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一个六年级的十三岁男童带着自己三个小妹妹一起服毒自杀的事件，让人痛得心绞。随着对事件的追踪进展，留守儿童的问题再一次引发热议，政府责任，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等等几乎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又一次被炒热，但依旧是意见抱怨多如牛毛而建议主意少之又少。
在众多的抱怨声中，似乎某种常见的抱怨突然失声了，仔细筛看，发现是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有识之士们不见了，集体失声了。
中国的人口政策出现松动和逆转迹象，《大国空巢》一书的出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大》推出的时候，作者说中国人多其实是谎言，说人口的增长其实是地方计划生育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杜撰出来的，实际上是人口在减少，而且减速惊人，中华民族面临着消亡灭绝的危险。
伴随毕节四童集体服毒自杀的事件，中国现有6100多万留守儿童的事情再次让国人知晓，不知道这个数据会不会又被解读为是什么部门为了什么目的而虚构的。应该不是谣言吧？
其实，农民进城打工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儿童，还有老人，应该叫做空巢老人吧？据说，农村的空巢老人占全国空巢老人的比例更大。这个空巢老人的“空巢”和易富贤《大国空巢》当中的“空巢”是一回事。空巢现象的事实解读应该是“小鸟长大离巢留下老鸟在巢”，既不是巢里真的空了，也不能逻辑地导出“鸟少”的结论。
但是“空巢”现象却一直被反计生人士用来攻击计划生育国策。逻辑上，如果空巢老人问题可以用来质疑计划生育，留守儿童问题完全也可以拿来说计生的事儿，因为空巢老人的另一种说法也叫作留守老人，都是需要被中年人照顾但却独自留守的弱者。国人自古就有俗语道“上有老下有小”，老和小是一样的弱者。但是，只听到易富贤们要求放开计生限制来解决空巢老人问题的，却没有听到他们说用鼓励多生育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这次同赴黄泉的儿童竟然是兄妹四人，而那个生育率为4的父母现在竟然都不知所踪，这个事件大概实在是不适于引用来要求更多的生育了，所以一有大小事件就拿出来说计生的事儿的人士此间就不见踪影集体失声了。
四童服毒自杀仅仅一天之后，湖南又出了一起儿童中毒死亡事件，死者是一家两个小姐妹，不是服毒自杀，而死于另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邻居的投毒。这又是一家两个孩子，是否符合计生政策不得而知。
之前，庆安枪击案当中的死者也是多子的，其实他也就是个死有余辜的社会垃圾，不知道如何就会有那么多人替其声张生命权利。他带着两个本来该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整年无所事事，生而不养，让老娘靠乞讨生活，还用老娘乞讨的钱和政府的救助买酒喝，喝醉了就借酒在公共场所撒泼闹事袭警，而且把老娘和孩子当人肉盾牌使用。真没想到这种社会垃圾的人生结局，还被众多的有识之士拿来推动了一把对中国的司法和警务制度的全民“反思”，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被生”出来的，不是自己的选择，而对如何结束生命，却具有了选择的能力。在自立之前和失去自立能力之后，如果生活陷于困窘，则属于这个生育者的责任了。所以，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成年人，都具有养小赡老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涉及生命，责权利又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所以，人权不是绝对的权利——只讲生理功能而不尽生命责任的，本身充其量也就是个生物而已，算不上人，也不配谈论自己的人权。
毕节四童原来并非“留守儿童”，据说是他们的父母在海南打工时生下的，原本是跟着父母生活的，但越生越多，带着一大堆孩子肯定打工受阻，就只好带着孩子回毕节老家，而回到老家又没有了经济来源，就只好丢下孩子再去打工，孩子就如此变成了留守儿童。按照反对计生人士的说法，这个孩子的父母应该是属于“英雄父母”了，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和未来的人丁兴旺做出了贡献，缓解了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经济停滞担忧了。《大国空巢》当中说，人口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发展的前提，人口多需求多生产也多经济会因此发展。现在，四童的父亲为了解决孩子的养育需求，也积极到外打工为经济建设做贡献去了，结果却是造就了四个留守儿童，需求没有按照易富贤们所说转化为生产力发展力。
反对计生的人主张多子多福，说空巢老人问题可以用多子来缓解，如果兄弟姊妹多，有人离巢，还有人留巢，老人有个病痛大家还有轮流伺候的可能。这咋一听还真是有点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首先，空巢是因为离巢，这和鸟儿的多少无关。不论雏鸟多少，如果没有离巢，自然就不存在空巢。中国古人讲究孝道，主张“高堂在子不远游”，自然就不存在空巢问题。为何要离巢？不说孝道存废，当然是巢外更具吸引力和发展空间了，那么，兄弟姊妹当中究竟是谁该对于巢外的吸引力无动于衷而厮守于没有吸引力的老巢里环伺父母？一般应是能力较差的那个啦。如此，这个能力较差的弱鸟的守候，再加上机遇和条件较差的老巢环境，又能够让老鸟得到什么样质量的晚年保障？
而那些离巢的，如果在外可以顺利发展，是应该把父母孩子也带在身边共享发展成果呢？还是把发展成果寄一点回老巢，让钱去替自己尽社会责任呢？毕节四童死前不久还收到在外打工的父亲寄来的七百元，家里的救济款账户里也还有三千多元。看来，“留守”问题还真的不是钱的问题。“留”的是孤独，“守”的是空虚。
四童服毒自杀事件，让毕节地方政府备受压力，不少人也被“迅速”地处分了。但是个人认为，受到处分的还应该有当地的计生负责人。但这样一说，计生干部就变成了两头受气的倒霉蛋了，国家交给的工作不能不做，做了受到易富贤们的极力攻击，做不好了又造就四童自杀这种事情，里外不是人了。
在这个生与养都需要资源的自然环境和商品社会里，很多人克服生育本能和冲动而“选择”了少生。少生孩子自然负担就轻了，也使得自己免于生而不养的道德风险。那么，这些负担减轻的人，是否应该把因为少生而相对充裕起来的积蓄用来支援像毕节四童这种多子家庭呢？或者说，政府是应该把财政资金用于帮扶毕节四童这种多子家庭，从而让更多人免除养育忧虑而都放开生育呢？还是把更多资金用来奖励少生优生的家庭呢？自杀四童当中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只有老大有户口并有政府救济，政府是不是该给超生的三个妹妹也破例发放救济呢？
国人的寿命变长了，这本来是令人高兴的好事，现在被反对计生的人诬蔑为“老龄化问题”，还说中国是“未富先老”，好像中国老人全都是穷光蛋一样。之前陕西大巴坠崖和东方之星沉没事件中，遇难者很多都是拿着钱出来旅游的老年人，都不是“未富先老”之列。其实这个“穷”“富”是不能笼统而言的，穷富是一个财富公平问题，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和人口年龄结构没有关系。老人和其它年龄层一样，不是都穷或者都富，一样有穷老头富老太之分。对于一个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来说，财富公平问题，对人口来说，是从小到老都一直存在的。如果存在“未富先老”，同样一定存在“未富多子”，为何只把长寿问题和“未富”挂钩，而不去把“多子”和未富关联呢？毕节四童和61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多少是能把“多子”和“未富”撇清关系的？如果都是富足家庭，何以留守于失乐园？
很想在铺天盖地的跟帖评论当中找到反对既定人口政策的人士的跟帖和意见，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幸事件家庭的人口和生育问题，可是却找不到。失声的原因，大概、估计、可能来自对这些事件对本已取得松动进展的反计生进程会造成逆转的顾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