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时间已经进入腊月，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一个冬天都没有下雪了，气候干冷干冷地。农田里除了送土家肥外，再无活可干。这时正是农家妇女们织布纺线、缝衣做鞋的大好时期。虽然天气很冷，但她们仍然无怨无悔地挽起衣袖染、浆各色彩线，手指头上绽开了一道道口子，挖点椿树胶塞在里面，继续干活，无一人叫苦。杨玉兰已是有三个月身孕的人了，但她不能象城里女人那样娇贵，被老妈、婆婆珍爱地供养起来，她每天晚上和妯娌们不是织布就是纺线、打织布梭子里用的线筒子，白天还要同妇女们一起给生产队的粉坊槌粉条、晒粉条。
自古道：无商不富。作为庄家人，光靠地里的出产卖钱，永远是不行的。就拿本地的特产辣椒和大蒜来说，收成好了，销售价却很低；价钱好了，却没有收成。谢成德和队委会的几个成员很明白这一点，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想方设方搞一点副业，为队上挣一点钱，以缓解吃食堂刚结束后生产队一分钱没有的经济困境。由于本队有一大户人家在旧社会磨过粉，挂过粉条，有现成的技术人员，于是队长谢成德就在农闲时，带领社员们利用本队自种的红薯开起了粉坊。因为天太冻，粉坊里先天晚上挂的粉条全部冻住了，需要妇女们第二天一棒槌一棒槌地槌开后才能晾晒。
谢有福由于人长得结实，个子大，两个胳膊有力气，成为队里挂粉条的能手。因为挂粉条需要将晒干的红薯粉面掺和成面团，放在刻有扫帚棍粗细小孔的铁碗里，一手肘着，一手用拳头在面团上捶，人站在不停地烧着大伙的锅灶边，两只手要肘在距离锅内开水一米多高的地方，经过一拳头一拳头的砸，粉条就从碗底的小孔中下在了锅里，而粉条的粗细就全凭碗底与锅里水面之间的距离了，如果操作者双臂无力气，是很难掌控粉条的粗细度的。由于这挂粉条的活是没有几个人能干的，因此，队委会决定给谢有福双倍的工分，在这女人要靠男人活的年代里，杨玉兰在队里、在家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关于他和谢小犊的那些事再无人嚼舌头乱说了，虽然每天日子过得很苦，但起码她可以挺起胸膛做人了。
时间不觉到了六二年农历的六月初六，全村各家各户都利用下工时间忙着和面炒馍豆豆。由于前几年吃食堂，不允许社员在家私自做饭，人们都有几年没有好好的吃馍豆豆了。杨玉兰到此地时虽然刚关掉了食堂，由社员自家做饭，但因天灾而小麦欠收，哪里有多余的麦面去炒馍豆豆。今年的夏粮虽然不是大丰收，但比去年能多收一成，各家各户炒馍豆的麦面还是有的。
杨玉兰眼看就要生了，本来有气无力的身子，这时婰着大肚子忙这忙那，真够她受的。吃过午饭，她和几个嫂子将婆婆压在柜底的那些丝绸衣服及为过世准备的寿衣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然后就到厨房，用簸箕将婆婆做好的生馍豆端到太阳底下，并艰难地蹲下身子不停地翻动，直等到生馍豆由软变硬后，再端回厨房倒在锅里炒。大嫂黑女满头大汉站在锅前，两只手轮流着用锅铲在锅里搅。二嫂妮娃手把着风箱在烧火，三嫂帮婆婆在案板上揉面。杨玉兰端了两簸箕后，就感到很不对劲，肚子开始阵痛了。她忍着疼痛，勉强晾晒完最后一簸箕生馍豆，头上的汗珠就象房檐水一样往下淌，硬撑着身子走到厨房，顺手将簸箕往锅台上一撇，一把拽住大嫂的后衣襟，发着细微的颤腔说:“大嫂，快，我不行了。”大家忙停下手里的活，将杨玉兰搀到她的房间。婆婆急忙洗了洗面手，叫回正在前边堂屋午休的谢有福，吩咐他赶快去叫村中的接生婆。再叫谢有福的三个哥哥谢有年、谢有才、谢有良去准备鞭炮，而她自己则将柜打开，取出当年谢有福父亲穿过的大裤子，以及小孩要用的尿布、尿垫和被褥等。当时，凡是新出生的男孩，落地后必须用自己爷爷穿过的裤腿包裹才能大福大贵。对谢有福的母亲来说，她多么希望杨玉兰这次能给她生个孙子。因为前头的三个媳妇都生的女孩，大孙女转转，今年已经十四岁了，二孙女索索今年十二岁，都是大媳妇黑女生的。三孙女叉叉是二媳妇妮娃生的，今年五岁。四孙女多多是三媳妇绸子生的，今年三岁。家里一大堆丫头片子，让她老人家总是矮人半截，与人说活都好像气力不足。她曾到北窑的老母娘跟前许过愿，如果杨玉兰这次能生个男孩，她将亲自来给老母娘放鞭炮还原，而窑里的道人吕氏也做法问过神仙，说杨玉兰肯定能生个男孩。看到自己的婆在收拾这些东西，转转姐妹几个都跑来看，这个一翻，那个一看，惹得谢有福的母亲好不心烦，顺手拿起门背后的笤帚，向着姐妹几个抡来：“去去去，都到门儿上逛去。转转，那么大的女子了，没看见你七娘要生小孩了，快把你几个妹子领出去。”姐妹几个在转转的拉拽下，一人装了一裹兜炒好的馍豆，一溜烟的跑走了。
“妈，快，玉兰马上要生了。”老太太正准备烧开水，黑女失急火忙地跑了进来。老太太说：“那么，你烧水吧，让我去看。对了，先给玉兰打几个荷包蛋。”“知道了。”
这时，杨玉兰肚子已经疼到了极点，她两只手不停地抓着炕席的边边，用门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头在枕头上来回左右滚动，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呻吟声，乌黑的头发已经被汗水全浸湿透了，象毡片一样砭在了头上，脸色煞白煞白的，真叫人心里干着急。“你看这老七，叫个接生婆都叫不来，倒把自己给叫丢了。”“妈，接----接---接生婆是---是---来不了。”“为啥来不了？”“是----是----喜子娘也在生孩子。”“真是的，真不是省油的灯，生娃都和我家耵在一起。”“我----我们能不能再等等。”“去去，生娃能等吗？你看，娃的头都快出来了，快到灶房端热水去，再把我的剪子拿来，把煤油灯点着。”谢有福把一切都准备好后，看了杨玉兰一眼，吓得用手忙将双眼捂住。他长到这个年龄，还是第一次见女人生娃的。因为，在农村，生娃是不允许小孩和自己的男人看的。他还没缓过神，她的母亲就催道：“你先出去吧。”说着就将他掀了出去。
谢有福走出来，听着杨玉兰那痛苦的呻吟声，心里急得直打转，顺手从衣兜里掏出烟袋锅，一锅烟还没抽完，就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他忙把烟袋锅摔在窗台上，准备用手掀开门帘进去看是男是女，他的母亲就有气无力，耷拉着头，半闭着眼，怀里揣着他父亲的大裤子从房里走了出来。“妈，啥娃？”“别问了。”母亲说着，眼里就流出了泪水，走进自己的屋子，坐在炕上大声哭了起来。
谢有福的几个嫂子听见哭声，也不当回事，知道玉兰妹子没生男孩，就是这待遇。她们妯娌几个将杨玉兰母女安顿好，把地上的赃物和孩子的胎衣收拾停当后，放在事先准备好的装有草木灰的担笼里，并叫谢有福将其埋在屋后的大槐树地下。
谢有福埋完后，还是心急如焚地冲进了自己的房间，将用烂布片包好的孩子抱起，高兴地合不拢嘴，毕竟自己已经是快四十的人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自己总算当了父亲了。
杨玉兰听到婆婆的哭声，全身的痛苦顿时消失殆尽，心里有的只是难过、委屈和困惑，心想，不就是生了个女孩吗，值得在那里哭唻唻。看到谢有福抱着孩子的那个高兴劲，心里总算有了一点慰藉。几个嫂子看到自己的傻兄弟那个得意劲，也都放心了，准备往出走。杨玉兰硬撑着身子坐起，拉着三位嫂子的手说：“谢谢几位嫂子。”“妹子，不要多说话，话说多了，将来嘴困，快睡觉。”说着，就走出杨玉兰的房间又回到了厨房，继续炒没有炒完的馍豆豆。
这时，那弟兄几个已经将鞭炮买了回来，听见母亲的哭声就知道事情不好，没吭声，将鞭炮往前头粮囤子上一撂，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紧接着，接生婆闻讯赶了过来，她听见谢有福母亲的哭声，知道孩子已经生了，但她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医生，可经验还是有的，因为这村中四十岁以下的大小人儿都是她接生的。她人很和善，六十多岁的人了，不管天阴下雨还是三更半夜，只要谁家媳妇生娃，她都立马赶到。她一手提着麻纸和药棉、红汞等几样简单消毒药品，一手捋了捋自己的头发，把她的拐棍往胳肢窝一夹，扭动着她那不到三寸的小脚，径直走进了杨玉兰的房间。
坐在杨玉兰身边的谢有福看到接生婆来，马上起身将老人家手里的东西接住，很恭敬地说道：“是----是大婆，你----你来了，快坐。”杨玉兰听到说话声，马上从睡梦中醒来，想起身，被老人家挡住了。“老七家，不要动，我看看就行了。”她揭开杨玉兰的被子看了看，将杨玉兰下身垫着的破布片取出，把自己带来的麻纸折叠好给杨玉兰换上，又用药棉蘸了点红汞，将裹孩子的破布解开，按在孩子的肚脐眼上，又将孩子抱好，嘴里念道：“这老大家的，也太死心眼了，女孩咋啦，就用这东西包娃，喜子娘也生了个女子，人家老八家的就比她强，还在那出声野怪的唱啥旦呢。”说着，就拾掇自己的东西向谢有福母亲的住处走去。
谢有福的母亲哭了半天，看无人来劝她，声音慢慢地变小了，看见接生婆来又开始大声哭唱起来。“哎—，我的命咋这么苦呀！”“对了，对了，不就是生个女子吗，有必要在那哭唻唻，平时看你也是个能行人，怎么今天犯糊涂了，都不怕人家笑话，给你说，喜子娘也生个女子，人家老八家的可不象你。”听到喜子娘也生个女子，谢有福母亲的心里好像有点平衡，马上就不哭了，端了些馍豆豆给接生婆，两人边吃边说，拉起了家常。
不觉孩子已过了百天，杨玉兰因娘家太远，也不能象其他媳妇那样有娘家可熬，一直就呆在谢有福家。谢有福的母亲虽然讨厌女孩，但看在自己儿子中年才得孩子的份上，对杨玉兰母女也算特别照顾，杨玉兰已逐渐恢复了元气，而且稍微有点发胖，比以前更加迷人了。太阳快正端了，她刚在门前树上绑了一条细麻绳，准备给孩子晒尿布，喜子娘抱着孩子跑过来了。“玉兰，玉兰，快救我。”喊着，拽住杨玉兰的胳膊就往里屋钻。
杨玉兰自坐月子以来，对外边发生的事一概不知，因两家为她和谢小犊的事闹得断了来往，也就无人在她跟前说什么。她感到莫明其妙，只好跟着喜子娘跑到自家的里屋。“你不要跟人说我在你家，瞎好咱们也是乡党呢，你就帮忙让我藏在你家吧。”“好好好，你就藏在这儿，我不给谁说。”杨玉兰看到喜子娘那哀求的眼光，心里不觉产生一种怜悯感，昔日的恩怨在她的脑子里好像消失了，虽然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她还是愿意帮喜子娘。她将喜子娘母女安顿在自家最里边屋子的炕上，喂饱了自己的孩子，准备锁上门出去看看。
原来是喜子娘在甘谷的男人找来了。那个男人肩膀上扛一个四岁的男孩，跪在大队部门前的毛主席像前哭诉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孩子的娘跟人走了，可孩子还小，不能没有娘，你就保佑我父子俩，帮帮我们吧！”大队的干部问清原因后，立即派民兵将谢有发绑到了大队会议室，并将实际情况向上级进行了汇报。由于这几年甘谷到陕西逃难的女人太多，大多都是有夫之妇，又在陕西嫁了人，而甘谷那边的男人找来的也比较多，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消除盲流和黑人黑户，省、市、县下来人对此事进行严查，凡是有男人的甘谷女人，不管她们在陕西是否生有小孩，一律遣返回原籍。本来，在第一次遣返的甘谷女人中就有喜子娘。那天，谢有发怀抱着刚出月的女儿，喜子娘一手拉着自己当初抱来的喜娃，一手托着自己的行李，在公安人员的监督下，在马嵬坡火车站集中。站台上、候车室挤满了人，甘谷那边的男人抱着孩子来接人，陕西的男人抱着孩子来送人，夹在中间的女人看着这边哭，看着那边也哭。喜子娘把眼睛都哭红了，声音都有点沙哑。她那四岁的儿子看到她，不顾父亲的阻挡就扑到她的怀里大哭起来。那甘谷男人也迫不急待地将自己的小儿子喜娃抱在了怀里，眼里也流出了痛苦的泪水。喜子娘实在不想回到甘谷那荒凉的地方去，也不想再跟眼前这个男人过日子了，因为不管从智力、做事能力等方面衡量，他都与谢有发差得太远。她想，我不能就这样被送回去，我得想办法逃跑。她擦了擦眼泪，用眼瞪了她那甘谷男人一眼，一把将自己的小儿子喜娃抢过来，对他男人说：“你先把童喜看好，我和喜娃去上个茅坑去。”她给谢有发使了个眼色说：“你把你娃抱回去，今后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了，你也不要来找我。”说着就溜出了人群。火车到站后，那甘谷男人怎么也等不到喜子娘的人，领着孩子在火车站的各个角落都寻了，也没有找到喜子娘的踪影，只好放弃回家，亲自上门去找。
谢有发被绑到大队后，可急坏了谢有发的母亲，一向厉害的她，立即跑到村干部家、家门中有能力的人家请求帮助。喜子娘就趁人不注意抱着孩子跑了出来。她想大家都知道她和杨玉兰有隔阂，不会到这里来找她，于是就来这里躲藏。在大家的努力调解下，谢有发的母亲拿出自己的积蓄，用二百元钱将喜子娘那个甘谷男人打发走了，喜子娘如愿地留了下来。
五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村子外边传来一阵阵的歌声。杨玉兰一家人刚吃过早饭，她正在洗锅。她的女儿桂枝已经三岁，给刚学舌的弟弟兰盾教说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阿呃。”姐姐举手说一句，弟弟除了跟着举手外，只会阿呃。
“七嫂，快出走，从西坡上又下来了那么长的串联队伍。”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唱主角的门中妹子谢春玲跑进来喊道。
谢春玲今年二十岁，是村中有名的大美女，而且声音纯正明亮，乌黑的两条大辫子，妆扮革命样板戏中的李铁梅、吴清华、常宝等，可以不用假发，而且和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老师有点象，一眼就被大队从县上请来的戏剧导师给相中了。她也不负众望，将那李铁梅、吴清华、常宝等角色表演得绘声绘色，得到全大队和周边村中群众的认同。但她虽然人长的好，命却不强，十二岁时母亲就疯了，今天不是跳井，明天就是乱跑，她从小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除了管父母和两个兄弟的吃饭外，还要织布纺线管一家人的穿戴。最不幸地是，父亲在她十岁时就将她许给了人家，男方家里虽然也不算富有，但那男孩的父亲是秦岭公司的一名工人，比起谢春玲家强多了，每逢开春粮食短缺时，那男孩的父亲都要送她家一百多斤小麦或玉米。可那男孩长大后实在有点傻里傻气，谢春玲怎么也看不上他，她倒是对自己邻居正在上高中的俊生哥很有好感。有一次，杨玉兰一个人在家中边织布边哼秦腔样板戏中的唱段，被谢春玲给听到了，她觉得杨玉兰的嗓音好听极了，就跟广播里放的差不多，于是就跑到杨玉兰家，要求其和自己一样到大队唱戏，结果谢有福弟兄几个认为书坊、戏坊，是瞎（ha）娃的地方,坚决反对杨玉兰到大队文艺队唱戏，可从此，她和杨玉兰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杨玉兰听到谢春玲的声音，忙从厨房里出来，抱上儿子，手拉着女儿，就和谢春玲向西坡口赶去。
当他们赶到时，西坡口大路两边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只见那身穿灰色中山装制服的青年男女，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从西坡上走下。他们身后背着被子，肩上挎着挎包，挎包上挂着白色的搪瓷水缸和羊肚手巾，就像电影《南征北战》中行军打仗的士兵一样。杨玉兰和孩子透过人群，好不容易挤到串联队伍的跟前时，从队伍中窜出一个小伙子站到她的面前。“杨玉兰，你好！”没等她回过神来，那小伙子就笑着边招手边向队伍中走去。杨玉兰一阵脸红，惊诧地挥着手和那小伙告别。她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上自己的中学同学、恋人。她想，这西坡往西经过谷米寺直通着罗古村火车站，往东直通双山寺，再往东就是郭宫寺，是关中地区的一条官道。如果顺着这条管道步行走到西安城，大约有二百里的路程。他可能是坐了几天的火车后，开始从西往东串联的，一个城里长大的小伙子，要走那么多的路，怎么受得了呢，都是这文化大革命闹得，好好的学生，大学也上不成了，到处乱跑。想到这里，她似乎心理有点平衡，再也不埋怨父母了，不为自己没有完成学业远嫁到这偏僻的乡村而懊恼了。等串联的队伍走完，她就和孩子随着人流很平和地向家中走去。
她和孩子刚走到村口，就听见铜锣的声音，平时只在早上埋死人敲打的铜锣，最近却常常被用来游街地、富、反、坏、右和当权派，她不知道谁又被拉出来游街了，带着孩子加快脚步就往村中赶。
到了村子中间的老城门口，只见地主张丰余两口子戴着用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用架子车后箱板做成的牌子，上边糊的白纸上写着“打倒张丰余”“打倒张丰余的臭老婆”。两口子低着头，被四个小伙子从后边压着艰难地前行。而谢有发的父母边走边用手指着张丰余两口子骂：“狗地主，给大家老实交代，当年你们是怎样欺负我这个贫下中农的？你为什么把你女儿送到台湾去，是不是想变天？”他们老两口子骂着，谢有发的父亲不时还用腿上去踢张丰余两脚，而谢母对人家两口子动不动就是一个嘴巴。杨玉兰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看得她直捂眼。
其实，按村里人的话说，地主张丰余并没有把谢有发家怎么样，只是他们两家原来是邻居，经常为一些墙畔子、地皮子吵吵唠唠，有时谢有发家因家穷势单吃点小亏罢了。现在他们一家人仗着是军属，谢小犊又当上了大队革委会主任，想在大家面前逞威风、官报私仇罢了。而张丰余虽然家庭富裕，但按资产还够不上地主的条件，充其量不过是个上中农，只因他的女婿随老蒋跑到了台湾，他怕女儿守活寡，就想办法把女儿送到了台湾，在那时可是犯了天条，就被打成了地主，除给他老两口分了两间磨坊作为安身之所外，家里的财产全部归公。
这时，喜子娘一手拉着她的女儿，一手拨开看热闹的人群，气呼呼地舞流到张丰余两口子面前，呸的一下，就给张丰余老婆唾了一脸，嘴里骂道：“不要脸的地主婆，你还敢把女儿送到台湾去，给大家老实交待，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变天？”说着，就举起了拳头。站在一旁的杨玉兰实在看不下去，就拉了她一把，压低声音说：“你行了吧，乡里乡亲的，别太过了。”“啥？别太过了，你怎么替地主反革命说话？大家看看，这谢有福的婆娘和地主站在一条线上。”喜子娘用力将杨玉兰的手摔了摔，然后用两只胳膊在空中舞旋着，向大家大声哗扬，臊得杨玉兰不知如何是好，领着孩子立即走回家去。可她还不知道后边还有更麻烦的事等着她呢。
下午，大队红支部的人就来找她了，幸亏二嫂绸子消息灵通，提前将她藏了起来。原来喜子娘到处哗扬她还不算，还到大队将她告下了，那些造反派们执意也要将她抓起来游街，被谢小犊阻止了。事后，谢小犊回家还将喜子娘骂了一顿，骂她再怎么着，也不该拿自己门中人开刷，气得喜子娘蹩屈了好久，心里骂道：看你两个旧情难断的狗男女能张狂到几时。
第二天上工锄麦地时，杨玉兰恰好跟喜子娘摊在了一大行里。她俩人肚子里都憋着一股火，谁也不理谁。但喜子娘却一个劲的往前锄，而且越往前锄，摊的越窄，不断地把没有锄的麦地撇给了杨玉兰。杨玉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叫来了妇女队长胡慧珍，说：“队长，你看我六嫂，自己锄那么一点，给我留了多少呀！”看到杨玉兰叫来了妇女队长，喜子娘没好气地回转身喉道：“我咋了，你说我锄的少，你用你屁股蛋量量，我知道你屁股蛋大，隔山驾岭到人家屋里偷汉子，去，叫你那野汉又来骂我来。”对从小在城里长大的杨玉兰来说，她那里是喜子娘的对手，一句话也骂不出来，只能蹲在地上哭。惹得大家都停下来看热闹。妇女队长胡慧珍觉得这喜子娘太没成成了，都敢丢她这个人人尊敬的妇女队长的面子，就生气地说道：“喜子娘，过来，重新锄你的地，你今天这样耍奸溜滑，晚上扣五分工。杨玉兰，不要哭了，起来干活。”杨玉兰心理有点解气，妇女们也都幸灾乐祸地看着喜子娘，开始干活了。
时间过了不久，武斗就开始了，村子里也分成了两派。
苟家滩村共有三个堡子，西堡子、南堡子和北堡子，因女大队长李秀英在西堡子，她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寡妇，但精明强干，在几万人的大会上讲话却能淌淌如流，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建设中显示出特有的领导能力。运动以来，她天天晚上被批斗，日日被游街，这对家族思想比较严重的西堡子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羞辱，他们无法忍受让一个女人承受那么大的痛苦，特别是李秀英男人的门中人，简直就是义愤填膺，个个摩拳擦掌，他们与村中比较有头脑、身强力壮的男子们联合起来，公然开始与造反派对立，竭力保护李秀英，归入了联总派；而南堡子和谢有福所在的北堡子中的激进分子就归入了造反派，人们简称兴造。村中联总派的小头头就和本县的大武斗队联总总部保持联络，兴造则和他们总部常联系在一起。不管是联总还是兴造，大多都是由县南郊和西郊两个高中的学生组成，他们仿照部队上那一套管理办法，设司令、这长那长的，从县到公社、到村，形成严密的组织。刚开始，联总派还可保护一些老干部，能做一点好事，最后同兴造一样，也变成了大砸抢组织，甚至比兴造更坏。他们每到一处，只要见了年轻人，先不问三七二十一，给上两铁棍，再问派别，如果回答不是自己人，就活活打死。据人们传说，他们曾在晚上到过一个村子，到天明时打死了十多个青壮年小伙，弄得庄稼人个个人心惶惶。
谢有福和杨玉兰本来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特别是杨玉兰，她不想和任何人斗，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但迫于两个武斗队的压力，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青壮年男女，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有派别，否则，出门就要吃大亏。杨玉兰就不信那个邪，她不参加派别，也死活不让谢有福参加。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无怨无仇的人们因不同的派别变成了对立面，每逢劳动、开会等集体活动，联总、兴造两派的人就会你骂我，我骂你，有时干脆抡起锄头、镢头干起仗来。但打归打，骂归骂，只要生产队有人打上工铃，大部分人还是按时去上工，春播夏收、夏播秋收基本能正常进行。虽然大队的干部大都成了走资派，被游街批斗，但小队的干部基本没有受什么影响。由于队长谢成德领导有方，在苟家滩九个生产队中，三队的收成还显得很不错，小麦产量年年“过黄河”，玉米产量年年“跨长江”，皮棉也能收个二百多斤。
十一月天的一个早上，队长谢成德叫谢有福和队上的老保管员谢振中到公社花厂卖棉花。他们两人赶着马车卖完棉花，老保管员谢振中坐在车上，谢有福在前头赶着牲口，走到距离花厂不到二里路的渭惠渠上，迎面来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年轻人，领头的两个人都腰挂盒子枪，头戴绿军帽，那个年轻的大概有二十四、五岁，皮肤白皙，国字形脸，眉清目秀，身穿绿色的中山装，要不是没有帽徽和领章，人们还以为他是解放军啦，他那结实而浑圆的臂膀和一米八九的个子，再配这一身的军装，显得很威武。那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大概有四十多岁，满脸的横肉和络腮胡子，再加上动不动狠睁他的那一双牛眼，活像个凶神恶煞，谁见了都觉得害怕。他个子不高，仅有一米七左右，浑身都是膘，虽然天气已有点凉，已经穿上了农家缝制的对襟夹袄，但他却袒露着他那长有密密麻麻胸毛的胸膛。
“站住，给我打。”那凶神恶煞命令道。接着，从后边队伍里冲出两个年轻小伙子，手持铁棍，正对着谢有福的右腿打来，谢有福妈呀一声就爬在地上打滚。
“嗨，怎么随便就打人呢？”老保管员谢振中立即跳下马车上前理论。
“老人家一边去，没有你的事。哪一派的？”穿军装的头头面对躺在地上呻吟谢有福发话了。
谢有福虽然从没有见过那联总和兴造的头头们 ，但常听人们私底下谈论。他看了看那两个领头的外形相貌，再看看后边的那些毛毛兵，他敢肯定这帮人是联总的。就说：“是----是----是联总的。”“自己人吗，为啥不早说。”
“来来来，把我们的东西都装上车。”两个领头的齐声命令，后边的那些打砸抢分子就把刚从商店抢来的布匹、鞋袜、日用品等装上马车，让谢振中和谢有福给他们送到他们的营地。谢有福虽然腿非常地疼，但他们两人谁也不敢反抗，只有一瘸一拐地乖乖跟着他们走。
六
谢有福回到家后，在床上一躺就是三 、四个月，虽然那时社会混乱，医疗条件不好，没办法住院，但在杨玉兰的精心照料下，到开春时，谢有福已能下床走路了。
为了照顾谢有福，杨玉兰可没少受苦，她按照村中老人提供的单方，每天在村中选择椿树、桑树 、秋树、 槐树 、皂角树等五种树面南的树皮或树骨，放在锅中煮一个小时后倒在脸盆中，把谢有福的伤腿放在其中浸泡、涂洗，一天、两天、三天，天天如此，终于使谢有福的伤腿有了起色。
时间已经到了农历的三月，谢有福虽然被打卧床不起，但因是为生产队办事，就可以享受因公负伤的特殊待遇。由于他不能下地干活，每天就带着一双儿女在村中一瘸一拐地转悠。这天刚吃过早饭，他正和孩子坐在门前的碾子上晒太阳，村东边忽然传来一阵阵的枪声，就看见一群一群的人飞也似的往村东跑去。谢有福想，肯定又是有武斗分子通过，他见一次就够了，实在不想去再趁那个热闹。女儿桂枝看到后拽着他的手喊道：“爸，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去看兴造、联总打仗。”谢有福实在拗不过女儿，就抱着儿子，引着女儿，拉着伤腿向村东走去。
谢有福到村东时，村东的南北路上已是人山人海，一辆辆解放牌汽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青年精兵，风驰电掣地向渭河方向开去。站在车厢前边的几个狂小子不时摆弄着架在汽车头上的机枪，很得意地向空中放冷枪。从那队伍的组织阵势看，这一定是兴造派了。对谢有福来说，不管是兴造还是联总，都不是好东西，都是祸害人的打、砸、抢，迟早没有好下场。他看到此，心里喋咕道：“看把你们张狂的，到时一个比一个蔫。”
果不其然，到了下午五点钟以后，兴造派排着长长的单行队，一个个低着头，灰溜溜地从渭河方向由南向北走，几十辆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没保住，全部被打烂搁浅在了渭河滩。
据说，渭河滩一带的村子，包括兴平、武功、周至三县的二十多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加入了联总，再加上联总的总司令陈燕青和总指挥张勇生坏点子比较多，眼眼稠，抢的武器比较先进，在兴造派还没有到达渭河滩前，他们就做了布防，他们的人都埋伏在渭河滩的果园里、树林里、芦苇壕和河沟里，兴造的人马刚一到，他们就用手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和土炮等一齐开火，使兴造的人措手不及，无还手之力。兵卒被打乱了，汽车被打坏了，兴造的总指挥刘国强和总司令南天民一看事情不对，就带着一些人开始撤，最后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被报销在了渭河滩，联总取得了大胜利。
一场大的浩劫似乎就那样结束了，苟家滩爱看热闹的村民好像意犹未尽，有点遗憾，他们正在村头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忽然有四个浑身是血的年轻小伙抬着一个人跑进了村，直奔谢俊生家。
谢俊生从小聪明好学，在班上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每学年都会给母亲带回一份奖状，母亲的柜墙上都没有地方贴了。对于当寡守娃的母亲来说，他就是母亲的骄傲，村中的人也认为他将来定能干大事，是弟兄三个里的拔梢的。当时的父母们都给孩子订娃娃亲，但考虑到他今后的前程，母亲也一直没给他订亲。他和谢春玲虽然相互喜欢，但喜欢归喜欢，他一直不敢开口，因为这毕竟是农村，乡风村俗哪里允许他那样做，更何况谢春玲从小就许了人家，而且男方已经发了媒，今年春节就要人了。母亲看到满身青紫、奄奄一息的儿子，难过极了，扑在地上，抱住儿子放声大哭。
看热闹的人把谢俊生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谢俊生的大哥和弟弟将大队医疗站的大夫请了进来，给写俊生看病。医生仔细听了谢俊生的心脏，擦看他的全身，给打了一针后就走出了门，对谢俊生的弟弟说：“你二哥没救了，准备后事吧！”“我说好哥呢，你就想想办法，救救我哥吧！”“你二哥虽然没有伤口，但内伤实在太严重了，就是神仙也没办法了，我刚打了一针，他一会儿就会醒来，你赶快回去，看他想说什么。”
不一会儿，谢俊生就醒来了，他躺在自家堂屋地上的芦苇席上，难受地将身子反过来倒过去，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对----对----对不起，儿----不----孝----”说着，一口鲜血哇地就吐了出来，立即又昏了过去。
到了晚上九点钟，谢俊生就断气了。据说他是被七个村民用棍子打伤的。他随兴造大队刚到渭河滩的一处苹果园边，两只脚刚从汽车上落地，就被果园里伸出来的六齿铁爪钩给挂进去了。那铁爪钩是用六个铁钩扎捆而成，是农村人用来逮猪的，一旦沾上，就无法脱身。那七个丧心病狂的农民把他打昏后，就仍在了渭河边上，幸好一个割草的老汉发现了他，正准备用推车把他往回推，他的几个没有被打死的战友赶了过来，在附近村上借了一块门板就把他抬回来了。
正在大队排戏的谢春玲，听说谢俊生死了，马上赶回村中，她顾不上女孩儿的羞怯和村中人笑话，噗通一下就跪倒在谢俊生的身旁大声哭了起来。
杨玉兰在家中给孩子做晚饭，迟迟等不到爷子们回家，就跑出去看，远远看到谢俊生家门前那么多人就走了过去，她走着走着，就听到了哭声，他急忙豁开人群来到谢俊生家门口，看到谢春玲哭得死去活来，就去劝她，四拉活拽，才把谢春玲硬拉回了家。
第三天早上，是埋谢俊生的日子。兴造的人来了不下一百个，七八辆汽车上装满了两米多高的花圈，以谢俊生家门口为中心向两边摆去，整整摆了半截村子。
起灵后，四个中学生模样的年轻小伙，手端冲锋枪向空中连放三声，谢春玲和后边的女孝子们双手拽住棺材的大头，追遂着灵床向坟地哭去。几乎全大队的人都来看谢俊生的葬礼，在场的人不管是参加了联总还是兴造，不论是男女还是老少，脸上都挂满伤心的泪水。
谢俊生就这样走了，彻底断了他当寡守娃母亲的大学生梦，但却没有断掉谢春玲对他的深情思念。她每天恍恍惚惚，不织布、不纺线、也不上地，大队文艺队的同志叫她去排戏，她也无动于衷，只是眼含着泪水在村口转悠，似乎在等待谢俊生回来。村中的人大多都知道她心里在想啥，只是对她这个从小就跟疯子母亲长大的姑娘不便说什么。杨玉兰最清楚谢春玲的痛苦，因为她俩经常彼此交心，特别是关于感情的问题经常互相开导、互相安慰。她实在不忍心看谢春玲如此地伤心难过，就主动去劝解她。对杨玉兰来说，这种与心上人的离别毕竟经历过一次，感受颇深，而且她是大城市长大的姑娘，看的书、懂的知识也较多，每当谢春玲在村口转悠的时候，她就把她硬拉回家，给她讲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和祝英台等国内外的男欢女爱故事。她说“世上象你这样相爱而不能在一起、生离死别的事多的是，你就不要再伤心了，再说，你也是有婆家快出嫁的人了，太过了，叫你婆家人知道可不太好。”“我才不管呢，那个傻蛋，我----我能跟他。”说着就大哭起来。谢春玲也只是在杨玉兰面前可以放声地大哭一次又一回，嘴里不停地念着“我的俊生哥----我的俊生哥----”
一个星期后，杨玉兰正在家里和谢春玲说话，忽听外边一阵铜锣声，她俩走出去一看，见有六个壮年男子被捆绑着串在一起游街，脖子上挂着用马车后箱板做成的大牌子，上边糊着一层白纸，用毛笔清晰地写着：打倒陈满朝、打倒陈保民、打倒韩兴放、打倒韩选选、打倒胡三喜、打倒胡柱子，那用八号铁丝穿成的牌细细，勒的那几个壮汉的脖子深深地陷下去一道渠，快一米高的牌子拽的他们每走一步路都十分艰难，他们每摞一步，嘴里都喊着：“我有罪，我该死，我打死了谢俊生。”到了村中央生产队的上工铃底下，谢俊生的弟弟和另外五个小伙子飞腿就向那六个壮汉的腰部、腿弯部踏去，那六个壮汉一声都不敢吭地被踩到在地。一阵踩踏后，那六个人艰难地爬起来，谢俊生的弟弟又上前给每人一个嘴巴，大声吼道：“老实交待，你、你、你、你们是怎样打死谢俊生的？说-----”那几个人就从兴造进入渭河滩到怎样逮住谢俊生一一进行了述说。那六个人刚说完，又是一阵踩踏，接着继续游街。
谢春玲看到此，两个拳头早已握得紧紧的，恨不得扑上去再给那伙歹人一人一拳，再踢他们一人一腿，却被杨玉兰给挡住了。“我说大妹子，行了，大家已经替你报仇了，不要再打他们了，你就是打死他们，你俊生哥也活不过来。再说，你去打人家，会遭村人笑话的。”她很想说都是这运动闹的，但她不敢，只能用那些不痛不痒的话来劝谢春玲。
没过几天，村中在传阅着一张年轻小伙的照片，据说那就是兴造的司令南天民，渭河滩大战后不久就让联总给逮住了，被活活打死后，还被挖了眼睛、割了鼻子、舌头、耳朵和生殖器，赤身裸体地被抛尸在县城南边的渭惠渠桥下。从照片上看，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很象电影《奇袭》中的那位连长。老人们相传着，嘴里不时发出惋惜的哀叹声。杨玉兰和谢春玲看到照片后，嘴里不由自主地骂道：“狗联总，土匪，魔鬼，不得好死的坏东西。”
时间很快就到了六九年的秋天，全国上下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结束，其实也就是武斗结束。那天晚上，各大队都在唱大戏，在戏开始之前，兴造和联总的人分立戏台一边，同时向空中放枪三声，后将枪全部上交大队民兵连。杨玉兰亲赴后台，给谢春玲化了妆，谢春玲当晚唱了她拿手好戏《红色娘子军》，在戏中，她把对联总的恨全部撒在扮演南霸天的演员身上，那演员可吃了大亏，只好自己认了。
到第二天，县上就通知各大队的全体青年到县城参加兴造司令南天民的追悼会，谢春玲当然也去参加了。她和几个女青年在赶往火车站的途中，正巧从埋谢俊生的那块地头边过，忽然她停止了脚步，对那几个女青年说：“你们听，我俊生哥给我笑呢。”那几个女青年都很愕然，心里也有点害怕，拉着谢春玲就快步走，很不高兴地数落道：“干妈要说那横死鬼，真是的，哪有什么笑声，你怕是鬼迷心窍了。”
全县几十万的人都参加了南天民的追悼会，由二十多名吹鼓手组成的乐队吹了整整一天，南天民睡在玻璃棺子里被当成了英雄，可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过是打、砸、抢分子，只是那么年青，人们感到惋惜罢了。
追悼会开完了，谢春玲她们赶到县火车站准备搭车回家。车站上人山人海，站台上、候车室里到处是人。一辆从东往西的火车停在了站台上，人们蜂拥而上，等车开了，好多人还在往上挤。谢春玲他们一帮人都没挤上去，虽然车开了，可谢春玲还要往上挤，嘴里还不停地说胡话：“快上，我俊生哥在那里叫我呢。”说着，她使劲挣脱同伴们拉她的手，飞身上了火车，咣当一声，就被火车给摔了下来，当场就摔死了。
七
谢春玲死了。因为她是没出嫁的大姑娘，又是非正常地横死在外边，按照本地的传统，她的尸体是不能进村的，直接就从县火车站拉到了坟地。为了使她脸面不直接朝向天空，遗体躺在露天无遮掩，村上叫人用狄子秆织成的簿子搭了个棚，将她的灵堂就设在了棚里。杨玉兰顾不得难过，召集村上儿女双全、丈夫在世的全命老年人给谢春玲梳洗，自己带着几个比较知道礼数的妇女到谢春玲家中给其准备衣服。谢春玲的父亲听到消息后，难过地哭晕过去，躺在床上对来劝解的人哭诉道：“没有了我能行的春玲女儿，今后我该怎样与她那疯疯癫癫的母亲和少不懂事的两个弟弟生活下去呀。”谢春玲神志不清的母亲什么感觉也没有，当大家从柜里拿出准备往棺材里放的谢春玲的嫁妆时，她抢来一件红花棉衣穿在自己身上，高兴地在镜子前手舞足蹈，用木梳将自己的发髻绽下来梳成两个手指粗的小辫，见了人嘴里不停地喊着；“你娃黑，我娃白，咱两换去舍不得。”杨玉兰和在场的人们看到如此情景，都不由得哭出声来。
晚上，杨玉兰和大家将谢春玲的三身红花棉衣黑棉裤、一套衬衣、二十双红灯芯绒鞋、三个她绣的花门帘和她生前千方百计买来的与李铁梅穿的一样的花布衫子拿到了坟地，给她能穿的穿，不能穿的就都放进了棺材里。
在关中道，每十里一个乡俗，婚丧嫁娶各不相同。在苟家滩这个地方，因病死亡一般算正常死亡，一般在早上下葬；因意外死亡的算横死，但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已婚男女和未结婚的年轻小伙都可以在早上下葬，而未上三十的媳妇和未婚女子，如果是坐月子或意外横死，都要在下午掩埋。谢春玲和谢俊生不一样，她是未出嫁的女子，她的埋葬时间就定在了第二天下午。
第二天上午，大队的文艺宣传队为了表达对谢春玲的哀思，大家操着各种乐器在她的灵前把她的《红色娘子军》唱段全部弹奏了一遍，坟地拥了好多人，都来为苟家滩的台柱子送行。
大家正随音乐陷入悲痛的时候，谢有发的母亲领着一对母子向谢春玲的灵堂走来。原来，谢春玲媒人就是谢有发的母亲，她领的那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就是谢春玲未过门的婆婆，那个小伙子就是谢春玲未过门的女婿。按照当地的风俗，未婚的男女，如果女的死了，男的必须亲自到灵前烧纸，人们管这种做法叫抹花。今天，谢春玲的未婚婿就是来抹花的，以便一了百了，今后好重新平安地再找媳妇。
只见那小伙子留着一个小平头，身穿灰色的中山装，两只手不停地揉着鼻子，在母亲的拉扯下低着头，很不情愿地走着，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按当地人的话说，分明就是一个十足的岁儿相，显得幼稚和傻气，怪不得谢春玲生前是那样地不情愿呢。虽然男方在谢春玲生前把结婚的彩礼都给完了，但按照女死不得见，男死回一半的规则，谢春玲这一死，男方可是一分钱也见不上了。谢春玲未过门的婆婆边走边抹眼泪，刚走到谢春玲的灵前就大哭起来。嘴里唱道：“哎---，人都说我问了个能行媳妇，谁知咋就成了一场空了。”
那小伙倒是没什么大的反应，只是对着谢春玲的遗像列着嘴嗯了一声，表现出小孩子般的不满。他在谢有发母亲的示意下，点了一支香插在灰碗里，点了一根蜡烛堆放在灵前桌上，双手胡乱合在一起做了一个鞠躬后，头一扭一扭地拉着他的母亲说：“哭啥呢？快起来，走走走，回家。”说着就一个人走了。谁知他的母亲越发哭得更伤心了，直到谢春玲下葬后，她才随人流边哭边往回走。她本来想，自己的儿子虽然不行，但如果把谢春玲娶回家，也就可以支撑门户了，谁知会有这样的意外，她怎能不难过呢？同时，她除了伤心得不到谢春玲这个好媳妇外，还在伤心她的钱。为了这门亲事，她家可没少花钱，单说当年的订亲彩礼除了一岁三十元钱外，帖子里还有：银镯一对，银耳环一对，真丝包头三连，两捆子棉花、三丈二尺棉布，一百斤磕头麦，所有这些都需要拿钱来折算，再加上结婚的七八百礼钱，五六身衣服，可以说把她家的积蓄都花完了。她用手绢捂着鼻子，哭着，走着，走着，哭着，艰难地挪动着她那三寸多的小脚。
“哎哟，好我的老姨呢，看把你伤心的，你哭人家，可人家活着就没成想嫁给你儿，这现在死了，已经和别人做了鬼夫妻了，你何必难过呢？”看到谢春玲未过门的婆婆还在哭，许多女人都围过来看热闹，喜子娘也从人流中赶了过来，阴阳怪气地说。“你----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那女人一脸的疑惑反问道。这时，杨玉兰也赶了过来，她对喜子娘侮辱谢春玲的话非常气愤，用眼等着喜子娘说：“放屁！”“算了，我和你们都说不清。”喜子娘碍于众人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嘴里嘟囔着，无趣地走到前头去了。
谢春玲的死对杨玉兰打击太大了，她自从家乡兰州市来到这关中农村，什么都不懂，大家看不惯她，她也难以弄得懂大家，虽然谢有福是她的男人，他们俩也已有了两个孩子，但多少年过去了，除了吃饭、睡觉、上地干活，她不知道要和这个大她二十岁的男人说什么，她想干什么，想做什么，不知该对谁说，妯娌们平常除了看她的笑话外，对她也没有什么帮助，婆婆分家后一直跟着老二，平时很少管她，只有谢春玲和她在各方面都比较相投，是她多年来的好朋友、贴心的知己。现在，谢春玲死了，她非常难过，几天来由于忙着处理谢春玲的后事顾不上哭，等一切忙完后回到家中，她趴在自家炕上，用被子捂住嘴悲痛地哭了起来。
死的人走了，活着的人再伤心，还要继续过下去。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杨玉兰虽然总有一种失落感，身体消瘦了许多，但她还是挺过来了。她开始与对门的贺二姨走近。贺二姨是一个热心人，除了脾气暴，性子烈，嘴不饶人，有点迷信外，心底很善良，经常接济北窑里的那几个老光棍。虽然自己家日子过得很紧张，但平时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打发孩子给他们送去。那几个老光棍要是衣服烂了，她会毫不犹豫地去给他们缝补。每到农历的初一、十五，她都会借着到北窑烧香敬神，拿些米面过去，接济几个无人照管的老人。这深深地打动了杨玉兰的心，她回想当年自己结婚时在北窑的情景，觉得自己也应该象贺二姨一样去帮助那几个老人。三个老人中，吕师爷是道人，周围村子来求神拜佛的人比较多，多少都带点东西，接济的人比较多，平时一般不需要村中人帮忙。大（duo）老汉虽然有生产队管，但旧社会养成的恶习还没有彻底改掉，宁愿受饿，也要把生产队分的东西卖掉，换成现钱去买含有鸦片成份的咳嗽药，有时没啥吃，饿得慌，就跑到杨玉兰家里来要。杨玉兰也和大家一样，觉得他太不应该，可她想大老汉再不好，那也是一条生命，总不能让其饿死，为此，谢有福经常和她拌嘴。因当时政府对每人的口粮有限制，亩产再高，每人只分给一百二十斤口粮，一斤皮棉。队长谢成德在给大家分粮、棉、油时，总在秤上多称几两。每当大老汉把队上分的一斤棉花拿来卖给她时，她都按实际份量斤三两给钱。三老汉在一般情况下，生产队给的口粮基本够填饱肚子，但老人双目失明，买东西很不方便，杨玉兰经常就叫自己五岁的儿子给老人引路。
时间不觉又到了一年的年底，这天，正巧是腊月二十八，农家的人基本上都在这一天蒸年馍，而且都把门关上，怕有人来带来晦气，使得面发不起来。因为在关中道有个讲究，正月里没过十五是不能开锅蒸馍的，因此，家家户户最少都要蒸上四五锅的馍，盛上一蒲篮。当时，由于平时大家都吃的是玉米馒头，高梁面卷卷，一年到头就等着过年吃纯麦面的小白馍和肉包子。
清早起来，杨玉兰就发好了面，切好菜，关好门，一家人准备蒸馍。第一锅馍马上就要出锅了，杨玉兰和女儿在地上铺好芦苇席，正准备让拉风箱的谢有福提馍，突然有人来敲门，而且边敲边喊：“老七家，在家吗？叫你家兰盾引我去买点醋。”
听见三老汉的喊声，杨玉兰赶快就应着声往门口走。“三爷，行，我这就开门，让娃跟你去。兰盾，快跟你三爷去。”这兰盾平时只要遇到三老汉叫他引路，飞也似的就去了，可今天，任凭杨玉兰怎么劝说，他都不去，非要守在家里吃白馍。没办法，三老汉只好自己一模一揣地走了。
“老七家，快，快，瞎子眼三爷从北坡口的坡垅坎上载下去了。”杨玉兰刚蒸完第二锅子馍，对门的贺二姨就来叫她了。她赶忙解掉围裙，洗了洗面手，打开门跑了出去，与贺二姨一起向北坡口奔去。
当杨玉兰赶到北坡口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到了出事地点，可怜的三老汉爬在地上，嘴啃在地上，塞进了好多泥土。当人们发现时，老人家已经没有了气息。杨玉兰跪在老人跟前，用手掏出老人嘴里的泥土，拍掉老人身上的土和柴禾，留着悔恨的泪水说：“三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和大家把老人抬回到他的那口破窑洞里。
北坡口原来两边都与路面是平的，但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那个地方取土，把几十亩大的坡地起成了个大土豪，三老汉平时下坡时都是一个人用拐棍探着下来，上去的时候总有人给引路，谁知今天一次没人引，就出事了。
三老汉因为是五保户，也没有什么亲戚，就免了农村的那些礼节，又加上已到年关，当天下午就被埋在了公坟里。安葬完三老汉后，杨玉兰就一直睡着，后悔，后悔，还是后悔，她怎么也过不了自己的良心观，不停地责怪自己，直到过新年，她都打不起精神。她看贺二姨的样，给自己也买了尊菩萨像，每天磕头作揖，希望菩萨能原谅自己的过错。
八
“祘黄祘割鸟声叫，三夏马上就要到。红小兵准备好，支援三夏向前跑。”三夏到了，我们苟家滩小学的全体师生放假十天，全力以赴支援三夏。
大队的大喇叭里传来三夏广播宣传节目。杨玉兰一家人刚吃过饭，她给她十岁的女儿金枝和八岁的儿子兰盾戴好头上的草帽，提上担笼，准备送他们去村中上工铃底下集合，参与由学校下队老师带队的拾麦穗队伍。
“老七家，你听，广播里在说我们二队的妇女呢。里边还有你呢。”对门的二姨隔着路喊道。杨玉兰这才抬起头，认真的听起来。当她听到
割麦能手杨玉兰，
小麦田里呈英贤；
领着青年突击队，
挥镰如飞赶在前；
半顷金黄熟麦子，
一个早上全割完。
的时候，她臊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的说:“这个谢老师，真能瞎拌。”
杨玉兰来到这苟家滩村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她不但是割麦能手，生产队里的样样活儿她都干得很好，被大家推选为副妇女队长，主管青年妇女，与妇女队长胡慧珍一起领着妇女们学大寨、赶西阳，北治坡（北莽山），南治滩（渭河滩），风风火火，战天斗地，使队里的样样活儿都赶在全大队的前面，经常被大队宣传队在广播上编成顺口溜进行表扬。
与她一起到这个村的她的老乡喜子娘，因她当军官的老二谢有亮与军队附近一个资本家的女儿李颖谈恋爱，被以士兵的身份复原回家，谢小犊也在大队干部的改选中被换了下来，她和她的婆婆再也没有过去的嚣张气焰。那资本家的女儿李颖割舍不下对谢有亮的爱，就从自己的家乡跑到了苟家滩，李颖不但长的漂亮，个子也很高，少说也有一米七左右，可以说比杨玉兰当年还要美十分，村里的人谁见了都想看几眼。谢有亮实在不愿李颖跟着自己在这穷乡僻壤受苦，就挖空心思地挣钱，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刻县政府的章子帮人介绍工作，被判刑六年入狱，越狱时被监狱活活打死。从此后，喜子娘婆媳见人都要躲三分，一下子蔫了许多。但人的本性如此，她就对杨玉兰当妇女队长不服气。
中午，杨玉兰又领着大家割麦子。妇女们都一字儿排开，
一人摊一大行，大概有一米宽吧。大家都很受本分，各人都把自己所摊的割完。杨玉兰很快把自己的那一行子割完了，回过头去检查后边人割得怎样。为了给生产对多打麦秸，便于秋播，队长谢有德有交代，每个人必须把自己所摊的麦子割净，而且麦茬要低，最高不超过一厘米。可喜子娘不但麦茬割得比较高，而且，把自己所摊的麦子一点一点地给下一个人撂。如果是其他人，她还真不敢，但今天与她挨着的是一个新媳妇，新媳妇的男人又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所以喜子娘就开始欺负人家了。杨玉兰实在看不惯，就走过去，很客气地说：“六嫂子，你怎能这样呢？你就不嫌在大伙面前丢人？”“这有啥丢人的，又不是跑到芦苇壕里嫁汉去了。”喜子娘手拿着镰刀，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
“你放屁。”杨玉兰一下子火了，这辈子最让她窝心的就是她当年与谢小犊的那个事。十几年过去了，村中的人早把那事给忘了，谁知喜子娘今天又把她抖唱了出来。“呵—，谁这本子没犯过错，一次错难道就要一辈子被人指责。你有多好？你撒泡尿把自己照照，你不嫁汉，你撂下自己的男人和孩子跑到陕西干什么来了？”杨玉兰简直是气急了。这是多年来，她一直忍让，但越忍，别人越欺负你。她觉得，她以后不能再忍了，对啥人就要耍啥态度，对啥汤就要下啥菜。喜子娘看杨玉兰与她来硬的，也来接她的短，她一下泄了气，低下头只顾割她的麦子去了。这时，其他妇女也都围上来指责她，特别是那个吃了亏的新媳妇，也来了胆量，怒气冲冲地朝着喜子娘说：“你那么大的人了，怎能光想着自己呢，真不知道脸红。”
就在大家指责喜子娘的时候，杨玉兰的儿子兰盾跑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喜子娘说：“妈，快，我姐与她家小风打起来了。”
杨玉兰女儿拾麦穗的地方距离杨玉兰也不远，就在地东头的壕底下，只是一个在壕岸上边，一个在壕岸下边罢了。杨玉兰急忙领着自己的儿子，跑到壕岸北角的一个有七十度的下坡小路处，抱着儿子往地上一坐，就顺着小路留了下去。
她的女儿金枝与喜子娘的女儿小风在领队老师的批评下，已不再打架了，各自回到各自所摊的行子拾麦穗，只是嘴里还在不停地对骂。
“杂交种，杂交种，小伙老汉踏下的。”喜子娘女儿咬牙切齿地骂道。
“杂交种，杂交种，甘谷、陕西浪下的。”杨玉兰的女儿也不示弱。
喜子娘的事，村中大、小人基本都知道，因为他的甘谷男人有时还来看望自己的儿子喜娃，而她儿子喜娃也特别俏皮捣蛋，而且还养成了小偷小摸的坏毛病，经常被村中的孩子骂作野杂毛。可杨玉兰与谢小犊的事，只是一些年长的人知道，小孩子怎么清楚呢？
喜子娘的女儿小风那样一骂，好多同龄的孩子都感到没明其妙，杨玉兰的女儿也摸不着头脑，她只当对方是胡骂呢，自己也就乱骂起来。
其实她们两个小人物也没为啥，拾麦子吗，一人摊一行，各拾各的。可喜子娘的女儿人小鬼大，正应了那句话是啥树开啥花，是啥藤结啥瓜，那小风就与她母亲一样，不管与谁摊在一起，都要把手伸到别人的行子里偷拾。因为拾麦和割麦不一样，虽然生产队都给钱，割麦是按大家割的总亩数平摊，而拾麦是由带队老师称斤两，最后生产队按斤两开钱，每斤麦子可以挣到贰分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每个孩子都靠这拾麦的钱穿夏天的新衣服呢。谁知今天带队老师偏偏把金枝和小风排在了一起。怎奈带队老师是外地人，而且年龄大，五十多岁了，性子又较弱，没有几天就被小家伙们摸到了脾气，小人们谁也不害怕他。他对两个小人无休止地互打互骂实在没办法，一会儿说说这个，一会儿劝劝那个，谁也管不下。
杨玉兰听到两个孩子的骂声，真是又气又恨又懊恼，她气恨的是，这喜子娘自己经常嚼舌头也就罢了，为何要嚼到孩子的跟前呢。她懊恼的是，自己的过错竟然连累了孩子。
她不好意思地走到带队老师的面前，说道：“刘老师，对不起了，给你添麻烦了。”然后气呼呼地走到女儿的面前，什么也没说，提起女儿盛满麦穗的担笼，拉着女儿的手就朝她割麦的那块地走去。
“妈，为啥要拉我走，我不走。”“走，今天这麦咱不拾了。”“凭啥？”金枝硬拽着担笼，不走。
杨玉兰没办法，举起手就给了女儿一巴掌，说：“我叫你和人骂仗。”她把今天所有的气都撒在了女儿身上。女儿委屈地哭了。
“妈，你为啥打我呢，她小风看我行子的麦穗多，她就把手伸过来，我就说了一句不要脸，她就胡骂起来，你说她为啥要那样骂呢？”
杨玉兰无法回答女儿的问话，眼泪刷地掉了下来，告诉女儿：“啥都不说了，遇见那不讲理的娘们俩，算咱倒霉。今天你就别拾了，听妈话，坐到地头的树底下歇着吧。”
女儿还是不愿意，趁着杨玉兰不注意，又回到了麦茬地。杨玉兰没办法，只好要求刘老师给女儿另调换了个位置，可谁也不愿去和小风在一起，刘老师只好让金枝另摊一行，他自己停在金枝原来行子上拾起麦穗来。
九
又一个夏天过去了，地里的玉米苗慢慢地长起来。对杨玉兰来说，虽然与喜子娘有那么点不顺心的事，但三夏结束后她领到了割麦费八十多元，孩子领到拾麦穗钱二十多元，再加上队上什么东西都按工分分配，她和谢有福挣的工分要说赶不上最高，也能达到个中上，粮食装满了用砖做成的一囤子，还装满了一老瓮，油分了二十斤，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公社商业合作社送货下乡时，她给全家人都买了新衣服。
这几年，因队长谢成德管理、经营有方，苟家滩三队连年丰收，连续三年劳动日达到壹圆钱，被同大队的其他小队称作“刘文采”队。小麦今年亩产又过七百多斤，达到“过黄河”的指标，他们不但完成了本队的公购粮任务，还为其他两个小队补交了公购粮，队长谢成德被县革委会选为模范队长，并奖励他一把镢头。当谢成德肩扛着绑有大红花的镢头走进村时，全队的人都跑来看，这个摸摸，那个揣揣，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也使其它小队更加嫉妒了。
杨玉兰在农村虽然没有城里的兄弟姐妹过得那么轻松、富裕，但她身在三队，每天和谢有福下地劳动，挣得的工分除去一年的口粮、油、棉花钱外，还能分上三四百块钱，小日子也算过得红火。
对农民来说，粮食要能丰产，除了加强田间管理外，就是水、肥要跟得上。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化肥可是紧缺之货，因为按指标分配到各队的化肥、氨水根本就不够用。队长谢成德一是与本大队在外乡工作的、有一定职务的人搞好关系。二是优待驻村干部，私下从他们那里弄到化肥、氨水购买条子。三是筹集白麦面、鸡蛋、大肉等，从兰州市化肥厂换取化肥。同时在村中发动群众大养生猪，各户所养的猪每增加一斤，生产队给记五分工，猪粪还要按立方给一定的酬劳。杨玉兰和谢有福养了四头猪，可算是一人一头，一年下来，光猪挣的工分，足足能养活他们的一双儿女。
时间一长，外队的人慢慢地知道了他们粮食丰产的诀窍，队干部也开始想办法弄化肥，因而就出现了化肥厂与生产队之间的投机商。这些投机商，有些还算可以，有些简直就是行骗。他们把各队的白麦面、鸡蛋、大肉等骗到手后，一跑了事，各队只有挨个肚子疼，本来就是偷偷摸摸的事，被骗了就骗了，谁也有苦说不出。谢成德算很精明的人吧，还差人直接与兰州化肥厂联系，但有一批白麦面、鸡蛋、大肉也是有去无回。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尤其是那个充满是非的年代。村中有好事者告到了县革委会，县公安局、县市管会的人都下来查，将那些投机商全部抓了起来。谢成德弄化肥的前两个渠道就变得越发重要起来了。
铛---铛---铛---
秋后的早饭后，杨玉兰一家人吃过早饭，孩子刚去学校，村中的上工铃就响了。队长谢成德阴沉着脸，嘴噙着旱烟锅蹲在铃底下。
不一会儿，全队的男女劳力陆陆续续都到了铃底下。谢成德把旱烟锅在鞋底一弹，插在脖子后边，站起来对大家说：“今天公社开公捕大会，全体社员、学生都要参加，大家排好队，走吧。”他一个人神情忧郁地走在大家的后边。因为今天要开的会就是公捕那些化肥投机商大会，他这个队长也曾被隔离审查了一个星期，本来也要追究他的责任，但在大队书记、村社员群众的一再担保下，他才没事。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打到投机倒把现行反革命！”
“打到投机倒把现行反革命！”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公捕大会是在苟家滩的一个邻村操场上开的。小小的操场挤满了人。台上有两个男女中学生在喊口号，台上喊一句，底下的学生、社员喊一句，在喊声中，那些化肥投机商都被警察押上了台。他们每个人后边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一个个被剃光了头，脖颈上挂着足有一平方米的大牌子，上边糊的白纸上清晰地写着“投机倒把犯×××”，腰都被压成了弓型，当宣判人员喊到将“投机倒把犯×××依法逮捕时，”两个警察立即拿起绳子将罪犯绑起来，手反绑好后还不算，还要将绳子提起来，使罪犯的身子悬在空中猛地蹲下来，看的台子底下的中、小学生直闭眼。
杨玉兰也站在人群中，当她看到警察把那罪犯提在空中猛蹲下来，那罪犯大声喊叫时，她的心也在咚咚直跳，心里说，真是既可怜又可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苟家滩南村有一个叫周志宏的人在本县渭北原上的一个公社当文书，渭北原上的大多数村庄坡地多，无法灌溉，基本上依靠上天吃饭，氨水、化肥对他们来说是无法使用的，作为公社的文书，正是这些氨水、化肥指标的直接管理者。恰巧队长谢成德与周志宏是老交情，连续几年他都从周志宏那里弄到氨水、化肥指标条子，且每年的庄家成熟后，他都要打发本小队的会计送点东西到周志宏家中，以表答谢。可国家将那些投机商一法办，周志宏就成了他弄化肥的唯一渠道。在那个年代，一个集体不停地给一户人家送东西，难免会遭到别人的非议，甚至写大字报。为了以防万一，谢成德多次召集队上的几个领导商议，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既不伤害人家周志宏，又能达到报答人家的目的。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谢成德发话了：“唉，周志宏不是有个十岁的儿子吗，我们干脆给他的儿子订个媳妇。”“好好好，就这么办。”其他几个队干部附和道。
初冬的晚上，杨玉兰正在家中织布，女儿金枝正在给她打梭子里用的线筒子，谢有福正坐在炕上给自己钉鞋底，村中经常爱说媒的六老汉和队会计走进了他家门。
“老七家，忙着啦，你要有喜事了。”六老汉乐呵呵地对杨玉兰说。
“我有什么喜事？”
“你知道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是给你家金枝提亲来了。”
“提亲？我说六爷呀，我可没想这么早就把女儿给人家。”杨玉兰说着，就从织布机上下来了，端了一个小方凳让六老汉坐下，提来了热水瓶，端来了青花瓷碗，给六老汉倒了一碗水递给六老汉。谢有福也从炕上下来，拿来了自己的旱烟锅和烟盒子，微笑着给六老汉装了一锅烟，并用火炼撇火点着，六老汉就吧嗒吧嗒地吸起来。
苟家滩村周边的人都把给女儿定亲叫把女儿给人，一旦把女儿给人，就定了终身，除非有一方发生意外，否则是不会改变的。村里十岁以上的女孩基本上都定了亲，就剩杨玉兰女儿金枝和两户男人在外工作的人家了。杨玉兰从小在城里长大，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幸了，不想让女儿和自己一样辛苦，她看到村中的姑娘从小定了“娃娃亲”的，只有个别结婚后过得还凑合，大多数过的一点都不好，经常被男方的家人打得往娘家跑，遇到逢年过节，娘家人还得委心地把她们送回去，真可谓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
杨玉兰的女儿金枝这时也急了，想到平日里自己班上那些定亲的同学，整天被大家喊着小媳妇、小女婿的名字骂，更有甚者，班里的捣蛋鬼每天课前把那些小媳妇、小女婿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闹得几个定亲的女同学经常趴在水泥课桌上哭，有的都因此不上学了。她停下手中正摇着的纺车，狠狠地翻了六老汉一眼，语气坚定地说：“妈，我不给人。”
“还由了你了，小娃家知道个啥？”六老汉停下嘴里的烟锅，不太高兴地说道。
“金枝，去到对门你贺二婆家耍去。”杨玉兰听到六老汉的说话口气，没停就把金枝支走了。
“老七家，爷给你说，这次说的这个下家很好，人家娃长得白白净净，他爸又是吃公家饭的，腿粗着咧，条件在咱这方圆十里还没有，爷第一个就想到了你家金枝。”
“六爷，还是那句话，娃还太小，我不给人。”
“老七，你呢？”六老汉没好气地瞪着谢有福说。
“人家生的女子，人家说了算，我不管。”谢有福咧着嘴傻笑着说。
“嗯，要是这样的话，爷就不说了。”六老汉一脸的扫兴，边说边往出走。
第二天晚上，六老汉又来了，而且是和队长谢成德一起来的。
谢成德一走进杨玉兰的家门，就说：“杨玉兰，快把你手里的活放下，我有话给你说。”谢成德当队长多年，平时很少说话，但话说出来就要能搁住，话语之间难免有点霸气。他原以为，像杨玉兰和谢有福目前的家庭条件，给其女儿找这样的下家，他们两口子一定很高兴，没想到，六老汉来说，竟叫杨玉兰给回绝了，他心里着实有点不太美气。“我来问你，你六爷昨天来给你说的事，你咋就回绝了。”
“成德叔，不是我不满意这个下家，只是我家金枝太小了，她才只有十岁呀。”
“十岁咋啦？村中十岁给人的女孩多了。你知道我为啥只来找你，而不找其他人呢？因为这次要说的下家不是别人，而是给咱队上帮了大忙的周志宏的儿子。虽说是人家定媳妇，但一切彩礼都由咱们队上出，叔是觉得你来自大城市，见识多，做事严谨，懂道理，明大理，不象村中的其他妇女雀肚子攒不住话，叽叽喳喳到处乱说，把事搅黄了，最后想报答人家，却害了人家。”
“多好的事！”六老汉在一旁边抽烟边得意地说。
“既然是这么回事，那么，成德叔，六爷，这事就定了。”
“他叫个啥？”在一旁打筒子的金枝忍不住发话了。
“叫个周建朝吧？”
“是他，不行，不行，学习太难脏了，到现在连个红小兵都不是。”已有两年红小兵龄的金枝边打筒子边说。
“这女子，学习不好可以加紧学吗，不是红小兵可以争取加入吗，这都不是大问题，爷可以把你的话带到，叫那小子今后好好学习，不要落到你的后边。” 谢成德和六老汉高兴地说道。
天色已晚了，谢成德和六老汉就兴冲冲地走了。
杨玉兰和谢有福送走谢成德和六老汉后，就准备上炕睡觉了。谢有福别提多高兴，心想这样的下家到哪里找去，还是我家金枝有福气。可杨玉兰却高兴不起来，她一直在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世事不停地在变，更何况是人啦，一个十岁的孩子，谁知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自己这样做，会不会害了孩子？是不是应该到学校了解一下呀。
在以后的几天里，六老汉天天都往杨玉兰家跑。今天来说换贴的彩礼，明天来说订婚的的日子。因时间已到了农历的十一月，而金枝的年龄又是虚龄十一岁，再过一年就是十二岁，每岁按三十元算，十二岁刚刚是三百六十元。为了图个吉利，双方提出就按三百六十元送彩礼。
“六爷，你看我从来都未见过那孩子，我想托人在学校了解了解。”
“行，行，人家周志宏家的也这么想。”
杨玉兰自己不便出面，就让谢有福的大哥谢有年去学校了解了一下情况。谢有年回来后说那小子还可以，长得细皮嫩肉眉目清秀的，还算机灵。后来金枝也告诉杨玉兰说，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把她叫到校长房子问了几个数学问题，他都答对了。她以为是公社教育专干来抽查，结果问了其他同学，人家都没有被叫。杨玉兰听了女儿的话，知道是咋回事，也没有解释什么，任凭女儿瞎猜。不过，后来女儿从自己的同学那里知道了找她问话的是周建朝的父亲，毕竟是一个大队的人，孩子们又都在一个学校上学，只是金枝迟上一年学在二年级，周建朝在三年级而已，很快同学们都知道了。
金枝每次上下学，刚走到南村口，南村的男孩子排成两队齐声喊“金枝，建朝，金枝，建朝。”使得金枝很不好意思。她每次走进教室里，往日里和她关系不错的男同学见了她，也要嬉皮笑脸地喊一声建朝的媳妇，气得金枝和这个男同学打，和哪个男同学骂，把全班的男同学都得罪完了，升入三年级后，班上投票选举班长，没有一个人给金枝投票，使她连续当了两年的班长当不成了，为此，她偷偷哭过好几回。
一天中午，金枝吃过早饭提前到校，刚走进教室坐下来，就发现自己的桌子上多了个东西，她定睛一看，是一个黄色的小钱包，她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教室里的同学全都哈哈大笑起来，班上几个捣蛋鬼凑过来说：“嗨——，看见了没有，那是你男人给你的钱包，叫你用那钱买手绢呢。”紧接着就看见有南村的几个男同学把周建朝硬拽到金枝班的教室门口，金枝看到后，马上就哭了，背起书包就往回跑。她冲进家门，就对杨玉兰哭喊：“妈，都怪你，我说我不给人，你就不听，现在大家都欺负我，我不上学了。”
“谁欺负你呢？”
“一满满都欺负，我念不成书了。”
从学校哭回来，金枝的眼睛都哭红了。杨玉兰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学校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她也从金枝几个堂姐妹跟前知道了金枝最近在学校受欺负的情况，几天前她就想跟校长说说，今天正好队里没活，是一个去学校的好机会。她用湿毛巾给女儿擦了擦脸，安慰说“她谁喊你叫她喊去，你念你的书，就当他们唱洋戏呢。走，我送你到学校去，给你们校长说，看他谁以后还敢乱喊。”杨玉兰说着就领着女儿向学校走去。
“谁欺负你呢？”
“一满满都欺负，我念不成书了。”
从学校哭回来，金枝的眼睛都哭红了。杨玉兰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学校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她也从金枝几个堂姐妹跟前知道了金枝最近在学校受欺负的情况，几天前她就想跟校长说说，今天正好队里没活，是一个去学校的好机会。她用湿毛巾给女儿擦了擦脸，安慰说“她谁喊你叫她喊去，你念你的书，就当他们唱洋戏呢。走，我送你到学校去，给你们校长说，看他谁以后还敢乱喊。”杨玉兰说着就领着女儿向学校走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