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基因群体的极端化反人类倾向值得全人类警惕

新浪博客    抡板子的博客     2013-07-14    

    不久前，美国又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现在，美国正在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转基因三文鱼公示，一旦公示通过，转基因三文鱼将成为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动物食品。

    其实，中国本可以将这个里程碑提前若干年。早在1985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就已经获得了具有快速生长效应的转基因黄河鲤鱼。利用转基因黄河鲤鱼与非转基因黄河鲤鱼的对比研究，水生所还证实了同一物种的个体生长率越高，临界游泳速度越低这一重要的进化学假说。

    但这项实验室中的发明没能变成市场上的创新。“对转基因进行仔细的科学论证当然有必要。如果某种生物有比较大的可能引发过敏等不适反应，利用这 种生物的基因就应当格外小心甚至尽量避免。”忆起往事，罗云波仍认为，人们对于转基因作物在很多时候都太过敏感了，“但一旦经过科学论证，转基因作物其实相当安全。人类食用异源动植物的历史与自身历史一样漫长，但我们从没有因为吃了这些食物，那些异源基因就整合到我们的基因组中了。”

      美国的监管政策因而被人们反复提及。在转基因技术监管上，美国主张“可靠科学原则”，强调科学才是管制的基石——而非无端猜测和消费者的担忧。 因此，美国并没有制定专门法律管制转基因食品，只是将转基因食品直接纳入现有法律框架内，要求食品生产商确保食品安全。同时，美国也远不如其他国家那样认 同所谓的消费者“知情权”，因而并没有强制要求食品生产商在自己的产品上张贴转基因标识。

     美国被认为也有自己的底线，比如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隔离，这曾被视为转基因作物具有潜在危险的证据之一。但在黄大昉看来，这是一项至今仍被广泛曲解的政策，因为这项政策的初衷与所谓基因纯洁毫无关系。

    “设置隔离带是为了使害虫可能产生的抗性得以稀释，这在农业上叫做庇护所策略。”黄大昉说，“但中国无需这种策略，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种植制度与美国的主要种植制度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以大农场的规模化种植为主，中国以小农户散种为主。在中国，植物本就是混合生长的，这是天然的庇护所。”

    而出于一贯的保守主义思想，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采取了过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生物技术本身具有潜在危险性，只要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活动都要进行安全性评价并接受严格管理，以过程为基础、在风险分析中应用预防原则，进行单独立法并实行统一管理。

  “即便在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性标识使用的也是定量原则，只有转基因成分达到5%，管制机构才会要求张贴标识。”黄大昉表示，“但中国实行的是定性原则，对转基因成分零容忍。但因为检测和监管成本极高，这样的政策不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还容易造成公众误解。”

    不安和揣测其实一直在公众中蔓延。有人主张，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应该与产业化的尝试相分离。在转基因的安全性得到彻底的科学论证之前，转基因作物——至少是可食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尝试应该放缓甚至禁止。哪怕为此等待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也在所不惜，毕竟现在安全无法代表永久安全，而生命的安全永远都是第一顺位的选择。

    “现在安全无法证明几十代之后仍然安全，这是一个绝对的伪命题。”对于反对方的苛求，罗云波认为这已经背离了技术的本意，“任何东西如果都要等几十代人，人类将永远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造福自身，技术问题只能依靠技术进步来解决。我们不发展，不能阻止世界发展。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我们现在亡羊补牢仍有希望，再犹豫徘徊就只能落后挨打了。”

    生命科学具有扭转乾坤的神奇魔力。在全球对农药依赖日益严重，而人们又对农药的副作用心怀恐惧时，转基因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分析了1996到2010年间的数据后，得出结论：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农药使用量下降了9%。考虑到转基因作物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种植面积，这一降幅无疑已经堪称一个巨大的成就。

    但同时，人们对生命奥秘的畏惧之心，又让生命科学似乎具有引发争议的天然优势。但在眺望未来时，我们会发现，畏惧不会带来改变，裹足不前只会让宝贵的机会白白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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