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这回又摊上大事了。3年前，5个留守儿童躲在一个垃圾箱内过夜，因为烧火取暖窒息而死，这个惨剧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于是，一批干部受到了处理。毕节市委也亡羊补牢，宣布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准备每年拿出6000万元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然而，出乎全国人民意料的是，3年后，还是在贵州毕节，居然又出了留守儿童4兄妹集体喝农药自杀的事件，全国上下再次为之震动。

　　这个事件迅速发酵，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讨论的热点。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问责当地各级政府官员不负责任的，有批评学校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有指责孩子的父母只生不养不负责任的，不一而足。不出意料的是，想必又有一批干部会受到处理。同时，在当地乃至贵州省甚至全国，又会有救助保障或公益慈善的补救性应对措施出台。

　　对于毕节事件的善后，最容易想到的是社会救助和公益慈善。有人说，4兄妹自杀，可能是因为贫困。但后来又有人指出，这户人家似乎不穷，家里还有好几袋玉米，十几斤腊肉，他们并没有挨饿。据此分析，导致孩子们轻生的可能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物质的原因，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情感上的匮乏。

　　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有很多缺陷，但并非如人们经常说的“养懒汉”，其中最不靠谱的是将保障对象“原子化”，即国家制度跨越了社区，跨越了家庭，直接针对个人。这给人一种假象，有国家的保障、社会的关怀，个人的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所以毕节事件的善后也直接引发了这方面的关注，并且恐怕很快就会有所行动。

　　但是，所有的这些应对措施恐怕都是站在“大人”的立场上来考虑的，没有真正地深入孩子的心底。留守儿童心里最渴望的得到的是什么？自杀的原因多多，但最基本的原因可能是孤独和无助。对孩子来说，家人的团聚，亲情的慰藉是不是具有可替代性，这种替代性的极限在哪里？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不幸的4兄妹是生活在一个问题家庭中。如果要社会工作者介入和干预，最常用的办法应该是家庭辅导，对这一家人做小组工作。但是，如果一家人天南地北，难得相见。久而久之，亲情尽失，家长视孩子为负担，孩子视家长如陌人，这样破碎的家庭如何将其成员再次粘合到一起？还要继续相处，还要处出真正的感情来。其实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尽快让他们团圆。不然，家庭辅导都没法做。

　　到此，想说的话已经昭然若揭：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急急忙忙地问责，因为问责并没有起到公众期望的效果。现在要做的事情，也许应该是探讨导致问题出现的社会背景。让农民工家庭不再天各一方，这不是像宣布一下城乡户籍合一那么简单。让孩子们留守农村，已经再三出人命，显然不是办法；让孩子们进城，居住、教育，还有融入，又有一大堆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无法避免，曾经的农民工城镇化遇到了经济下行而止步不前，甚至已经望而生畏，主动后撤，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