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建构与知识论走向


     哲学的历史未必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只是哲学文本的历时性现身，只是哲学文本形态的历史。哲学史是有字的历史，以为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历史心胸就狭隘了。哲学的无字历史隐藏于普遍的民意中，相当于人类精神集体记忆中的冰山，潜在的冰山，它的存在要比形诸于哲学文本的哲学史大得多。

     哲学文本的历史表现为哲学学科形态的现身性，哲学的无字历史表现为民意对“智慧”爱护的隐身性。当然也可以把哲学的隐身性和现身性看成表里关系，比喻为一盏灯，隐身性就像灯油，现身性像灯芯。哲学的隐身性和现身性必须配合才能发动功用。当这个灯芯被创意的火石打着点亮，发出了文明之光，表现为哲学的实践形态，甚至是社会革命。这样的话，哲学的全部内涵可以从空间结构上大体分为3层：1民意隐身层；2文本现身层；3社会实践层，“社会实践层”是哲学的全部历史的聚焦。

     那么，当哲学的全部历史聚焦为“社会实践层”之际即表现为“看和做”，相当于中国哲学的“知和行”。就是说，如何从空间结构上看哲学与如何在历时链条上做哲学是哲学的“社会实践层”的全部内涵。看哲学，即静态观察哲学的3层结构在历时链条中的前后关系如何转化，相当于马克思说的“解释世界”的哲学；做哲学，即动态介入哲学的3层结构，把静态理解转化为历时链条的前后关系，一个人从先前的哲学看客转化为对历时关系的介入，化身为历时关系的必要介质，相当于“改变世界”的哲学。看哲学与做哲学的转化关系即哲学建构和哲学解构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既可以反映在一个哲学家身上，节奏骤急细密，令一个人的体验交织在哲学理性和艺术感性之间；也可以分摊在不同人群的身上，作用长效舒缓，时空跨度巨大，令一代又一代人河东河西地来回折腾，饱经人世沧桑。哲学内部的这种建构和解构格局令哲学自身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充满变数，使哲学的历史时态活泼多变。

    于是，哲学的历史真貌就处于哲学姿态的解构和建构之间，其间，哲学形态有自己的隐身和现身规律。处于解构中的哲学需要它的鲜活态，但将要进入建构中的哲学就反映出强化自身的思想固化形态，而其思想形式最好是知识论的。处于解构中的哲学是鲜活的，鲜活的状态是现实性、历时性、流动性或时间性的；而将要进入建构中的哲学就是固化的，哲学的知识固化状态是精神形态的空间描述，是永恒性、空间性、结构性和超越性的。但是，任何哲学所体现出的永恒性、结构性和超越性都必须同时兼有知识论属性，否则就会成为宗教。前文所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合璧，就在于满足哲学的超越性，哲学的超越性即哲学对自身精神本质的空间结构描述，简称“空间结构精神化”，这是后话。但要说明哲学形态在建构和解构之间的隐身和现身规律，就须首先对哲学历时形态有个了解。


    一·历时的哲学

    哲学之所以有自己的历史，就在于世界本身的体量正处于扩展之中，以至于哲学的历史及其全部内涵也随着世界体量的扩展而扩展。于是哲学的历史与其全部内涵就指向它自己的真正源头，这个指向不是历时性的源头，不见得要指向哲学史文本的源头，而指向哲学之为哲学的本体源头。这样的话，处于历时链条中的哲学形态时隐时现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知道精神“解蔽”是哲学的基本功能，哲学的历史会蒙尘，时代哲学要更新自己才能使当下的我们对旧哲学的误解具有解蔽功效。但哲学的历史容易蒙尘是由于人类在历时链条上的记忆断裂造成的。把人类的哲学慧命在时间记忆中的时隐时现理解为遮蔽不彻底。我们的集体记忆之所以脆弱，唯有时断时续才是蒙尘的根源。从史的历时进路看，哲学慧命得以相续的根本逻辑在于世界的“三个要件”的存在；从论的空间意识看，哲学的思想结构就发源于“在世”者对“在世状态、在世活动和在世边界”动静观察。集体记忆的断是“三个要件”的断，续是“三个要件”的续。如果说，类对世界现象的局部惊奇或可以看成科学技术的源头，那么，先民们对世界存在的整观惊奇就可以看成哲学的起源了。先民对世界存在的整观惊奇要么产生原始宗教要么原始产生艺术，如果说哲学的产生由头，则是出于从宗教和艺术之间对“爱智慧”内容的粹取（抽象）。先民对世界存在的整观惊奇，或咿咿呀呀，或手舞足蹈，或凿壁或刻石，或书简或记述，在时序话语的前后转述之间，有关“爱智慧”的描述语言自然是移动变化着的。

    最简单的理解链条是，战国先秦时的哲学到东汉时期就需要注疏转述，魏晋人在注解《老子》或《庄子》的时候就需要对一句话一个词汇进行精心的考据，尽管这样，古义和当下义仍然会有错讹和遗漏，这就要求当下的学者现身说法，最好直接以“在世”者的身份介入世界本身的存在问题，并对古义和当下义之间的历时性错讹做出语义上的平复。表面看，这似乎是哲学史在发展，实际上不如说是哲学在历时性过程中的创意复苏，这种哲学复苏是精神的浓缩而不是语言的繁殖或堆积。魏晋玄学对两周到战国这段哲学史的延续就是一个再创性的转述。在这个过程中，远古先民曾经对世界做出过的动静观察在数度的创意性转述中每隔百年左右就会经受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切换过程。每一次创意性转述，在精神体量上或保守或扩展或超越都可以从语言文本上体现为一种规模，先秦时期的一句话，到西汉或许被注解成一部书，到了汉末三国也许就发展成一个话语体系。

    就拿五千言的《道德经》来说，如不进行创意传述，只用竹简承载关于它的注解，也许真的会汗牛充栋了。其实在《易经》之后，《道德经》对世界的“三个要件”完成创意转述主要集中在开篇的第一节中。“有名”，即已知领域，辐辏于“在世”的“边界”以内；“无名”，即未知领域，辐射于“在世”的“边界”以外。由于未知大于已知，“无名”大于“有名”。故“无名”是“常道”，用“无欲”“观其妙”；“有名”是“非常道”，用“有欲”“观其徼。《道德经》其实是为《在世之界》的精神内存进行“边界”分区的，《道德经》可视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编程智慧，而不是实用软件。在世界的“已知和未知”之间，“三个要件”中的“适应边界”即此岸和彼岸的分野。人类文化以《在世之界》的存在背景为总门（万物之母）而展开；人类文明以这个“边界”命名的精神分野为源头（万物之始）而展开。从中可以看出，当今文化与文明的总堕落，包括哲学的陷落，实际上是因为满足于在已知圈圈画圈圈，没有触及和跨越世界的终极“边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初衷并不错，结构也很圆满，就是在沿着历时性链条向外扩展的进程中，精神认知体量在“已知圈圈”里渐渐受限，以至于满足于中国受众熟知的话语“边界”造成的。

    于是，哲学的历时性总以展现精神体量的前卫机锋为旨趣，以透出于《在世之界》的超越视域为凸显，否则就是自陷。魏晋玄学的精神前锋直指玄学的佛学化，并与佛学的东土化产生合流，直流到隋唐，乃至于孕育出盛世大唐的精神气象。这期间，精神创意者的终极旨趣不是令文本越来越厚而是如何令文本越来越薄，或薄到只剩一句话，甚至一句话都木有，语言节约到可以倾国倾城，倾倒一个时代，比如中国禅宗的《六祖坛经》。《坛经》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世间”即“在世”；“不离世间”即一切“世间法”皆“佛法”的用世精神，也就是“动能半径”；“佛法”的超越性即“适应边界”的圆融立场。《六祖坛经》的禅学精神其实等于对世界的“三个要件”的精准抽取。

     哲学的历时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惊艳效果，主要在于哲学家即精神的“在世”者对“在世状态、在世活动和在世边界”脉络确认和边界把握，他不满足于连篇累牍地为古人的思想背书，而以抽拔世界的“三个要件”为大法，以呈现《在世之界》的当下真际和完态面貌为旨归。从《在世之界》的立场上说，既然哲学慧命的断是“三个要件”的时间记忆之断，续是“三个要件”的空间把握之续。那么，纯粹沿着时间瓜葛的哲学史去追问智慧的究竟自然是不可靠的，哲学史的功效，除了沿着时间链条连接一个民族探索智慧的经验和方法之外还会附加上很多经验主义的负担，背负着经验之累的哲学史对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一定具有连接功能。立足于《在世之界》看旧哲学对自身可能的新开展，其实就是“三个要件”的娩出过程。当“三个要件”从旧哲学中娩出之后，那些被旧哲学所掐定的那些具体尺度和认识方法已多半失效，这才造成了哲学式微错觉。换个角度说，哲学式微也仅仅是“哲学研究的式微”，因为通行在哲学史肠道中的哲学研究过程再也榨不出什么新价值了。想想也难怪，哲学史毕竟是扒拉以往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些什么”，根本不代表研究哲学的学者们“究竟想通了什么”。

     从这个角度说，所谓哲学史就是哲学屎，就是曾经的哲学家曾经拉出的思想之屎。哲学屎，就是再不能分解的哲学残渣。意思是，史上的哲学家他自己已经是创意精神的第一受益者，而他写出来的外化语言只可看作精神超市里的思想商品。但从哲学被大面积解构到生活中的趋势看，这些特殊商品大半已经被时代的人精们（比如上节所说的处于创意的观念位格）咀嚼消化过。已经被时代实践解构过的哲学，从文本到生活，精神落差已大幅度缩小，哲学文本中夹着的思想也早成了精神营养遗下的一些残渣。那么，对哲学残渣的研究日渐式微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咯。

    既如此，摆脱史的历时思路，转而从空间结构进行精神把握的哲学又是什么面貌呢？简要说，有关“三个要件”的哲学本质就是“空间结构精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