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文明崩溃后的二十世纪初期
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之四
中国二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帝国文明是一种安分敬制为核心价值的文明，其特点是，根据各社会成员的角色与功能，规定了相应的等级，并根据等级高下，来分配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荣誉，权力等等），以避免无分之争。即以牺牲个体多元竞争为代价，要求社会成员“安其分，敬其制”，来保持刚性秩序的宏观稳定。这种文明结构中的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微观的竞争能力与变异能力，无法适应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挑战，清王朝无法通过变革而转变为开明专制主义，而不得不走向崩溃。
专制体制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在中国造成了两个消极后果。
第一，中国从此以后长期陷入“旧者己亡，新者未立”的失范状态。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权威来重新统一幅员如此广阔的超大规模的落后国家，其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须知帝国文明是在二千年的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磨砺出来的。其中积淀着许多宝贵治理经验与智慧，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秩序，由于长期受到人们的尊顺，本来是统治精英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可以用来形成整体号召机制，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推进富强大业，一个开明的皇帝的权威甚至可以作为激励社会大变革的杠杆，而经过改良的有效的官僚系统也可以用来推进变革，使现代化过程得以圆顺地进行。这就如同当年俄国彼得大帝、德国威廉二世，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然而，由于清帝国的崩溃，再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受到被统治者尊重的有效的权威，那就十分困难。这是当时推翻帝制的政治精英们没有预料到的。
中华传统帝国文明的崩溃，辛亥革命后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造成了长期的脱序状态与失范危机。旧的文化价值与制度规范已经被革命摧垮了，新的制度规范却又缺乏足够的支持性条件，因而无法稳定地建立起来。当一个国家的新的规范与旧的传统规范都无法有效地制约人们的行为，无法整合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就陷入了持续的混乱状态。这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失范危机。严复说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指的就是这样的状态。事实上，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就开始进入这一过程。
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帝国文明崩溃以后的第二个结果是，各种浪漫主义、激进主义、唯意志论式的乌托邦主义，将从此开始盛行起来。这是因为，原先维持秩序的各种传统文化与社会手段，随着王朝的崩溃而逐渐失效，中国的新一代革命者，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选择新价值，创设新制度，新文化。然而，这些新制度、新文化不是根据本民族千百年来在适应自身环境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而是根据当时人们主观的意愿，以挫折感后产生的浪漫情感为基础，或根据当时政治精英们想当然的“道德原则”或“理性原则”，或出于对外国先进制度的朴素惊羡，以此来作为选择新制度的标准的。尽管这些良好的意愿是发自内心的，对于许多政治与知识精英来说，也是出于爱国之心，但毕竟是主观的，情感化的，教条化的，甚至浪漫主义与唯意志论的。这样，一些没有经过民族集体经验过滤的、想当然的、漫不经心的治国蓝图与政治选择，就会登堂入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并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
换言之，当一个民族原有的传统不能成功地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这个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新一代的人们为了保国图存，而否定了本民族作为集体经验的传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合理的选择，但这样做却又带来另外的严重问题。那就是，由于不曾受到本民族的集体经验与传统的筛选、检验与过滤，一些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想当然的制度设计，就会被社会大众漫不经心地接受下来。这些新的制度一旦用来实施，其结果也会给中国人带来各种新灾难、失范困境与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作为老大弱国的内忧外患，与激进主义的制度创设导致的失范，这两方面的因素会迭加起来，并交织在一起，造成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曲折。这种种灾难不幸，也可以说是大清帝国近代化失败的因果报应，从更长远来说，也是二千年的刚性的“安分敬制”文明缺乏适应力而陷入的历史因果报应。
例如，最早表现出这种漫不经心的浪漫主义的，是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杨度，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头等宪政专家”，他主张激进的“民定立宪”，他的高论是，英国与日本采取的是保守的“钦定立宪”，法国与美国等民主国家采取的是更先进的“民定立宪”，至于中国采取那种，关键是看先成立国会，还是先宣布宪法。因此，只要国人力争先成立国会，让国会制定宪法，就可以享有世界最先进的“民定立宪”制度，否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不得不接受皇帝的“钦定立宪”制度了。事实上，一个国家采取何种宪制，是历史上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与主观上争取国会开设的早晚并无必然关联。如果缺乏支撑民主宪制的社会经济条件，民定立宪会造成更大的失范危机。然而杨度这样一种皮相的、毫无根据的观点，居然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无庸置疑的至理，于是纷纷采取激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实现让中国享有先进制度的美好目标。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直接采取了中国人根本不熟悉的多党议会民主制，来作为推进富强大业的工具。而这种制度设计同样也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孙中山就认为，既然西方花了数百年，才得以发明了议会民主这个好制度，而我们中国就可以方便地拿过来直接采用，孙中山比喻说，这就正如采用西方人制造了新型火轮车（火车），我们造好了铁路，可以直接购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
在南北和谈期间，宋教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花一二个月时间，就设计出一部“临时约法”，该速成的宪法草案几乎没有经过修改与审读，就在中华民国的国会上顺利通过并加以实施，然而，从法理学上看，它却是由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士粗制滥造的作品。它在政治上根本无法操作，且会造成无穷的纷争与党争，而当时却无人来指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正常的内阁制，一方面规定，国会可以通过表决行使对内阁的弹劾权，但同时又规定，受到弹劾的总理与内阁成员可以向总统申诉，总统则拥有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全国大选之权。这样的双向规定可以起到有效制约国会，防止其滥用权力的平衡作用。更具体地说，那些面临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实行全国大选的前景的国会议员们，是不敢轻易弹劾内阁总理的提案的。然而，宋教仁制定的“临时约法”中，却故意取消了总统对议会的解散权。他只考虑到国民党作为反对党对袁世凯的“民主”监督权，而根本不考虑到总统应有的权力，以及国家大法应有的平衡性与可操作性。其结果势必引发宪法内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国会专制”与无穷的党争。直至发生二次革命。
事实上，1913年袁世凯废止了“临时约法”，在法理学上说是有充分理由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这些军人，这些现代政治的门外汉，出于南北和解的朴素好心，又漫不经心地决定重新恢复这部“临时约法”。对于“临时约法”的严重弊端，连梁启超这样的当时被称为“大师级”权威人物都没有清醒的辨识力。此前，梁氏在回国后发表参政演说时，也承认，自己对议会政治一知半解，但却被社会公众公认为是“头等专家”。
当时只有严复才认识到“临时约法”问题的严重性，但人微言轻。没有多少人重视他的意见。其结果是“临时约法”被段琪瑞再次恢复后，“府院之争”再起，政见之争与利益之争交织在一起，严复警告过的“国家将因临时约法恢复而分裂”的预言，就不幸而言中。民国成立后不久后，中国就从党争不断而陷入全国性的南北军阀战争。整个国家也日益陷入碎片化的状态。此后的中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漫长的重建权威与重新整合的过程。
到了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打倒旧传统，主张启蒙理性主义，这对于批判旧传统的负面性功不可没，但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对民族集体经验的全盘否定，使这种本土的集体经验不再能发挥过滤、筛选外来制度文化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导致各种舶来的主义、信仰、制度、文化以及各种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在中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些也可以看作为“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直接后果之一。
从碎片化中国到革命中国如果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8年北伐统一中国的这一段历史，就是帝制文明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经历持续不断的失败，并由此中国陷入了碎片化的过程。那么，从北伐统一到中共再次建国，就是一个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统治下的半碎片化状态，到重新走向共和国的大一统的历史过程。
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落后国家，处于碎片化状态，存在着两种历史前景。一种前景是，始终找不到形成统一政权的出路，中国将陷入持续的战乱与分裂的“失败的国家”的命运。各势力之间争战不断，百姓生灵涂炭，就如同春秋战国、五代十国一样，或现在的海地、索马里一样。
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难民另一种历史前景是，某一大国深深卷入中国事务，并支持某一政治军事势力，这样就会再次重新出现类似“秦灭六国”的历史路径。更具体地说，在各势力的混争局面中，某一种政治势力得到外国支持而强势崛起，强大到足以统一全国，对军阀势力各个击破，最终统一全国。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后一种历史机遇出现了。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唯一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苏联需要中国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邻国，出现一场由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革命运动，从而使之成为苏联的同盟者。于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以此来实现“国共合作”，苏联则支持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现代化，并统一中国。此后，源源不断的苏联军事专家与先进武器通过海参威运送到广东。通过这种方式，国民党势力就在军阀林立的中国鹤立鸡群，强大起来，国民党通过北伐，把各路军阀各个击破，并经由对共产党的清党运动，而独享政权，取得北伐后的全国统一。
在这个模式下，从1928—1937年的国民党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尝试，这一时期也被他们称之为“黄金十年”。据统计，经济增长年均11%左右。按理说，国民党的威权体制确实也起到重新整合社会秩序，并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效果。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努力，也为之后的抗战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础。
1927年的蒋介石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现代化程度毕竟太低，国民党的脆弱的组织力、凝聚力、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均无力承受战争大风浪的持续冲击，这个政权如同一支用竹条编织起来的脆弱的木筏，在风平浪静的条件下可以驶向港湾，然而在风浪中却只能日渐松弛。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队与政府官僚的腐败已经进入失控状态，而抗战的突然结束，使得在军事上已经筋疲力竭的国民党政权，突然成为胜利者，它的“接收大员”在缺乏制度监督的情况下贪污成风，各级官员陷入了“爆炸性腐败”全面失控状态。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国民党政权是一个缺乏强大整合力的弱势威权体制，作为一种组织力量，本来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新选择，但却被严酷的中日战争拖垮了。
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最终败北。而随着红色革命的胜利，中国由此进入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如何看待新中国在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帝制文明崩溃以后，不幸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碎片化时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后发展国家来说，如果中国要摆脱碎片化状态，就必须由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崛起，由它来实现对国家的重新统一与整合。
就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巨型后发展国家的体量来说，就这个国家陷入的碎片化分裂程度的严重性来说，这种组织力量必须是强大的，具有足够的感召力与内部凝聚力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就是根据苏俄的列宁主义体制建构起来的，它具有系统的革命理论，能以其强大的精神魅力吸引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参加革命。它与内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威权政权相比，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然而，大革命时期，在苏俄的命令下，中国革命者要把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革命合并为一次革命，在“超阶段论”支配下，大革命运动转向激进化，要在短期内实现武装工农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地主与企业主采取过火的剥夺与斗争，国民党利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对中共发动清党，中共最终因各种力量的联合进攻而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进入农村，形成武装割据，长征后，元气尚未恢复，抗日战争爆发，中共终于迎来了峰回路转，急速发展的机会。当国民政府被战争拖垮，中共利用自己的强大组织力与思想号召力，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在传统帝国文明崩溃近四十年后，在建立了新的统一的共和国。并由红色革命者来实现民族发展的使命。由帝国文明崩溃造成的碎片化状态到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