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八十九年，对中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什么呢？一个大一统幅员辽阔的国家却又实行人等划分，一个异族统治的国家却在广发吸收外来的科技文化，一个商品经济最为政府推崇却抑制私商发展的时代，一个对中原礼教不甚重视却推行一些奴隶制度的王朝，这段历史于正史的计算延续了89年，抛开国家命运的兴衰荣辱，来探讨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些发展现象也是富有深意的。
首先，国家的生存空间扩大，交通建设也必然成为重要的事业，陆路、水路和海路的拓展与规范化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是值得肯定的，与秦时车同轨相若。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如果一个发达密集的交通网没有人员、货物的流通必定是亏空财政的，也必然劳民伤财。这段历史能够成为商品经济不受抑制而发展的时期也应与此有关，交通建设本身而言，在初期投资建设遵循量力而行，一旦触发指数级广泛的需求则往往失去理性，这样会加重人们的负担。历来的政府行为或多或少都渗透着时代精英的顶层设计，国家疆域的扩大也自然需要在交通建设上进行投入，但人们的生活未必能够根据他们的主意而快速适应，则交通建设于人们的收益和税负相比较自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光彩的背后也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京杭运河的开凿就是明例。如何持续、合理的改善交通需要摒弃政府行为的不当使用。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而言太重要了，不论政府倡导还是抑制，当然如果政府不加以抑制则会成为社会的意识。虽然政府主导国家经商而抑制私商，但是只要是政府极力为之的必然带动民间的冲动，这两者的不相协调就是削弱国家的影响力，对于蒙元而言更是如此，以至于朱元璋不承认他取蒙元代之而是从群雄手中夺得的。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深刻改变人们的认识和社会的格局，恰在此时政府依据职业划分人等，所谓“一官、二吏”，乃至“九儒、十丐”也极力压制知识阶层的地位，更加剧了商品经济意识的流行，元曲的世俗化也映衬这样的一种局势。本来元政府就不重视理学礼教，人们的思想又缺乏了禁锢，那时的人们在日暮黄昏的思想境遇中，混乱、缺乏廉耻、激荡、没有目标，这样的民众是危险的，他们不知道奔向何方，追求享乐而极易堕落。思想的空白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所掩盖，元曲的幽怨、苍白与不羁格调正是在一片繁华竞逐中孕育危机的征兆。
现代人们争论元代这一时期的经济是进步还是倒退，有一种说法，在两宋和明末之间的经济形成一个马鞍形，但是根据量化的一些经济指标又是发展的，特别是棉花的推广和棉纺织业的兴起成为彼时经济的一大亮点。农具的改进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是显著的，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技术也得到改进，黄道婆功不可没，这样的史实依旧掩盖不住元代生产的弊端，重点在于体制问题，彼时有官田和私田之分，自耕农不及佃农，官田的佃农也有失去人身自由之尤，私田的佃农也会跟田产一起买卖，这样的生产关系压制着民众的首创精神和生产积极性。相较于宋代庶民经济的繁荣，此时必然是萧条、凋敝的。人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工匠阶层为官方垄断，即工匠只能为官方服务，实行轮替制，民间手工艺人遭受到严重的压制，温饱问题并非是刻骨铭心的首要问题，而在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方式和路径，一旦失去自己的“江湖”，对于手工业者来讲温饱又是怎样的一种意义。这些束缚和压制使得元代经济缺乏持续繁荣的基础。
在元代，官方基本上垄断一切生息的资源，与工匠为官方垄断自成一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掌握在政府手中，构成一脉相承的羁縻管理体制。但是这种脱离人们生产生活实际的管理体制也造成鞭长莫及的后果，很多政策得不到推行，比如即使清丈土地的经理法虽依旧有宋代的遗风但总受到抵制，不了了之，政令不出中书省，江南也保留宋制，特别是赋税和徭役与北方终归不同。元政府也在不断调适与社会实况接轨，而不仅仅与海外140多个贸易国家的往来接轨，比如中期也兴科举，分化了中原知识分子使得其中一部分人归附蒙元，且部分成为元的遗民，但生民多艰，这些调适政策无助于改变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负担与自然灾害迫使人们走上反抗的道路。
元代在科技方面获得很多的突破，在历法、印刷术、数学等领域都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与国家的统一与人们的广泛交流分不开，也确确实实增加了国家的影响力。但市场的广大和商品的繁多，输出商品获利的能力增能，特别是外来输入商品的增加，也让元代的人们缺乏在提高生产水平上的动力，低水平的生产既能满足市场和个人生活的需要。儒家的持续不兴，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层面得不到充实，对改进生产缺乏指导，这段时期也成为人们思想的空窗期，青花瓷等的面世虽然成为那时代技艺的一种水平，但并非发挥引导作用。这种两极分化的科技创造局面是国家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
元代纸钞成为国家官方法定货币，也是上述种种现象的一种延续，它的便携性和可分割性为世界性商贸的发展发挥了基础作用，但是运用如何才是衡量成败的标准，人才在货币与金融领域至关重要，否则以金银作为货币更加便于人们的认知和政府货币政策的成功，元代中后期的通货膨胀也印证了这一点。
纵观这89年的历史风雨，元代的问题依旧归于人的问题以及基于人的社会制度问题，科技的昌明和商贸的发达都无法掩盖这一缺陷对国家造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