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研究*

熊义杰

（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710054）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目前流行的技术溢出效应概念的局限性，指出溢出效应应该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即应该等于要素的扩散与聚集的差，同时根据技术溢出与载体的不可分性，指出溢出效应不是单一形式的简单溢出，其表现形式包括人员形式、资本形式、文化形式三种不同形式的溢出，进而从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出发阐述了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六个方面主要因素。

关键字：技术扩散 溢出效应 聚集 区域经济

 

Study on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Xiong Yijie and GuoMei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barks from the spillover effect concept's discussion, pointed out that the spillover effect should be has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concept, namely was equal to that the essential factor the prolifera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difference, simultaneously pointed out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the sole form simple overflow, its manifestation has the personnel, the capital, the cultural three form technical spillover, then embarked from the spillover effect to the regional economies development's function elaborated the influence technology diffusion effect primary factor.

 

Key Words: Technology Diffusion    Spillover Effect     Agglomeration

 

 

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对于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倾向性的看法是，溢出效应即FDI（即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性。然而，这种看法存在着诸多的弊病。最主要的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将溢出效应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仅仅局限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都发生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都很少有国外直接投资。

本文的目的，正是要从溢出效应概念的讨论入手，进而探讨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和作用。

1 关于溢出效应的概念

关于溢出效应的概念，主要的说有两点不同。一种说法是指在国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研发活动所引起的经济的外部性表现就称为“溢出效应”。这种看法认为，“溢出”就是指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从而推动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但跨国企业子公司却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另一种说法是，把增长极的聚集或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综合影响称为溢出效应，即溢出就等于要素的扩散与聚集的差。

笔者认为，这里的后一种理解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是，要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发现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极，以便利用增长极的聚集和扩散效应不断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一个增长极实际也就是一个经济中心。增长极理论告诉我们，聚集和扩散是经济增长极或经济中心的两个基本属性，聚集推动了经济中心或增长极的不断发展壮大，而扩散则带来周边腹地的不断繁荣，两个方面同时作用从而推动了地区经济不断快速发展。也正是由于一个又一个新的增长极或新的经济中心的不断形成，才带来了一国国内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繁荣。这是我国近年来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所证实的。

其次，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把溢出效应理解为FDI的外部性，就把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仅仅局限在了一个较小的范围，即只有在国外直接投资较多的发达地区才会有。因为没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地区自然是不会发生这种外部性的。这是由资本的趋利性质所决定的。有资料表明，在截至2003年的累计中，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地区的分布中，东部11个省市占86.0%，西部12个省市区只占4.9%。从绝对额来看，东部11个省市是西部12个省市区的17.6倍。而且，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仍在继续下降。在2000-2003年的累计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是3.9%，在2004年只有2.9%^[1]。

再次，从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来看，应该说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其表现形式是复杂的、多样的，它不是单一形式的简单溢出。笔者认为，技术的扩散与载体是不可分的。从技术扩散与载体的不可分性来看，技术的溢出其表现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种：即人员形式的、资本形式的和文化形式的。

2 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

2.1 人员形式的技术溢出

技术的扩散首先是通过人员扩散的形式实现的。任何技术的传播都离不开人的作用，首先需要通过人掌握技术，然后才能谈到利用技术。毫无疑问，技术的扩散，只能利用知识型的人才方可以实现。

由于受客观条件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制约，这种形式的技术溢出通常都不会带来区域经济的增长；而相反地，这种形式的负溢出即聚集却能够带来区域经济的更快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市和周围农村在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差异造成的。同时，也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密切相关。比如，将拥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的劳动力由城市扩散到农村，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太差，无法提供知识型劳动力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求一个劳动力必须与一定量的资本相结合方可实现，因此这种扩散必不能带来相应的效益。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的。

比如，1956年底开始的“左”倾错误，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使当时我国城镇发展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造成了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出现了城镇人口膨胀，生活供应紧张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一系列问题，从1961年起国家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城镇数目。1961年我国政府动员了近3000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毫无疑问，这些城镇人口比农村人口不论是在文化程度还是在所掌握的技术水平上，都要高出一个层次。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如此大量的城镇人口下放农村，并没有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

再比如，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被遣往农村。有资料表明，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全国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然而同样的道理，这么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满怀献身农村的一腔热血，同样由于受条件所限，也并没有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

当然，人员形式的溢出之所以没有带来区域经济的发展，除了农村与城市相比客观条件方面的差异外，也与制度方面的原因密切相关。

而相反地，人员形式的负溢出（即聚集大于扩散时）却能够带来区域经济的明显增长。比如，近十几年来各地的民工潮，都有力地推动了流入地区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如在广东、江苏等许多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同时都是民工潮的流入地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2 资本形式的技术溢出

资本形式的技术溢出是指技术设备及原材料等硬要素的净扩散，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即资本的溢出。这种形式的技术溢出不论是负溢出还是净溢出都将带来区域经济的大发展，负溢出即聚集大于扩散时，将带来增长极或经济中心的繁荣，而净溢出即聚集小于扩散时，将带来周边腹地的发展。

为什么资本形式的技术溢出不论是净溢出还是负溢出都能带来区域经济的增长呢，这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没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投入，任何以产出为目的的经济活动都是不可能进行的。尽管劳动力的投入和资本的投入都是必要生产因素投入，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投入往往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在增长极的成长过程中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周边腹地地区的发展中，尤其如此。一般地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都会表现为负溢出；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则多表现为正溢出或净溢出。

比如在我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浙江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民间资本溢出地。据不完全统计，自“九五”以来，浙江至少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地的不同领域。有专家指出，无论从总量还是从活跃程度看，浙江都是我国大陆最大的民间资本溢出地。

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上半年，共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上海滩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达2000多家。在上海经商办企业的浙江人达25万，所办企业的注册资本达610亿元。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正式奠基。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建设等项目的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岛，西达新疆边陲，全国各地都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仅温州市不完全统计，流向外省市的民间资本就已超过1000亿元。

浙江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最大的民间资本溢出地，与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有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03年，浙江省GDP年均增长达13.1%，高出全国平均增幅3.7个百分点。

根据国外对于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的分析，在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必要生产因素中，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产出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会更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由于资本的缺乏，产出对于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往往会高于发达国家。产出对于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发达国家多为0.2~0.4，而发展中国家则多为0.3~0.5^[2]。

2.3 文化形式的技术溢出

文化形式的溢出是指随着国外直接投资的引入，相伴而来的价值观念、管理方式以及一些可以通过语言交流传播的技术的扩散。这种文化形式的技术溢出通常情况下都只是一种净溢出。因为，在这里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聚集，只有高梯度向低梯度的扩散，因而只是一种净溢出。这种文化形式的技术溢出也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FDI的外部性或外在性。

Cave(1974)^[3]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企业的不同影响，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把技术扩散可能存在的外部性分为3类：①是指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跨国公司的强行进入，使垄断扭曲受到遏止，使资源配置得到改善；②是指由于跨国公司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或示范效应，刺激当地企业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③是指由于竞争、反复模仿等其它原因，跨国公司的进入将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

我国有的学者将FDI的各种溢出主要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4]：

(1)    关联效应。这种效应通常也称作前波后及作用或涟漪效应，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同东道国本地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产生联系时所发生的溢出，这种溢出可分为生产力溢出和市场进入溢出。当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同当地的供应商发生联系时，称为后向联系。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同当地客户之间的联系称为前向联系。关联效应一般被视为一种不同产业之间的溢出。

(2)    培训效应。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当地雇员的培训，这种培训会影响各个层次的雇员。从简单的操作工到高层的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从工作现场培训到研讨会，再到正式的学校培训或者海外教育。当分支机构的雇员跳槽到本地企业时，这种溢出效应就会发生。

(3)    示范模仿效应。跨国公司的进入，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这些新产品和新技术在东道国无疑都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利益机制的驱动，东道国的企业必然会从多方面模仿，或者因为跨国公司施加的竞争压力，国内企业也不得不模仿它们的先进技术。

(4)    竞争效应。这一效应多发生在同一产业的企业之间。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东道国企业不得不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从而不断地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同时外资企业为了保持技术上的优势，也不得不开发更先进的技术或产品，从而会导致新一轮的技术溢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以上几种溢出渠道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发生作用的(Chen，1996)。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主要发生在产业内，属于水平效应(horizontal effects)，其具体途径包括：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加速当地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跨国公司的进入迫使当地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管理手段；跨国公司培养的工人和管理者流向当地企业而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关联效应主要发生在不同的产业间，属于垂直效应(vertical effects)，其具体途径包括：当地供应商为更好地对跨国公司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进行主动学习而带来的效率提高；当地供应商从跨国公司直接得到的技术支持而带来的效率提高；下游企业利用由跨国公司制造的质量优异的中间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和制造时从中获得的效率提高。

文化形式的技术溢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跟资本形式的技术溢出相比，往往会更显著更突出，因为它不需要支付成本，这也正是很多学者把它称作外部性或外在性的原因。

3 溢出效应的作用

毫无疑问，溢出效应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显著的。这主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区域经济的促退作用。这主要限于人员形式的溢出。这种形式的溢出为什么会对区域经济起促退作用，原因已如前所述。相反地，人员形式的负溢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却具有促进作用。很显然，要避免这种人员形式的溢出对区域经济的促退作用，只有不断地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逐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型劳动力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只有这样，人员形式的技术溢出对区域经济的促退作用，才能不断地转变为促进作用。

二是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这包括资本形式的正溢出和负溢出，以及文化形式的技术溢出。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一作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在。这种作用发挥的如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包括^[5]：

(1)       技术先进程度

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按照引入技术的先进程度，主要有三类：“一是先进技术转移；二是适宜技术转移；三是传统技术转移。”^[6]不同等级的技术转移溢出效应是不同的。

一般来讲，跨国公司会严格控制先进技术在东道国的扩散和传播。“先进技术” 的整体尤其是关键环节通常都掌握在随技术而来的外方高级技术人员手中，技术的创新和产品的改进则依赖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供给。这样，东道国就不能直接得到这种先进技术的扩散和传播，而只能通过间接方式零散地逐步得到，这种溢出具有滞后性。

“适宜技术”是指被转移的技术能够适应东道国的环境条件的技术，与先进技术比较，它可以称为比较先进的技术。由于适宜技术已失去了它的领先性或先进性，因而技术拥有者放松了对它转移和扩散的控制。另一方面，输入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环境条件能够与这种被转移技术相适宜。这就奠定了直接转移和溢出的有效性。

“传统技术”转移对输入国产生的溢出效应一般不是很大。只是随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一些技术诀窍和生产工艺经验，对于输入国的技术人员具有知识补充和普及的作用。

(2)       投资方式

我国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有三种：外商独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不同投资形式对我国的溢出效应是不相同的。

独资企业的技术不直接向中方企业转移和扩散，或者说它正是为了严格垄断这种先进技术的控制权才不愿与中方合资、合作。仅仅将部分技术单项地、分散地传播给所吸收的中方技术工人个人。但单靠普通技术工人所掌握的那点技术是带不来溢出效应的。

合资企业带来的多属于适宜技术和传统技术。由于合资企业的产品有很大比率的出口外销，这就需要中外双方共同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还要保证生产技术的先进性使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占领市场份额。为此，这一共同利益促使中外双方共同开发与改进技术，外方技术人员也会尽可能快地让中方技术人员掌握技术，提高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此外，合资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还将产品的部分零部件委托给同行业及相关产业的中方企业加工生产，这又需要生产技术转移和扩散到这些加工企业，帮助它们改进和提高技术水平、培训技术工人，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通过这一过程带动同行业或相关产业的技术结构及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可见，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最理想的。

合作企业多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出现，契约规定该项目由外方组织承建，有偿使用若干年后交还中方。在企业经营中，多表现为外方负责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技术或产品销售。这种形式也不利于技术转移和扩散。

(3)       人才本土化程度

跨国公司培养的大量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必将随着人才流动，使硬技术与软技术得到扩散。但是对一般技术含量高的合资项目，外方不但会严格控制关键技术，同时管理权也会牢牢地把握在他们手里。总经理是合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往往由母公司派出。从短期看，它不仅可以改善母公司与合资企业的信息沟通，同时在母公司熏陶下形成的价值观、管理风格和方式将继续在合资企业中发挥作用，这也有利于中方管理人员学习。但从长期看，中方不能介入合资企业的核心管理层和决策层，难以提高管理技能和决策能力。

因此，人才的本土化程度越高，技术溢出效应也越大。

(4)       东道国市场结构

在一个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里，跨国公司向子公司转移技术的新旧程度和转让速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东道国市场竞争的压力，即其他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同类产品的技术先进程度以及东道国同行业企业技术吸收、改进和革新能力。因此，一个介于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不仅有利于先进技术的采用，而且也会加快先进技术在产业内扩散的速度与效率。

(5)       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能力

 这里的技术能力指吸收、消化引进技术的技术能力和再创新的组织实施能力。引进技术能否在所处的环境尽快产生溢出效应，还要看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看它是否能迅速地模仿、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促使跨国公司转让更先进的技术，从而产生新一轮的技术溢出。因此，技术能力越强，技术差距越小，溢出效应也就越大。

我国现有企业的规模、技术、管理水平、产权结构制约了对跨国公司溢出技术的吸收。国内部分大中型企业目前普遍存在生产设备老化，生产流程僵化，研究与开发能力薄弱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很强业务能力的专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而且由于中外双方在规模、技术水平管理等方面的实力差距，国内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容易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也难以通过合作体中的内在约束要求跨国公司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这方面迫切需要改进。

(6)       产业关联度

跨国公司所投资产业关联度越大，先进技术的前波后及作用就越强。如果牵头产业就是关联度大的产业，就会有极强的牵动其他产业发展的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布在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特别是盈利高、产品畅销的加工工业，其次是第三产业，尤以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开发业为甚。而在那些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资金投资回收期又较长的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内，外商投资企业很少。直到近几年，跨国公司和国际财团来华投资有所增加，在某种程度和某些地区带动了投资项目向高档次、高水平、高技术和高质量方向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与产业关联度大的牵头产业的投资逐渐增加。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因素，从跨国公司方面来讲，它的投资理念、战略思想等也会影响技术溢出效应，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琴梅，2007：《分享改进论——转型期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P164。

[2]          熊义杰，2009：《经济计量学教程（第2版）》，国防工业出版社，P266。

[3]          Caves, R. E. Multinational Firms，1974，“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 Country Market”，Economical.

[4]          朱春临，2007：《FDI溢出效应国内外研究综述》，《世界经济情况》第12期。

[5]          陈晓枫，1999：《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及影响因素》，《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

[6]          冯梅，1997：《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技术转移与扩散》，《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