系到它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无论怎么关切、怎么重视，都不算过分。另一方面，两省早已习惯了官僚主义的上命下达的传统管理方式，它们提出的减招计划只有框架，却没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以及具体的实施办法，特别是对本省民众的补偿措施，因而甫一提出立即招致反弹浪潮。再加上在民众表达诉求后，反应滞后，当局处置方式流于简单粗暴，所以激化了事态。

　　民众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的强烈情绪，是对受到一切不公不平后愤怒的总爆发。中国正在转型发展中，体制的僵化，监督的缺失，以及人性的自私，都导致了中国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期。而教育是在现有条件下弥补他们自己受到的不公不平，改变现状的唯一机会，因此教育平等和公平，是中国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平等和公平，在此处受到的差别待遇将受到最本能和危险的抵抗。

　　近来，社会上流行“寒门再无贵子”之说。尽管其程度有待商榷，但却是中国现状的准确和直观描述。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分化，就集中表现在教育上。处在上层的权贵、官僚和有钱人家庭的孩子可以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不争的事实。权力垄断、腐败等加剧了教育不公不平，学校不再是圣地，对每个家庭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们丧失希望，而对一个国家来说，由于在此教育体制下无法更充分地拔擢人才，因此也将是一个根本的伤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江苏两省高考减招事件是一个预警，一个提醒，它让每个人，每个家庭，以及国家政府的掌管者，都要思考公平和平等的教育对它们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