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大硕士涉嫖娼被控制后身亡引起广泛关注，人们花很多力气去探讨死因到底是什么、执法过程是否有问题、嫖娼的证据等，这中间有义愤、有同情、有嘲讽，也期望从这件事情总寻找出现实意义。人们说孙志刚的死改变了收容遣送制度，也希望雷洋的死能改变嫖娼的处理过程，但我觉得最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摄像头不要坏。
坏掉的摄像头
在一些热点事件中，摄像头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坏掉，雷洋这次果真又是这样。
那假设摄像头没坏，会发生什么？实时监控面前不需要主观猜测和解释，它会如实的呈现客观现实，事实之后只需要法律，不需要导入那么多必须人参与的环节。正是因为摄像头坏了，事情本身成为黑盒，所以才有各种推测。摄像头的坏掉相当于把一个本来可以很客观的事情，变成了一件要经过人手操作的主观的事情。
那摄像头可不可以不坏？如果从加固摄像头的角度来看那摄像头就会被注入主观操作，结果就是一定会时不时的坏掉。但换种技术思路后，我们会发现这并非不可解决。从技术角度看，数据完全可以实时被传到云上。既然直播可以做到，那实时记录在云上就越来越没有技术难度，最多是开始的时候码率低一点。
技术上可解决之后，剩下的就是政治和经济问题。
理想情况是国家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心来存储所有的公共数据，所有公共区域的摄像头直接把数据存储到这云上，包括执法记录仪，交通记录等。各具体单位对此有使用权，但没有删除修改的权利。同时立法并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数据的可见范围，由全国唯一的机构对云进行管理。
如果这种体系可以建立，那加上了云的摄像头就很像悬在人们头顶的一面镜子，镜子里折射出来的光芒就会让不透明的角落少掉很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系统一旦建立，那作为端的摄像头其坏掉的可能性就会大幅降低。
有些问题比如恐怖主义，通常很难在社会、法律、政治层面在短时间内进行解决，但确实可以在科技层面来检测脑波、做小的无人机等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雷洋事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虽然可以是主观反省如何改变制度、如何执法等，但见效快更应该是让这类事情远离主观，让事实可以清晰追溯。如果在天上放一只什么都能看到的眼睛，那雷洋这类事情必会大幅降低。
人工智能+
这次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浪潮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语音识别和计算机视觉上，在语音识别和人脸这种专门的领域里，深度学习可以把精度推到99%以上。
如果上面说的公共视频存储云得以实现，那再加上人工智能，我们就可以想象另外一番景象：
一旦视频的内容是可以识别的，那就可以做出来实时的治安分布，那里有抢劫，那里有打架追逐，那里有群体性事件可以实时的体现出来。
一旦人脸和身体特征可以精确识别，那犯罪行为迅速就可以定位到个人，并实时追踪到他的行动路线。
再进一步，如果人工智能可以综述整个过程，那雷洋这种事件基于视频的总结概括就可以直接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一过程完全不需要人为参与。
技术上实现最后一点还有点距离，但让人工智能写稿再加上精确的判定违停这类事情实际上已经出现，而这两种方向的合流最后就会达成上述的目的，两者的内在发展趋势是在同一方向上。
这并不是科幻。
以当前的技术成熟度来看，实现数据放在云端之后做基本的行为识别和人脸比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可以从交通管理上看到一点迹象。如果你到上海打车，你会发现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非常注意那里能停车，那里不能停。原因很简单：一是城市里被布满了摄像头，二是眼下的摄像头背后都有深度学习算法支持，识别精度变的非常的高。
而要想实现上面说的人工智能+，首先要把数据放在云上，而这点确定无疑的是经济、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当公务员变成人工智能
我们这个社会大致是这么分工的：
一部分人处理自己的事，比如做企业，做手艺人。
一部分处理别人的事，比如政府和非盈利组织。
这就会导致有的人做的是纯自己的事情，有的人做的是公共事务（主要是别人的事情），所以才有为人民服务一说。但骨子里人的生物特征导致大多数人并不适合处理公共事务。无私和有情、有欲在这种公共事务上的对冲特别明显。有情所以有私，有私就很难彻底的公心公论。既然人有远近亲疏，那当事人肯定更倾向于保护离自己近的人，所以我们才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但也正是这种情感会驱动人们把公共服务项目变成自家的地盘，从这角度看爱自己的家人与贪腐其实背后是同一种推动力，也都来自于人的生物特征。这就形成了贪腐难治的根本难题，毕竟生物特征在几千年这样的时间尺度上不可变更。
黄仁宇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万历十五年》，其中提到的一些事情特别有意思。在明朝的时候出现过一种千古奇葩的局面，万历皇帝曾经向臣子们消极怠工，不理朝政(部分)，即不出席必须他出席的仪式，也不递补高级官员。而导致这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文官集团不允许他废长立幼，所以导致他最喜欢的郑贵妃郁郁寡欢，于是他准备与他的文官集团做持久的斗争。当然这也不单是一个狗血的爱情故事，在当皇帝的那些年，万历皇帝似乎也认识到了自己的文官集团有两面三刀的嫌疑，一方面拿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放到表面上来要求别人，另一方面则也会私欲作祟，做很不堪的事情。万历皇帝自己被限制到没钱赏赐宫女，要干记账开白条这种很没面子的事情，他外祖父也因为没钱要拿公家东西牟利，结果被发现后备受攻击，但这种节俭的主要倡导者张居正却被发现生活非常奢侈，有许多珍贵的珠玉和字画，还蓄养非常多的美人，这些事情让万历皇帝大为恼火，却又无所适从，最终就他就选择了消极怠工。
我们有理由相信万历皇帝所要面对的难题其实一直再持续，而做公共事务的人大多的人可能还不如张居正。这问题的关键解决手段也并不能靠自律并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约束，这事其实已经实践几千年，有效果，但效果有限。
所以解决这问题的根本思路首先是透明，比如把摄像头的数据放到云端，这相当于为公共事务添加一面随时可以回溯的镜子；其次则是把人从公共利益的执行层里面替代出去。前者相当于为人性添加刚性约束，一定有效果，但也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对抗措施，后者则可以更彻底的解决这问题，让人这种有私的动物，远离公共事务的执行。
小结
与很多人想的不同，纵观历史，国家权利分割方式本身并不有价值意义，一种看着还好的制度一样可以催生出希特勒。所以说最终具有价值意义的是结果中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影响而非形式。四处安装摄像头，并在云端分析这事在个人隐私保护很重的国家是很难行的通的，但在我们这里却问题不大，可以看成是改善现状的不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