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份淳朴的农民情结，
让他走上为农民工维权之路
是那种尊重劳动的意识，
让他恪守清贫、为民服务
是那种大义凛然的品格，
让他不惧邪恶、不畏强权
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
在舍与得之间，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舍去许多，同时，他也得到许多。
在舍去的东西里边，有他在2004年7月放弃收入丰厚的工作，投身于专职为农民工维权的公益律师。还有，这14年来凡农民工找他打官司，他不但不收一分钱，有时还接济他们。自己收入不高，有一家培训机构开出年薪30万元的价码请他，他却拒绝了……
而他得到的东西是：截至2013年8月办理的200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为农民工讨回的欠薪、工伤款达3300余万元。此外，还有数不尽的农民工的信任、支持与理解……
因此，他说：“我懂得做好一名农民工维权律师的意义，帮助他们是我无悔的选择。”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说的：“我出身于农民，知道农民工离乡背井外出打工的艰辛。我也知道，农民工辛苦一年却拿不到‘血汗钱’对他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农民工遭遇工伤而得不到任何赔偿，他以后的人生将面临怎样的困境……”
【探访时福茂】
早年随父外出打工
体味民工艰辛生活
“您现在是比较有名的农民工维权律师了，但之前和现在您均有机会从事收益较高的律师业务，您为什么不这样做，而偏偏要做专职公益律师呢？”针对记者这个疑问，时福茂说：“为农民工服务，这是一份事业。我对它有感情，放不下！”
时福茂出生在河北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今年春节刚过，他在工地上连续干了40多年的父亲，不顾68岁的高龄还要外出打工。“这么多年了，父亲始终丢不下那些在跟他一块儿干活的工友。由于懂技术会管理，工地也需要他，所以，他今年还要出去干活儿。”时福茂说：“我十六七岁时，就利用暑假跟父亲到过工地。在那里，我当过搬运工、做过建筑工人。这段经历，让我对农民工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那是距今快20年的事了。一次，他像往常一样沿着外墙搭设的高架，在竹排板上来回走动施工。突然，他觉得脚下的竹排一下子翘了起来，要不是赶紧抓住身边的脚手架，人必定会从十几米的高空坠下，其后果不堪设想！而在这种高空作业、施工条件艰苦、安全系数较低的工地上工作的人，除了他的父亲，还有本家哥哥和左邻右舍的农村人。
而这些人之所以来到工地并坚守在工地，他们各有各的原因。“哥哥家5口人，结婚后嫂子和侄子们没跟上分地，只种2亩地不够全家吃穿，必须外出打工挣钱养家。”他说：“即使全家人都分有土地的邻居们，因种地成本高，一年种一季亏钱，种两季且两季收成都好才有一点赚头，但赚这点儿钱还不够正常开支，别说有个头疼脑热了。”为此，他们除了必须挣到每天8元的工钱，还要加班加点干点零活增加收入。譬如，中午来了一车白灰，大家就抢着卸车。即使搭上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也要把那40多吨货卸下来，然后获得8元钱的报酬。虽然这样做累了点，鼻子、眼睛被生石灰“烧”得生疼，但一天能挣两天的钱，就足以让他们兴奋得睡不着觉。
1998年大学毕业后，时福茂当上了律师。当亲眼看到或听到一起又一起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伤没人管的事情后，他觉得这些农民工是实实在在为企业、为社会做了实事的人，是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们的劳动应该受到尊重，他们不应受到欺负！社会上应当而且必须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2004年7月，怀着对中国法律公益事业的执著追求与梦想，他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工作投身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负责农民工维权项目，成为一位农民工法律援助专职公益律师。
婉拒民工捐赠车辆
坐公交照办优质案
随着农民工维权事业的不断拓展，2005年9月，时福茂与著名律师佟丽华一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后，他接触到的农民工更多了，遇到的纠纷更复杂了。在办案过程中，他注意到预防纠纷的发生很重要，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熟练掌握与运用法律知识同样十分重要。于是，根据城乡结合部的地域特点，流动人口众多的区域特征，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列为重点普法群体，创建了以流动人口“三类四地”为基础的法制宣传教育网络。在远赴四川、河北等劳务输出地进行义务普法的同时，他还撰写并出版了《如何签订劳动合同》、《如何追讨欠薪》等6部书籍，免费送给农民工。
2008年7月，一家幕墙公司受金融危机和北京举办奥运会影响停工放假。由于公司拒绝发放员工放假期间的生活费，118位农民工的代表黄小玲等4人找到了他，请他代理案件，通过诉讼要求公司支付被拖欠的3个月工资100万元。
面对这起棘手的群体欠薪案件，时福茂二话不说接下案子后，天天坐公交、骑自行车，头顶烈日穿梭在公司与法院之间。法院受理后，经过据理力争，这些工人不仅讨回100万元欠款，还争取到了200万元的赔偿。
“我们真没想到能要回300万元，看着时律师还骑着自行车，我们自发捐款给时律师买了辆车。”黄小玲非常激动：“可是，面对这份特殊礼物，时福茂和他的团队谢绝了。”最终，这些农民工退了车，将退款捐给了为他们主持公道的法律援助基金会。
“农民工本来就是需要帮助的群体，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就是对我们的奖励。”时福茂对记者说：“说句实在话，我们当律师的确实需要车。如果有车，一年可办100个案子。如果坐公交，因花在路上的时间长，能办50件就不错了。”
不过，时福茂和他的团队，从来没有因为无车而耽误农民工的事。“必要时，我们会打车。为节约开支，我们要么早出门、要么打车赶个开庭的时间，回来时才坐公交。或者是两头打车，中间坐地铁公交。”他说：“我这些年参与办理的案件中不乏农民工维权的典型案例。其中，徐延格等人假劳务派遣案，促使肯德基改变了在中国的用工方式。”
从事公益律师就意味着清贫，然而物质清贫的他却有丰富的精神享受，每次看到墙上挂着的一面面锦旗，桌上摆放的一封封感谢信，他都非常知足，非常充实，非常欣慰。
不畏艰险捍卫权益
为民办事虽苦犹乐
在时福茂办理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曾发生多起遭受用人单位负责人或包工头恐吓、威胁的情况，多次接到“卸只胳膊、卸条腿”“灭掉”等电话，但是，他总是临危不惧。
2006年9月一天下午，他被某用人单位纠集的十七八个“统一着装”的社会青年团团围住。农民工非常害怕，话音中带着哭腔，甚至几近哀求。时福茂此时没有畏惧，而是镇定地在一片敌视的目光中寻找到公司负责人。他一方面对其义正词严地讲道理，一方面推心置腹地进行劝告，帮其分析利弊。结果，在紧张的对峙之后，公司终于同意支付所欠农民工的工资。
记者2月5日与时福茂联系时，他正在准备敦促河北省廊坊市法院执112名农民被拖欠工资的材料。来自四川的包工头周忠诚说，他在河北找过3个律师都被推掉了，只好来北京找到时福茂。时福茂二话不说接下了案子，为案子跑前跑后，连一起吃顿饭也坚持自己买单。“我们要请他吃饭他坚决不肯，总说农民工不容易。”周忠诚说。
最终，经过仔细分析案情，多次奔波，这起持续一年多的欠薪事件，在经历“恶意讨薪”定义之后，最终有了一个“恶意欠薪”的法律结论。
【对话时福茂】
为农民工维权是一份事业
记者：律师也是人，过生活同样需要钱，而您舍弃赚钱的业务不做，只做为农民工免费服务的法律援助公益项目，这是为什么？家里人怎么看？
时福茂：我能在这条路上走10多年，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停下来的打算。我之所以有今天，并做到这一步，从根上说还是那句话：我本身就是农民出身，也做过农民工，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艰辛我太能理解了。
我的心愿是能为农民工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农民工是时代的产物，它遇到的问题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现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解除了我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尽管这样做，个人收入低了一点，但它是一份事业，需要我们来坚持！
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他还外出打工赚钱。对于我能不能给他钱养老这件事，老人从不计较。他自己说：“我好模好样的能干事，不能老在家呆着。自己出去挣多挣少，心里高兴！”
记者：为农民工维权，最关键的做法是什么？
时福茂：农民工所遭遇到问题多是欠薪或享受不了工伤待遇，而其维权最关键、最根本的做法是依法维权，不是乱来。
作为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务必要站在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认识，认真、妥善处理每一起农民工案件。
与此同时，要做好普法教育。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授农民工法律知识，这是预防问题发生的关键，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一步做好了，不仅矛盾会减少，处理起来也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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