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考察权贵经济与平民经济取得经济利益的渠道和过程，可以容易区别两者的阶层属性，同时在下一个相对完整的资本再循环的初始阶段，也即资本再循环投入的理念、渠道等，两者存在着对立性差异。（这里提出一个基本概念---资本循环与再循环概念， 是指资本以货币形式或以代货币形式，进行的非物质生产形式的循环再循环运行，并追求自我成长的整个过程。详解见本人百科词条）。

    由于依靠威权而取得绝对利益，权贵经济并不需要按经济常律进行必须的有形的资金或实物成本投入，甚至不需要人力或管理成本的投入，决定着其超越经济常律的，无法以正常经济投入产出方式来计量“利润‘’。

    自中国习李执政以来，采取了铁拳惩治贪腐的雷霆政策，深得民心，取得了自文革以来罕见的吏治成效。从揭示的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案件来看，大部分贪腐案件直接或间接地与权贵经济勾结互利，使之成为滋养贪腐的温床。也揭示了权贵经济集团已经取得的财富，不只在规模上达到惊人的水平，而且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甚至渗透到关系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领域。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罕见（不要忘记的是，在上世纪新民主革命时期，代表当时中国新生力量和光明前途的中共，正是以反对国民政府中的贪腐和 反对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权贵经济集团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为号召力，唤醒平民大众的革命热情，推翻不公平腐朽的旧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更令人惊心的事实是--- 仅仅二十多年，中国国民党就从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先进代表力量，迅速堕落成为腐败权贵专制的，阻碍革命历史进程的反动势力！其中教训不得不发人深省），即使在国际上也堪称少有，与之可相比的，大概只有国际上现存的少数君主制、酋长制国家中，存在类似的经济现象，但是两者仍然有明显差别。这种差别极其明显地表现在：这些国家的权贵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讲，与其国家的利益有较一致的相关性，甚至直接代表国家利益，这是由于其国家的制度和特定的阶级制度形成的。而中国国内的权贵经济集团从实质上讲基本不具备这种特征，基本上表现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不会也不可能与与国家长远利益一致，更不会与平民经济平等互利和谐共赢，呈现出尽可能吞噬一切的“黑洞”特征，与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相悖谬。

      中国权贵资本在经过早期积累后，同所有资本一样，为了自身扩张的需要，这种需要当然是资本所有者的需要，为了满足其更大的欲望的需要，通常会被掩饰为事业成功的标志，这一点需要明确。

      而传统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常把这种资本所有者，运用资本来追求更大利益的人性本质，即资本本身只是作为攫利工具，被其所有者 操控而呈现的规律现象，归结于资本本身的特性。这种错误的概念，仅仅解释了资本属性的表面现象，而没有能够深入揭示资本表象掩盖下的本质。经济学界延续采用传承此类谬误，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后果。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从实践到理论，仍然不愿正视事实上普遍形成存在的资本资产和资本家阶层，就是在有意无意地规避社会制度性质对资本的限制，把事实上的资本家仍然称谓企业家，从而形成国家法律层面上的漏洞，和经济规则层面上的严重缺陷。由于基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改开设计思路，并想当然地认为先富人群普遍具有先天性的高度觉悟，影响并能够自觉带领其他人走向共同富裕，因此恰恰忽略了资本在资本者本性驱动下的扩张甚至嗜血的特征，丧失了又一个绝佳的、完全可以预前立法定规，根除后期至今社会政治经济各种乱象的历史机遇。失去了制度和法规约束的资本与权力，与某些社会显贵苟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经济体系中特别的权贵经济现象。令人深思也颇为奇特的是，权贵经济在改开初期表现为激进的，能够冲破一些禁锢的力量，表面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推动了体制的改革，活跃了沉闷的社会经济，甚至赢得了国家政策的肯定支持，以及舆论的推崇，这只要认真统计一下，有多少权贵性质的经济体，在国家和地方级取得合法资格和地位，就可一窥端倪，而实际上它们正是各种失误的改开政策的推手，是越来越多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已经成为深化改开险恶的深水区，严重阻碍社会公平公正的建设，干扰政治改革进程，阻碍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权贵经济同样具有在资本所有者的欲求驱动下，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扩张性。在考察其资本再循环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发现，权贵资本与国家资本和平民资本的不同，尤其在再循环的第一阶段，权贵资本由于着眼于实现自身利益的快速地安全地最大化，所以，它资本再循环就有了以下特征：

其一，权贵资本自然进入权贵所有者可控地理区域和经济领域，一般不冒险超越其既得利益可控范围。

其二，权贵资本选择性进入资本再循环周期短，投入产出效益大于一般产业，而国定资产零投资或占比极小投资的产业，而且投机性较强的经济领域，如以资本为产品的金融领域，如融资，保险，风投，银行，证券市场，慈善事业等；稀缺资源的贸易领域及许可证交易 ，如土地、稀有金属矿产等，热衷于控制已经有完善基础的或国家政策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及民生基础产业、设施等领域，如水资源、电力、医疗卫生、扶贫等。

第三，即使权贵资本进入再生产周期或者说资本循环周期长的领域，通常也只会进入高档或奢侈类，大多属于‘’引领时尚‘’的领域，如各种高端酒店、会所、专业俱乐部、甚至近几年兴起的旅游，养老等等，但是看似适应社会发展和需求的正当行业，会被它们设定一般民众遥不可及的条件和门槛，严重歪曲社会价值观，引领脱离实际的畸形消费观。

第四，随着以上领域被越来越多的资本者挤入，以及权贵资本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漂白，同时伴随着国家调控政策的制约，权贵资本逐步呈现分散化，多样化迹象。甚至被政府强力反腐压制，出现向国外转移、向国内代理人名下转移的明显特征。

第五，寻求垄断的特征。比如权贵资本寻求其所在领域范围内的垄断性、排他性，这与通常意义的资本寻求垄断依然不同，因为前者寻求的不仅仅是其行业性垄断，而且更大程度地表现在其寻求其权和贵覆盖区域范围内，各行业、领域的垄断或主导，以安全地取得尽可能长的经济利益。

   如此等等。

       由此，不难发现权贵经济与国权经济、平民经济谋求长久稳定共同均衡发展的根本区别，也能够充分的认识它们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若不进行政治，法律和经济法规的规范和有效约束，或可上升为政治层面的冲突，造成极严重的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