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按语:著名杂文家、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主任李庚辰同志的文章：《长期困扰杂文界的一个伪命题》，曾于4月30日在本博发表。今日，庚辰同志经过反复推敲和核实，在个别地方又作了一点修改和补充。现将修改稿全文照发如下，网友们如若引用或转载，务请以此稿为准。
长期困扰杂文界的一个伪命题 （修改稿）
——指谬《“新基调”PK“鲁迅风”》
李庚辰
近来听朋友说，《杂文月刊》的吴营洲同志写了篇《当代杂文六十年》，其中《“新基调”PK“鲁迅风”》部分指名道姓在杂文界划线排队，很成问题，要我找来看看。
在这部分，营洲的主要观点，一是说所谓“新基调杂文”就是“歌颂性杂文”，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战斗杂文”；二是说这两种杂文“宛若两面大旗，高高耸立起来”，“旗杆下各自汇聚着一哨人马”，“‘新基调’的骁将是刘甲、徐惟诚、胡昭衡、李庚辰、孙士杰、蒋元明……‘鲁迅风’的骁将是严秀、谢云、邵燕祥、王春瑜、牧惠、舒展……”，“双方唇枪舌剑，势若水火”。
我看后，首先是觉得好笑：敝人竟被营洲同志封为“新基调骁将“，如此抬举，出我意外，恐怕也出众多杂文界朋友的意外！
其次是觉得营洲写这篇文章前显然未做好功课：他对当代杂文界太不了解，对所谓“鲁迅风”和“新基调”杂文特点的概括显得主观武断简单，对二者“PK”的实际情况几乎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不无片面肤浅之感！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杂文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在写作实践中，张三可能说“好”多一点，李四可能说“坏”多一点，我手写我心，见仁见智，悉听尊便就是了。难道所有杂文作者都要横眉怒目咬牙切齿步调整齐口径一致，只能说“坏”不能说“好”么？难道稍有违碍不合尊意就是左道旁门异端邪调，就要共诛之共讨之批倒批臭而后快？！
我的看法是：所谓“新基调”PK“鲁迅风”，或者是另外有人说的所谓“杂文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原本都是伪命题，是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的人的故意炒作。而炒作这个伪命题，甚至以这个伪命题为据在杂文界划线排队，搞小宗派，吹嘘自己（或互相吹捧）是“鲁迅风”，贬损别人（包括不附和他们的人）是“新基调”；或者无限上纲，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代表，诬指别人是错误路线代表，都是荒唐无稽之谈。它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明当事者存在“唯我独‘鲁’”、“唯我独革”的不正之风，只能说明其头脑发热自我膨胀。这样做的结果难免受到客观正派的知情者的蔑视和嘲笑。
据实讲，对刘甲的“新基调”说法，我没有深入研究。不过我想，作为一个曾倡言杂文作者要“大胆批评”“放开来写”的资深杂文编辑，他大概不至于忽然昏庸到全盘否定鲁迅、全盘否定杂文的批评。退一步说，即使他果然如此全都错了，那也只是他一个人的“一家之言”，而且他这“一家之言”在被“鲁迅风”朋友指为谬论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更谈不上产生过多大影响。事实上，在北京杂文学会里，还从未见过有一个人发言或撰文支持或呼应过刘甲的观点。可以肯定说，刘甲没有拉帮结派，没有“新基调”团伙，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孤家寡人”。不知营洲凭什么说“新基调”旗下有“一哨人马”？凭什么说他点名的几位杂文家都是“新基调”的“骁将”？不知营洲是否研读过被点名的这几位“骁将”的作品？难道他们的作品都是没有批评，没有“鲁迅式的战斗”的“歌颂性杂文”吗？我相信，任何一个知情人，任何一个研读过这几位作家作品的人，都不会作如是说，更遑论是什么“旗下”的“骁将”。我这样讲倒不是像营洲同志说的，是因为“新基调”成了“声名狼藉”的“贬义词”，人们都“耻于”与之为伍，才“唯恐避之不远”，（这只是自称“鲁迅风”朋友的主观感觉和夸大其词，是“心造的幻影”），而是说，它根本不符合事实，完全是强加于人。且不说别的，就拿我本人来讲吧，便明确表达过对刘甲一些观点的异议。据我所知，还有其他的人如尚弓、李成年等同志也都表示过与刘甲的不同意见。我不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硬要把刘甲“一人”无端扩大成“一伙”，将刘甲的“一家之言”极力夸大为“一哨人马”的“一派”之言，甚至将北京杂文学会的领导成员和大多数会员都夸大成“新基调”同类，直至将人们公认的鲁迅真传作家唐弢以及前辈杂文家夏衍都视作异类，妄称当今“众多”杂文作家“骨了里皆为‘新基调’”。如此狂傲，如此打击一大片，如果不是不了解情况，不是凭空想象主观臆断，不是脑子里出了什么毛病，就只能是别有用心故意造谣，以此掩饰自己在杂文界妄称正宗、划线排队、制造分裂的不光彩勾当。
我认为，几个自称“鲁迅风”的人对刘甲一个人的“新基调”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用文艺批评的方式，同志式的态度，展开学术讨论，理论探讨。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达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求同存异、共同提高的目的，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刘甲同志对“鲁迅风”同志的反批评也应秉持相同态度。然而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无论是刘甲同志，还是自称“鲁迅风”的同志，做得都有缺欠，都显得情绪化，政治化，都不够客观全面，都在不同场合说过不该说的话，以至伤了对方感情。这种不该出现的情况让我和许多未介入争论的杂文界朋友感到十分遗憾和痛心。
讲到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在他们开始争论时，双方都曾希望我表态给予支持，有的给我打电话，有的给我寄材料，但我均以“我这个解放军既不‘支左’，也不‘支派’”的玩笑话相推托。我这样做，不是无原则，不是和稀泥，而是我对双方的做法都有看法有保留。我的想法是，杂文家都是忧国忧民、爱国爱民之士，不管是严秀、牧惠、舒展，还是刘甲，在我眼里都是好同志，好朋友，都应当得到尊重。当然，他们也都不是圣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比如有的人有时显得偏激，有的人有时表现任性，但大家都是有思想有见地有成就的杂文家，都是好人，都想祛除时弊，让国家步步向好。何况，刘甲和严秀等人还曾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后者的杂文有不少是通过刘甲之手编辑发表于人民日报上。这种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应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互帮互学、互敬互助的文友关系，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不应一言不合即翻脸不认人，势不两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一向主张双方包括杂文界的所有同志都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包容，互相团结，不要打横炮，不要搞意气之争，尤其不要牵涉个人恩怨搞人身攻击。为此，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的北京杂文学会丰台座谈会上，我针对“六。四”之后《杂文界》（北京版）上连续刊登所谓批判杂文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所谓杂文界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这样讲这样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团结”（当时参加会议的胡昭衡和杜文远同志都表态同意我的意见，胡昭衡同志当即要求刘甲“以后不要再搞这些了”。我认为是在丰台会议上我提出上述意见后胡昭衡同志纠正了某位同志的不当做法，并不是“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明朗化，他们（指刘甲“们”）也只得偃旗息鼓”）。当然，我不光批评刘甲同志，对牧惠等同志的不当做法，我也曾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见。记得，在1999年10月杭州召开的“全国杂文编辑工作研讨会”全体大会上，我在主席台上讲话牧惠坐台下一排插话时，我当众指出“你牧惠和刘甲的争论，不是美苏‘两霸’之争，不过是阿Q和小D之争”，我明确反对杂文界搞“窝里斗”。我在这里说这些话，不是说我比别人高明，而是说在争论双方之间，我和北京杂文学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始终保持着自觉和明确的超脱，而且对双方的不当之处都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说法表示了朋友式的劝告和不以为然。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事实。
我和许多杂文朋友感到痛心的是，朋友们真诚善意的苦口劝告并没有能让所谓“鲁迅风”同志和“新基调”朋友听进去。更可悲的是，一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跑到外省市不明真相的杂文朋友中摇唇鼓舌散布蜚语攻击对方，甚至制造谣言，将刘甲的一人一说夸大为一帮一派，直至污名丑化北京杂文学会，胡说北京杂文学会的领导拿学会经费大吃大喝，甚至买书和打的也到学会报销（有某位自称“鲁迅风”作者的见刊文章为证）。对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如果北京杂文学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注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很显然，如果到了贬损别人不惜无中生有造谣诬陷的地步，只能说明造谣者的人格卑微，灵魂低下，丝毫不值得尊敬了。
然而，正是这类不正当的错误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全国杂文界长期的混乱和不谐，它的流毒和贻害至今仍未清除，营洲同志的关于“PK”的言论就是生动具体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