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三五”开局之年，自贸区的争夺明显升温，第三批自贸区终会花落谁家？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自贸区发展应何去何从？金融改革如何即服务实体，又防范风险？围绕这些问题，《亚太日报》专访了多位自贸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这一系列问题把脉。 ■人物简介（拼音顺序）
曹和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系主任，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陈坤耀 ：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香港大学杰出院士及名誉讲座教授
李善民 ：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区域发展：自贸区+产业园区+新兴城镇化 第三批自贸区大猜想 亚太日报：根据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三五规划建议等公开资料梳理发现，目前国内除了北京、河北、吉林、山西、青海、西藏，以及已经设立自贸区的四地之外，其余2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已提出申建自贸区，您觉得国内自贸区接下来应如何发展？
曹和平：不是说再过几年自贸区不要了。
应加快推进第三批自贸区建设，理论上任何企业都有享受自由贸易的权利，自贸区的红利应该更快让中国的实体企业“国民”都受益。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再过几年自贸区不要了，而是说，由点到面后每一个企业都有自由贸易权利。
李善民：第三批自贸区不会增设太多。
扩大自贸区试点有两个含义，一是现有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二是增设新的自贸区。我觉得增加新的自贸区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三批自贸区不会增设太多，应该主要是在紧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节点的城市、沿边和西部的个别城市。
陈坤耀：并不是所有省市都适合成为自贸区。
应该明确规定到底什么样的城市可以申请自贸区，并不是所有省市都适合成为自贸区，发展经济可以成立产业园区，给企业相应的优惠，也一样可以吸引企业。
郑永年：目前自贸区要先发展好。
第三批自贸区不应该获批太多城市，要把第一批和第二批的自贸区先发展好，并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发展自贸区和“一带一路”。
自贸区应该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亚太日报：目前国内经济疲软、面临着去库存压力、股市下跌、一线房价大涨等问题，四大自贸区内也有多个片区出现房价大涨，当前，自贸区是否会受到国内经济情况的影响？自贸区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载体？
曹和平：自贸区制度应该向两万多家产业园区进发。
目前自贸区房价大涨，原因有两个：一是短期股市震荡，债券市场承托风险有限，大宗商品和楼盘住宅资产交易就成为风险规避资本承托市场，这是短期效应；二是自贸区政策优惠形成报酬洼地效应，很多寻求政策洼地投资就会扑火而来。这是制度效应，也是大家都在抢申自贸区激励之一。这种现象只能等自贸区面上铺开后得到根本好转。
个人意见，自贸区制度应该向两万多家产业园区进发，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这样一来，自贸区政策就和三十多年改革的政策连续起来了。
李善民：自贸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
将自贸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载体，对自贸区而言有点责任太重了。自贸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它是对接国际贸易规则、进行压力测试的一个平台。通过自贸区建设为促进贸易便利化、金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可复制的经验。通过企业在自贸区的培育和发展，也通过自贸区平台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
陈坤耀：自贸区应多与入驻的企业多沟通，了解企业的需求。
香港的金融机构有很多并没有入驻自贸区，入驻自贸区的金融企业也并没有开展大的业务。
中国的自贸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自贸区如何惠及企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于自贸区的发展，四大片区都应该制定一个长远而又稳定的发展目标，这样才能让企业感觉有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
郑永年：自贸区应该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自贸区应该做出亮点，特别是在法律、制度、营商环境等方面，要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世界观：TPP协定 VS “一带一路”
亚太日报：美国主导的TPP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已经签署，成为最近二十多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一项贸易协定。迄今中国尚未提出加入谈判的申请。您觉得对中国对外贸易会有哪些影响？中国如何突围？
李善民：TPP真要发挥作用有一个过程。
TPP作为美国主导，协议的签订会对中国的贸易投资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目前参与TPP的12个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化比较大，内部矛盾也会比较多，TPP真要发挥作用有一个过程。
目前中国一方面应该认真研究TPP达成的规则，通过中国自贸区对这些规则进行试验，提高中国对接国际贸易规则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双边国家或多边国家的自贸区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降低TPP对中国贸易的影响。中国正在不断地简政放权，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同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市场大国，经济发展快，赚钱机会多，国际上的企业是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投资，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主动到中国发展。
陈坤耀：TPP对中国问题不大，“一带一路”比TPP强很多。
TPP其实完全是中美的博弈，TPP要求不仅是关税减免，还包括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争端解决、知识产权、劳工和个环境保护等规定。不管中国是否进入TPP，以更高的标准改革和结构调整都是当务之急。
但TPP标准也不一定就对，因为每个国家都会考虑自己的利益。TPP对中国问题不大，“一带一路”比TPP强很多，并且中国和很多国家签订了贸易协议或多边协议。
曹和平：TPP本身的问题并不小，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
当前，中国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签订了自贸区协定，我们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是世界做大的双边贸易之一。TPP的威胁不像东南亚部分舆论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TPP本身问题并不小。比如，在TPP条款中，美国把原来对本国医药专利不当伤害到美国消费者福利的条款调整，调整后，医药产业和消费者双双得利的的老规定反而又在TPP中坚持。这种保护美国医药垄断企业过时的和不公平的条款中不是医药个例，也不是行业个例。TPP没有类似中国这样大国在其中，美日两国得利，小国有苦难言在后边呢。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企业也不用太在意。改变的机会有的是。
郑永年：TPP 有利于中国的内部改革。
对于TPP，中国要有开放的态度，TPP 有利于中国内部改革。中国加入SDR，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但可持续的金融国际化要依靠国内可持续的发展和足够的国际金融管理能力，因此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稳定发展、国际体系的管理能力等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应该重视的问题。
金融改革：服务实体+防范风险 亚太日报：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一直备受关注，金融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自贸区应如何惠及实业创新和防范风险？
李善民：自贸区要防范的金融风险主要是防范资本恶性外逃和过度的套汇投机。
事实上，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已经走向逐步放开的轨道。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在逐步深入，过去一年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FT账户为代表的外汇管理制度创新，不断地在探索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规模和机制，可以肯定，进一步对外金融领域开放，包括适当扩大对外投资额度，将是金融领域的新常态。
当然金融领域的改革特别要防范风险，自贸区要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是防范资本恶性外逃和过度的套汇投机，加强金融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事中事后监管，非常考验监管部门智慧，虽然很难，但是四个自贸区都在摸索经验，相信在接下来的半年一年里会总结出一些监管金融风险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曹和平：合并“一行三会”，适合当代金融发展的大趋势。
第一，机构要作适应世界发展新形势改革。 “一行三会”合并，成立统一决策的金融联席会议办公室，去掉了一级科层，又增加了宏观综合决断能力视野，更适合当代金融发展大趋势。
第二，机构上浮改革后，把发放基础牌照权利下放到地方就有了制度支持基础。我国一个省大多都和欧洲大国一样，有发展自身国民经济体系潜力。各省获得了发放基础牌照权利，根据自己情况因地制宜，优化资源和发展金融业。这和重大项目审批权限下放给地方逻辑一模一样。
第三，金融改革要和金融科技发展，尤其是与互联网+金融技术发展相结合。目前看，中国有各级各类产业园区两万多家。它们都是中国产业政策汇聚的洼地式沃土。如果金融改革再能向这些园区着力，就等于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基础上形成的产业政策沃土平台延伸，开花结果可能性非常大。
陈坤耀：国内的金融改革经验不足，金融制度还需与国际接轨。
当前，国内金融改革经验不足，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还面临着很大改革步伐，金融制度还需与国际接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越大风险也就随之越多，防范风险能力要求越高。
郑永年：人民币放开与管理体制相匹配。
金融改革面中，人民币放开要根据国家的管理体制相匹配，要防范风险、积累经验。
聚焦两会：创新驱动VS政府监管
供给侧改革之难点 亚太日报：3月5日李克强政府报告中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觉得目前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李善民：现在很多企业的创新驱动动力不足。
根本困难在于还未完全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以及企业的产品缺乏足够竞争力。目前中国在大力推动创新驱动，但现在很多企业创新驱动动力不足。我前几天去参观了广汽传祺汽车制造厂，这家企业非常重视研发投入，注重创新驱动，连续两年蝉联汽车中国品牌第一，市场竞争力很强。
曹和平：单纯的国企改革和激发非公经济活力是一地鸡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将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当作单一实体，将个体企业当作该单一实体被抑制产能，尤其是结构性抑制的产能释放的承托受力点来进行政策性改革。当把供给侧改革当成产业结构调整，当成单纯的国企改革和激发非公经济活力、当成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时，中国很可能得到一地鸡毛后果。
郑永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把政策落实下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很重要，但如何落实下去更重要，执行是关键。执行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中国地方的差异性太大，中央应把握先行先试，既不能盲目分权，也不能过度集权，政策执行过程中是试错和腐败要区分开来，让真正想施展抱负的实干政府和企业可以有拳脚施展。
陈坤耀：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困难。
一方面，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并没有完善，如劳动力市场，由于户籍等原因造成流动性不强；另一方面，国企改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困难。
中国式对外开放 亚太日报：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您觉得中国应如何高水平对外开放？
李善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好的落脚点。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现。中国要疏通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通道，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便捷贸易，从而降低贸易成本，沿线国家可以得到实惠。另外，中国企业在练好内功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好可以作为他们走出去最好的落脚点。
郑永年：国内还有很多方式消耗产能，如地下管道、养老院。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就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现。中国要疏通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通道，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便捷贸易，从而降低贸易成本，沿线国家可以得到实惠。另外，中国企业在练好内功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好可以作为他们走出去最好的落脚点。
陈坤耀：中国自贸区发展重点不是贸易发展而是外资企业如何进入中国。
中国对外开放主要考虑的是外国资本如何进入中国，中国自贸区发展重点不是贸易发展而是外资企业如何进入中国。中国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开放，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要防范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
曹和平：金融、教育、医疗、传媒、电讯网络、要素资本市场六大领域要敢于对外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应敢于对外开放，特别是在金融、教育、医疗、传媒、电讯网络、要素资本市场开放六大领域。
来源于/中国价值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