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释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和政策创新能力，以及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很多研究强调了分权实验(decentralized experimentation)的重要作用。这个政策过程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常普遍。在此过程中，中央政策制定者鼓励地方官员尝试运用新方法解决问题，之后将当地经验反馈给国家政策制定者。虽然大部分学者承认试点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创新的关键，然而对这一政策过程的起源却没有很好地进行解释。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和东亚中心政治学教授Sebastian Heilmann在早期的一篇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Heilmann教授在梳理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政策制定历史中发现，中国的实验管理模式有着独特的基础，与联邦制或分权制的模式不同。改革时期在促进政策创新方面十分重要的实验，根源于毛泽东时代规则的技术策略。这是一个复杂的内生政策制定方法——“由点到面”，其超越了由其他专制政体或苏联党国开展地零星和无联系的试点。

事实上，这种中央指导下的当地政策实验模式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在根据地上伴随着土地革命开展起来。最初，考虑到持续的军事威胁和不坚定的政治支持，土地革命的实施区域是分散化的。共产党的策略是运用从点到面的方法，先选取几个地点获得经验，之后通过强大的运动浪潮不断铺开和宣传模型经验。然而，实施策略在各地却不相同。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是各地的通信不便，很难及时传达和反馈政策实施效果；另一方面是资源和人力的匮乏，这也使得共产党不得不依赖当地组织随时调整政策。为此，党中央领导一般会避免发布一个标准实施程序，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交给基层党组织。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认识到试点方法在革命时期的优势，以及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问题。他们因此鼓励应用革命时期的由点到面技术来推进经济现代化，并形成了当前的政策模式：当地官员在高层政策制定者的正式或非正式支持下开展试点。如果党和政府领导者认为该政策可以被优先考虑，就会从最初的试验中提取出典型经验，并通过大量的媒体报道、高层会议、互访项目和竞争机制扩散到更多区域。其核心优势是中央与地方在政策形成方面独特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它需要中央权威来鼓励和保护当地主动性，并筛选出一般化的模式；但在此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离心力和自主性。因此，中国的试点是专制下的实验，也就是说，在中央干预下的不稳定和生产性相结合的分权实验。这使得当地经验能够有选择的整合进国家政策，Heilmann教授认为这是理解中国政策过程的关键。

最后，Heilmann教授总结道，中国通过试点和典型示范产生的政策为中央和地方之间搭建了桥梁，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无数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中打破政策僵局。

参考文献
 

Heilmann,S. (2008).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China Journal(59), 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