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导向”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提炼出的文化精粹
“大众导向”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提炼出的精粹。“大众”通常与“人民”相联系。人民是一个政治的、历史的范畴，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大众的内涵比人民更广泛。大众，是指所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人群，是指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总和。请注意这里的“所有”与“总和”两个词。正因为是“所有”与“总和”大众才姓“大”，名“众”。人民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体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通常讲，不属于人民范畴的是指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和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可是批评不等于敌视，颠覆合理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不等于颠覆政权，更不等于“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冯先生的“大众”可能包括不是敌视而被认为是敌视的批评者，不是破坏而被认为是破坏的这一部分人。
大众导向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大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不管什么人，吃的饭，穿的衣，都是大众通过他们的艰苦劳动提供给我们的。大众是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承担者。没有他们的劳动，从事科学的无法从事科学，从事文学艺术的无法从事文学艺术，从事政治活动的寸步难行。
大众导向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大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大众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前提和源泉。不仅如此，大众还直接参与精神财富的生产和创造。谁都知道京剧是我们的国剧，京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徽班进京变出来的。徽剧从哪里来的？是从民间的皮簧戏变来的，说到底，京剧的本源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众创作出来的。
大众导向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大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民为邦本”，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坚力量的。大众的人心向背体现了历史的主流，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先秦思想家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载舟”、“覆舟”用现代话语来讲就是指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和变革。
二、“大众导向”不是“民粹主义”
大众区别于君主，也区别于精英。可是大众并不排斥精英，不仅不排斥精英，而且还吸收精英、支持精英、培育精英。梁山这么多好汉中还少不了教师出身的“智多星”吴用，今日中国的大众更需要大量精英。而精英也只有依靠大众、充当大众福祉的代言人，才堪称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精英。倡导“大众导向”的冯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富有强大理论感染力的精英。
贵民、重民的思想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是颠簸了千百年也不破的真理。倡导“大众导向”是大众的福音，也是时代的最强音，但是推行起来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中国的舆论界为大众讲话的固然也有，但相对于批所谓“民粹”的人来讲还是不多的。你一为大众说话，他就把“民粹”的帽子往你头上戴。流行于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在反沙皇当中一度起过进步作用，但总体讲是没起什么好作用的，是帮倒忙的。他们自称自己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 “本能的共产主义者”，把农民和村社理想化。请问：今天在倡导“大众导向”的人当中有谁自称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本能的共产主义者”吗？没有，一个也没有。民粹派的特点之一是农民否认工人的先进作用。请问：今天农民进城十年二十年还是“农民工”，做梦都想摘掉那个“农”字都摘不掉，还有谁否认工人吗？没有，一个也没有。20世纪60年代以后舆论界把19世纪的民粹主义延长、泛化。国内如此，国外也这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为民讲几句好话，就会被扣上民粹主义的土帽子、洋帽子。曾记否？美国有人先是骂克林顿、里根是民粹，现在美国又有人讲奥巴马是民粹。民粹主义是个筐，什么好事、坏事都往里装。骂民粹成了保护贪赃枉法的烟幕弹，成为资本集团巧取豪夺的挡箭牌。对19~ 21世纪的民粹主义都要一分为二。民粹主义是社会的一支破坏性力量，是一股阻碍社会前进的思潮。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地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的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1]近年来恐怖主义横行，有的国家慢悠悠地参与反恐，参加反恐以后还东张西望，表面反恐，暗地里卖给恐怖分子武器弹药。可是以米哈依洛夫为首的自由民粹派早就反对恐怖主义。民粹派主张“到民间去”，这与当今中国学界强调的“接地气”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列出二者之间有千条万条差别，试问：它们就没有一点共性可言吗？在集权问题不突出，集权不是矛盾主要方面的情况下，大喊大叫民主，容易引向极端民主，就难免有民粹主义色彩。反过来讲，在那些集权问题凸显、无视大众利益的国家，有人强调大众利益，大谈民主、民生，这是与民粹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必虎视眈眈。借民主搞民粹的不是没有，借反民粹来反民主的则更多。这只要看一看谁的话语权大就明白了。
当今世界虽有民粹派走极端，但当今世界的主要倾向不是民粹。纵看横看，“民粹”的棍子不该、也不可能打在“大众导向”身上。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挥舞民粹的大棒，原因只可能是“利令其智昏”。
理论不能脱离实际。看一看今天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就可以知道“大众导向”的提出是在给人醍醐灌顶了。现在贫富差距之大，不论是按五分法、十分法计算，还是按基尼系数计算，不论是依官方的数据、中国学者的数据还是外国学者的数据，中国贫富差距都很大，超过了警戒线，接近了危险点。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这反映出国内居民贫富差距已属‘高度不平等’，按照国际上对基尼系数的解释，社会已处在高于0.4的‘社会不安定’状态”。面对如此尖锐的形势，再不大声疾呼“大众导向”怎么行呢？再不大声疾呼“大众导向”岂不是要沦为人谋不臧、操刀伤锦了吗？
三、“兼顾公平”论需要重新审视
就在冯契先生响亮地提出“要把功利和道义，功利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统一起来”这一命题两年后，有人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把公平放在首位，只把公平置于“兼顾”地位，这在当今可以检索到的几十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和城市精神中所没有的，连一些实际不公平的国家也不敢这么“亮剑”。如今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频繁，规模从小到大，百人、千人，乃至万人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不能不认为是推行“兼顾公平原则”的苦果、恶果。不用说，“兼顾公平”论的直接受害者是大众，是大众中的工农。被中国台湾地区报纸指为“岛内之耻”的富士康，在深圳等地的效率不可谓不高，但因不公而带来了震惊世界的“十三跳”。“公平理论”早就提出过一个“相对报酬”的概念，认为员工会把自己的所得与付出比与他人的所得与付出比进行比较，一旦发现不公平就会有所动作。“物不平则鸣”是早在唐代就被有识之士明确认识到的带有规律性的命题。事实证明，劳资纠纷的数量占当今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3。这还不足以说明收入分配上的“兼顾公平论”的危害之大吗？即使非劳资纠纷也多是由不公平引发的。
市场应当讲效率，可是决定效率的因素很多，是不是非要以公平退位为代价，那就值得重新思考了。公平出效率，不公平不出效率，即使出效率，那也是瞬时效应。有句顺口溜说得好：“领导把我当人看，我把自己当牛看，累死也心甘。领导把我当牛看，我把自己当人看，说什么也不给你好好干。”不公是对生产积极性的摧残。前面讲，当今许多国家不把公平退居次要，应当说，过去个别西方学者有过类似“兼顾公平”的论调，但他们是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前提条件很多。可我们有些人生吞活剥地引进，不仅如此，还扩而大之，加以延长，把它说成普遍原则、根本原则。说这些人“崇洋”吧，那么多“洋”他不崇，却要崇那一国之“洋”，发人深省。有人爱骂“刁民”。刁民是该骂的。历朝历代都有刁民，但在不同的朝代所占比例并不一样。如果刁民猛增，那就要从全局上找原因。事实明显地摆着：刁民往往是刁官带出来的，是刁官的不公逼出来的。
近年来，中央庄严地提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逐步建立起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是“否定之否定”，是对否定公平的否定，颇有拨乱反正之势。可是众所周知，“兼顾公平”是作为“原则”提出来的。有些人之所以至今仍把“大众导向”视为“民粹”，就是因为还有“兼顾公平”那个“原则”在作祟。对原则性的错误要作为原则来处理。不破不立，不明确否定“兼顾公平”这一“原则”不足为训，况且这本身就是不公平。“刑不上大夫”不对，“错不上大夫”也未必佳。错了就是错了，不管是谁错了，认错改错就好，不必遮遮掩掩。有人考证，《礼记》上的“刑不上大夫”这句话本是贬义，是被后来的封建文人曲解为褒义的。考证的根据是：尧舜时，舜让鲧治理水患，鲧没有治好，鲧就受到了死刑处分，说明刑上到了大夫。舜再让鲧的儿子禹治水，表明禹不仅没受株连，而且还被重用。这充分说明那时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后来的封建社会就变了，刑真的不上大夫了。
法力无边，当今中国处处依法办事，但是，这方面的任务还很重，还有继续沿着大众导向，积极开发公平的空间。对一些作恶多端的大老虎，还有待秉公办事的人们虎口拔牙。包括一些已经虎落平川的退位者，绝不能因其退位而听任他逍遥法外。
四、顶层设计与大众导向
中国是人口众多、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大国。国家是“一盘棋”“合奏曲”才能稳定得住，才能强大得起来。而内部元素多多的大国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比小国困难得多，因此大国尤其要强调“一盘棋”“合奏曲”。历史上，因“一盘散沙”而受欺凌的悲惨，人们不会忘记；世界上，因“一盘散沙”而演化为四分五裂的国家大家不是没有见过。“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大国不能没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高屋建瓴、是高瞻远瞩、是顾全大局。
可是，顶层设计的根据是什么？根据从哪里来？只能来自底层的大众。更主要的是，顶层设计的目的、目标是什么？顶层设计是为了谁？只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为了大众。这就要求在做顶层设计时一定要迈开大步走进底层，倾听底层大众的呼声，摸准底层大众的脉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蓝图要按照大众的心愿来绘制。大众之所想，就是顶层设计之笔法和笔力。按底层大众意愿治国理政，基础牢固，江山牢固。
从总体上讲，在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国家，高端与草根是一致的，顶层设计与底层的大众导向是一致的，但是万一出现不一致怎么办？民主是好东西。民主有时候也有局限性。比如在欧洲刮起难民潮时，有的国家以“全民公决”为由拒不接收难民进来，这多少有违于人道。在顶层看得远，底层看不远的时候，顶层应当发挥高超的号召力、感染力，来说服底层大众。在经过顶层耐心细致地劝说之后，如果底层仍不接受顶层的方案，顶层应当怎么办？别着急！顶层也只好放弃其远见，按底层大众的所谓“近见”来设计，万万不可埋怨大众落后。顶层不仅不应埋怨大众落后，反而应当反思自身的说服力不强，感染力不足。因为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是相比较而言的。任何长远都是从近处为起点的，任何全局都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顶层不顾底层的认识水平，很容易脱离群众，说不定会把顶层设计变成空中楼阁，把好事变成坏事。再说，天外有天，望远镜还有个倍数大小不同嘛！顶层绘出的长远也未必很长，全局也不一定十全十美。不说别的，就是底层大众也会有一部分有远见卓识的人看得比顶层更远，比顶层更全。顶层设计是科学方法和灵活艺术的完美结合。从大众的实际出发，把大众的导向归纳综合、加工提高，既是科学方法的运用，也是灵活艺术的发挥。
五、如何在精神领域体现“大众导向”
冯契先生还强调要把功利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统一起来。在精神领域也要体现“大众导向”，是点到命门这个穴位的。下面就精神领域如何体现“大众导向”提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对“大众导向”的研究，为各阶层谋幸福，以求社会的平衡和协调。人类是一类，不管怎么分层还是一类。随着交通与通讯的进步，地球在被称为“地球村”，不分肤色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村民是共生的，共生就应当共建，共建就应当共享，共享人权，共享幸福生活。共享容易形成共识。社会不能一味地为富人做广告，不为穷人说句话。从当前社会需要看，尤其需要加强对大众中的贫困人口的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民生社会学、贫困文化学、大众伦理学和当代大众哲学。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对贫困者的评价忽高忽低，趋势是偏低，这都是缺乏深入研究的表现。一度不许“弱势群体”的概念见诸报端，是大众研究的绊脚石，是舆论界的偏差。
二是“大众导向”要求当今的“精准扶贫”要在“精”和“准”二字上下功夫，绝不能停留在纸上、墙上和嘴上。1990年代初在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本世纪末基本消灭贫困”，受到代表、委员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结果承诺没有兑现，这是个严重的教训。脱贫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一年又一年地查看进度。要处理好“输血”和“造血”、“脱贫”与“返贫”、“九龙治水”与资金聚焦、增加扶贫资金与强化资金监管的关系。要找准导致贫困的近因和远因，要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要积极但不要搞大跃进，要对贫困户扶贫但不要借扶贫捞自己的好处。
三是“大众导向”要求我们在关注城市的同时，把目光转移到农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现在中国还有六亿“老乡”，比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总人口还多1亿。老乡的状况是大众状况的晴雨表。全面小康包括人口全覆盖、地域全覆盖、领域全覆盖。土地是财富之母，不是财政之父，至少基本上不是财政之父。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收益应当绝大部分归还农民。全面小康要求尽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
四是“大众导向”要求我们关注教育公平。今日之教育是明日之经济，今日之教育决定今日和明日的文明程度。现在高校中工农子弟大幅度减少，不是好兆头。有关教育方面负责人在解释这一问题时说：“我们的录取是看分数，是公平的。”负责人的回答是正确的，但不能给这位不负责任的负责人加分，要给他扣分，因为他没有看到摆在“分数公平”前面的实际不公平，没有看到基础教育中师资、设备的云泥之别，以及录取名额分配比例的不公。
五是“大众导向”的最大价值是要求各行各业都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哲学社会科学“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段讲话中用了9次“人民”，可见“人民”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很重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或者是被风沙迷住眼睛，或者是心中有雾霾，往往会忘记应当为人民大众的这一根本宗旨，做出不利于人民大众的事情。对握有公权力的人来讲，人民大众在你心中有多重，你在人民大众心中就有多重。忘记人民大众就意味着背叛。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人人都是“公民记者”，人人都可以成为“公民纪委”，因此完全有条件把“党管干部”与“民管干部”统一起来。主人要有主人的品格，公仆要尽公仆的责任，主仆不能颠倒。“公仆”一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用语，早在柳宗元的文章里就有“吏为佣”的意思，后来又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座右铭。吾辈万万不可抛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