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不适应当下复杂的经济形势

　　如果回顾过去30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定在长期增长，远比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均衡更为重要。这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关联，过去我们希望经济快速增长，预示赶超战略、经济总量的扩张政策是宏观政策考虑的主要问题。

　　但是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发现这种经济政策已经带来了很多不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力度不断加大，调控方式不断更新，但是似乎效果非常有限。根本问题就是长期增长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可能对短期稳定和短期宏观管理方面不适应。

　　过去我们宏观调控的基本倾向是在工业化为主要动力来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对GDP有高依赖的偏好，希望增长速度越快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增长就高度依赖投资，其中在最高的年份投资占了45%。与此同时，由于着重鼓励投资，不怎么鼓励消费，于是出现投资和消费政策的不一致性。而投资主体更多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更多是政府主导，这构成中国经济过去增长的奥妙，同时也带来新的弊端。

　　为了获得GDP高速增长，投资驱动一定要有一个需求配合，这就是外需。所以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内在不得不追求的目标：吸引外资流入，同时鼓励出口。然后为了顺应国际收支顺差的要求，汇率和资本帐户制度需要有某种安排，就是汇率在低水平固定，然后资本帐户开放。这是宏观政策安排的一个必然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制度这么安排，意味着政策层面倾向于用扭曲市场机制的办法来取代市场竞争作用。政策组合往往是以非市场化的、具有结构效应的财政政策为主导，辅助性的货币政策也是以非市场化的数量型工具为主。这样逐渐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出现了满足信贷驱动投资增加的模式，与此相关的就是与高投资相对应的，中国企业的高负债率。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负债率都非常高，这个高杠杆就意味着高风险，一旦经济运行出现困难，会使金融困难。我们说去库存、去产能、去僵尸企业，如果这些和去杠杆同时循环起来，可能（经济）局面更加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对宏观政策进行重新调整、安排。

　　二、今年的状况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人民币加入SDR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寓意很深，意味着中国经济，不仅是实体经济，中国金融也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意味着过去经济赶超战略在部分实现以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定位可能需要发生某种改变。这时候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仅是要考虑能否创造出更多的产出，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经济增长的成本与质量，应更加关注增长结果转化为家庭消费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金融危机到现在八年了，但是今年的状况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世界经济依然在艰难之中，也就是长期停滞。请注意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时的表述，他们说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是世界经济长周期，中国经济阶段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世界经济出现一个长周期，意味着总需求不会出现急剧的V型翻转。而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对出口依赖非常高，曾经一度进出口贸易占GDP30%。如果世界经济需求不够，意味着我们出口是艰难的，中国很多产能是为出口服务的，世界经济需求不够，意味着产能过剩是绝对的。2010年中国出口增速是30%，从那以来就不断下降，去年出口已经负增长，五年内变成负增长。如果世界经济短期不会好转，总需求短期之内不会V型翻转，就意味着产能过剩就是绝对的。

　　在这个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国家面临严重的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压力。如果这两个东西交错在一块，就会加大短期宏观经济增长的难度。

　　三、中国经济还有余地

　　但是，我们也是有余地的。最重要的余地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口结构正在朝老龄化方向走，这当然是一个坏消息，但同时也是一个好消息。从2012年开始中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劳动力每年下降300万，这意味着就业问题不像过去压力那么大了。更何况在过去五年中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服务业成为最大的部门，占GDP的比重超过50%，服务业又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2010年单位GDP增长能创造120万个就业机会，而到目前为止单位GDP增长带来将近200万就业机会。我们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每年能创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经济就能满足充分就业。而现在的就业弹性表明，大概超过6%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能保证一千万个就业机会，因为去年经济增长6.9%，新增就业1300万。这个变化为经济政策框架带来了引领性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为什么要有四万亿？说要保增长，其实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为了社会稳定。如果说过去要高增长是为了就业，那么现在结构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更高的速度，这就提高了宏观经济政策对GDP增长下降的容忍程度，可以创造新的空间来考虑宏观经济均衡的问题。

　　四、去产能、去杠杆必须为之的原因是通货紧缩

　　这个均衡在十二五期间已经说的很清楚，无外乎就是两句话，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总需求由依赖外需，转向更多依赖内需。在过去五年中间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变化，一方面服务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间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消费增长也在扩张，消费已经开始超过50%。而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和国际市场条件的变化，使得我国传统非均衡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这个现实变化和我们的历史需求表明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全面启动，也带动了国内总供给结构和总需求结构的变化。

　　与此适应的，过去与出口配套的产能和为投资配套的产能就成为产能过剩，必须要进行淘汰，这个过程就出现了短期的创造性破坏，这个回落可以承受，但是不要带来其他问题。比如说去产能不仅是经济的回落而且有可能增加金融风险。由于去产能，一定会有去雇员，去雇员会不会导致就业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这都是在宏观框架下要充分考虑的。

　　这个考虑现在非常急迫，因为我们发现这种去产能、去杠杆是不得不为之，而且必须为之。其原因就是通货紧缩。中国的CPI从去年开始回到“2”时代，按照统计学意义，如果CPI维持在1%、2%左右，经济就进入通缩。而中国PPI（注：生产价格指数，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连续46个月为负，今年转正的可能性还不存在。某种意义上去产能必须要做，如果不去产能，僵尸企业停在那，一旦温度适宜产能又重新投入，然后价格下跌，PPI往下走，企业盈利状况大大恶化，现金流困难，债务问题更加突出，情况会更加恶化。所以现在不仅是去库存、去产能，而且要去僵尸，就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把它彻底去掉。这意味着必须有大规模的安排，才能实质性的在物理形态上消除产能。

　　为什么说通货紧缩造成我们宏观经济调控框架和宏观政策框架改革这么迫切？因为在高杠杆的情况下，经济通货紧缩就会出现债务通缩的循环，而这个循环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使有大量货币补充在经济体里，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办法。今年1月份如此大规模的信贷刺激安排，但我们经济似乎并没有有效的反应。

　　五、近期我国金融脆弱性显著提高的根本原因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杠杆还在提高，通缩还在加剧，金融脆弱性就会显著提高，自然而然金融的稳定就会变成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如果观察一下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安排，我们会看到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新目标被提了出来，这是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目标。这表明在通缩债务的冲击下，金融脆弱性显著提高，稳定性的要求被提出来了。我们认为在供给侧调整过程中的中国经济，金融失衡、泡沫破裂，会成为一个可能的现象。

　　人民币加入SDR所引导的金融大开放，使得我国金融体系全方位暴露在国际金融冲击之下。缺乏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国内金融市场会放大内生金融风险和外生国际金融冲击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全方位暴露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各种各样风险之下。

　　六、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重构的几点建议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需要重构。这个重构的定位是不仅仅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而且要指向长期更加均衡、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波动与风险。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调整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从短期来说，应对已经显露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提升和强化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能力。

　　从中期来说，应对在较长时间持续存在的结构调整、去库存、去产能以及去杠杆等问题，提升应对这些问题相互叠加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应对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可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

　　从长期来看，指向未来将会出现的均衡、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政策框架，尤其是宏观调控体制。

　　我们的建议是，政策目标定位应该是把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显性目标，换言之，如果你把国际收支平衡目标引入的话，你会发现在四大目标中的顺序和权重都会发生变化。

　　在这个定位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对分工与定位，财政政策应该减少对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路径的直接介入，更多针对结构调整期必然出现的短期阵痛。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稳定实现应更多依靠货币政策。在这样的分工下，要关注调控方式和传导机制。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围绕市场机制作用方向去传导其意图和影响。

　　如果是这种框架的话，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是短期问题，这个短期问题更加急迫而更加重要。如果任由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恶化，甚至演变为全面动荡和危机，那么所有中长期调整都变得毫无意义。建议把杠杆先支住加快去产能，从更长期来看，需要重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突破口，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数量型货币政策效率已经如此微弱，就要转变成价格政策，价格政策最重要是利率，利率体系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建议转变国债发行模式推动债券市场大发展。为了宏观经济稳定可能财政赤字会加大，但很多正常市场经济国家，赤字是经常性的，赤字是宏观调控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