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说史课程开场白

今天是2016年2月17日。

借着这个日期，我讲一段一位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家的故事，以作为本学期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开场白。当然，你们知道，在课堂上讲故事并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我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引导大家思考关于经济学说或者经济思想的历史的某些东西，了解经济思想史上的那些思想家或者经济学家们是如何介入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并形成自己的思想主张，进而影响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并影响历史的进程的。

我要讲的这位经济学家出生于二百五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766年2月17日。如果你们奇怪老师为什么会清楚地记得一位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的生日，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因为有一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也出生在这一天，只不过他比历史上的那位晚了二百年。实际上，因为历史上那位经济学家极端的甚至是“反人类”的思想主张，二百年后的这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羞于与他同日生，于是自作主张修改了自己的身份证生日。

我要讲的二百五十年前的这位经济学家叫做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你们大概认识他，他就是《人口原理》的作者，经济思想史上系统的人口理论的最早阐释者。现在看来，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阐释的那些原理，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土地边际收益率递减，预防抑制与积极抑制，等等，早就已经过时。可以说，以今天的视角来讨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已经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了。当然，后人在检视前人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发展了前人的理论，这也可以算作是前人的贡献。在马尔萨斯的时代，他的著作中所阐释的思想和主张的政策，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人口原理》为马尔萨斯赢得了学术声誉，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他后来在与李嘉图的论战中，又发展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比如，马尔萨斯还是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阐释者，他以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危机，得到了凯恩斯的高度评价。

马尔萨斯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后留校研读硕士学位并担任教员。因为在处分闲游浪荡的湖畔诗人柯勒律治的文件上签字，诗人后来特意写诗批判马尔萨斯以及经济学。再往后，马尔萨斯加入僧籍，成为牧师。那时候，欧洲思想界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主义是否可行？这个问题的出现，与人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有关。当初资产阶级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承诺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美好的世界，可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阶级矛盾深化和收入差距扩大，那个民主与自由，和平并美好的社会并没有出现。思想界开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个更好的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当时在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兴起。于是这个问题可以置换为——共产主义是否可行？在共产主义的怀疑者和批判者看来，共产主义虽然美好，但不现实。因为共产主义实施按需分配，这将意味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会失去控制，从而意味着人口的无限增长并泛滥成灾。

托马斯·马尔萨斯是思想道德上的保守主义者，即使资本主义存在问题，他也不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替代资本主义。他反对共产主义，竭力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很少土地及其他财产的穷书生，居然成为地主阶级的辩护人，说来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1730—1800）却是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他同情共产主义，认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观念。老马尔萨斯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很多著名思想家都有交往，比如他同时是休谟和卢梭的朋友。当时，卢梭因为写作出版《爱弥儿》，对教会统治下的教育制度进行批判，引起教廷的震怒，在欧洲大陆受迫害，被驱逐。正在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豪侠仗义的休谟向卢梭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到英国避难。休谟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替卢梭向英国国王申请了一笔年金。后来，在我们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出生不久，老马尔萨斯因为热情好客引发了休谟和卢梭之间一场争吵。老马尔萨斯邀请卢梭到自己乡下的别墅作客，并提出赠与卢梭一处住所，供他生活和研究。可是就在马尔萨斯家里，卢梭碰到了他的论敌，他的迫害者特龙金医生的儿子。那时候卢梭是多么的晦气而沮丧啊，因为一直受迫害，被驱逐，他的心灵脆弱到了极点，他患上了严重的受虐狂想症。在他眼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恐怖的，到处都潜藏着伺机对他伸出毒手的敌人。卢梭将风华正茂的特龙金医生的儿子在自己眼前的出现理解为是休谟及其朋友马尔萨斯安排的一场阴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出丑。卢梭悄悄潜回法国，随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谴责休谟及其朋友对他的无耻迫害。这是欧洲思想文化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回过来讲马尔萨斯父子之间有关共产主义是否可行的争论，时间距离卢梭与休谟之间的争论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按照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及空想社会主义者葛德文的观点，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均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一旦废除私有制度，人们的道德水平将得到提高，人们的理性能力将获得进步，人们将会形成自觉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的理性能力。这样，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人口增长将会被置于人们理性控制之下。人口过剩能够避免，共产主义于是可行。老马尔萨斯认同葛德文，还将葛德文的著作推荐给儿子。关于人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形成自我抑制的理性能力，马尔萨斯深表怀疑。他不相信葛德文，也不相信他父亲。他说，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人将变成鸵鸟，起码应该让我看到人变成鸵鸟的某些迹象，比如说人的毫毛变成了羽毛的残根。实际上，这种迹象根本没有出现。人的理性能力即使不说是在退化，起码也没有进化的迹象。一个冬天，马尔萨斯都与父亲在争论人类是否具有通过理性控制生育的能力以及共产主义是否可行的问题。老马尔萨斯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些，他所持有的观念受到那个时代流行的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及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支持，而且，父亲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比儿子强很多。知道自己辩论不过父亲，托马斯·马尔萨斯就决定将自己的思想通过著作表达出来，于是他在1798年出版了《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两种抑制”。所谓两个公理，第一个说的是人的性的欲望是不可避免且不可抑制的，由此，人口的增加是必然的；第二个说的是人的生存依赖于生活资料的供应，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所谓两个级数，第一个说的是人口数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第二个说的是生活资料虽然也在增长，但却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两个级数的结果，必然是人口的过剩，也就是人口的增长必然要超过生活资料的供养能力。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之下，如何实现人口与生活资料供养能力之间的平衡，马尔萨斯提出两种抑制：其一是预防的道德的抑制，也就是通过提倡晚婚晚育，不婚不育来控制生育率，减少新增人口；其二是积极的非道德的抑制，如果人口增长失去控制，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将会出现，来消灭过剩人口。马尔萨斯强调，饥荒、瘟疫、战争等有效消除过剩人口的形式，并不是他的主张，而是人口一旦过剩必然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说，战争、瘟疫和饥荒，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是人口失控之后恢复平衡的自然手段。

马尔萨斯对贫困、瘟疫、饥荒和战争的解释，有着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灾难辩护的性质。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因为人们不能应用理性能力来约束自己的生育行为，所以，穷人的贫困是咎由自取；因为一个社会不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以实现与生活资料供养能力的平衡，所以周期性的饥荒、瘟疫甚至战争不可避免。既然这些都属于自然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就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马尔萨斯的理论还被英国政府来为济贫法改革提供解释。英国旧的济贫制度是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实施的，对穷人的救济由各个教区负责组织和实施。教堂向本教区的地主征收济贫税，再向本教区内的贫民和难民，流浪汉和乞丐提供救济，比如施粥、临时住宿，等等。到了马尔萨斯的时代，因为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圈地运动将大批贫民从土地上驱逐出来，又因为小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更多流动性失业人口的出现，于是，各个教区面临比以往严重得多的救济负担。济贫税使地主阶级不堪重负，他们希望制定和实施新的济贫制度，摆脱压在自己肩上的沉重负担。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于急于摆脱济贫税负担的地主阶级来说是一个福音。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穷人的受穷是因为他们多生孩子，这是咎由自取，社会没有责任为穷人的错误买单。穷人只能自己承担自己错误的后果。既然这样，由社会来包办穷人的生活的旧的济贫制度就必须废除。事实上，受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最终旧的济贫制度废除了。1834年，马尔萨斯去世，新的济贫制度也在这一年实施。在这种叫做“贫民习艺所”的新的济贫制度下，流浪和乞讨都成为非法。任何人都可以将大街上的流浪汉和乞讨者扭送到贫民习艺所，然后到得一笔赏金。贫民习艺所为每一个进来的人建立一个账户，他的劳动成果记录在收入项下，而他的住宿、饮食及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包括扭送他进来的人的赏金，都记录在支出项下。收入平衡才获得自由。贫民习艺所内涵着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济贫制度，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制度。马克思对马尔萨斯深恶痛绝，因为他的理论支持了这一断子绝孙的制度。

回到讲这个故事的初衷来，我们暂时放弃对马尔萨斯的思想及其影响进行伦理或者情感方面的评价。无论如何，在经济学的历史上，马尔萨斯是有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积极介入那个时代的思想讨论中，并在这一讨论中坚持并发展了自己的见解；他的思想认识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空中楼阁，姑且不论他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提出和实现自己的主张，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实际上，他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影响了他那个时代他的祖国，也影响着随后时代的整个世界。介入到社会实践中发展经济思想并为现实提供服务，我想这是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实现其价值的方式之一。

离开刚才的主题，我接着把这个故事深化一下，将其引申到经济思想史上人们对供给和需求问题的讨论上来。

我们说经济学说实际上是经济思想的逻辑形式或者理论形式，而经济思想则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思维形式。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人类的经济行为，本质上不过是通过供给来满足需求的行为，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及思考的结果，就是经济思想。人类最初所思考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食物供给的问题。由此有思想家说，最早的人类经济行为，实际上就是食物探索行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有关食物供给和需求的理论。两个级数的问题，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供养能力的问题，本质上就是粮食供给不足粮食需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农业人口的减少及农业技术进步的滞后，使得粮食供给成为一个问题。实际上，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可能缓解粮食生产能力对人口增长的约束。看不到技术进步，马尔萨斯眼里只有边际收益递减，于是他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之中。他对贫困、瘟疫、饥荒和战争所做的解释，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无奈，也可以理解为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人类主张。这样说并不过分。如果粮食供给能力有限，并非所有人都能养活，那就必须做出选择。马尔萨斯主张应该最先获得诺亚方舟船票的是权势阶级，穷人和难民，乞丐和流浪汉，应该被洪水淹没。这样来理解，马尔萨斯就成为毁灭社会过剩人口的主张者了。

消灭过剩人口的思想和实践，在马尔萨斯之前的时代就存在过。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在意大利南部某个地区，流行着一种叫做“夜间战斗”的迷信活动。据说，在夏秋之间，农作物正在成熟的季节，会有魔鬼在田间出没，通过吸取精髓的方式偷窃庄稼。有那样一群志士仁人，联合起来，在夜间出没田野间，与魔鬼展开战斗，保护农民的劳动果实。这些负有使命的人，叫做“本南丹蒂”，他们是一出生就在身上带有某种胎记的人。这些人具有巫师的性质，他们通过这些迷信活动来获得收入。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人们像看护孩子一样看护自己的庄稼。因为庄稼的收成关乎一个家庭或者村落的生存。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背景下，因为缺乏其他更有效的保护手段，因此类似夜间战斗这样的迷信活动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本南丹蒂”的迷信活动还是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注意。在意识形态市场上，天主教以及“本南丹蒂”都通过吸引和占有虔诚资源而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在一个地区人口有限从而虔诚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本南丹蒂”就成为天主教的竞争对手。当然，天主教居于主流的地位，他们控制着主流的宣传机构，并将自己的权力渗透到立法、司法和执法过程中。于是，“本南丹蒂”被指责为异端，一种违背上帝教义的阴谋。“本南丹蒂”不仅作为一种迷信活动要被取缔，作为巫师的肉体也要被消灭。取缔“本南丹蒂”的活动在宗教裁判所的渲染下不断扩大化，被迫害致死的除了最初那些“本南丹蒂”之外，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弱势阶层人士，他们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老人、寡妇、流浪汉、乞丐、伤残人士、病患者，等等。

消灭“本南丹蒂”看起来是一场关乎意识形态的战斗，本质上却是一场在食物供给压力之下关乎人们生存权利——让谁生存及让谁死亡——的斗争。据说，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经历过一段长时期的气候变冷。气温的降低使粮食产量减少，食物供给和食物需求的矛盾尖锐起来。在不能保证所有人生存的背景下，要优先保证其生存就只能社会的强势阶级。对于社会弱势阶级来说，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净消耗者，他们不能为社会剩余的产生作出贡献。在整个社会面临选择生存和死亡的问题时，这部分人群只能被抛弃。他们是过剩，多余的。在这次消灭“本南丹蒂”的斗争中，就有无数的乞丐、流浪汉、寡妇、吉普赛人等被以巫师的名义处死。清除宗教异端只是一个借口，实质上是社会强势阶层为了保证自己 的食物供给，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发动的一场消灭社会弱势阶层的战争。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有些血腥了。即使恐怖，即使血腥，“本南丹蒂”的故事与马尔萨斯的主张还是有相同的意义，他们都跟食物的供给和需求有关，都与人类的物质存在有关。将故事引申到这里的意义在于，在经济问题讨论的最初时期，供给和需求就是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都有体现。

2016/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