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26日，中国证监会对外发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暗示证监会在用这个《暂行办法》要求各交易机构重新申请、经重新审核后争取成为国债期货试点交易场所。

　　这个半公开的行使行政审批权力的行为，在两个多月后得到了证实。

　　5月2日，证监会下发了《关于申报国债期货交易试点有关文件的通知》。其实该监管机构重新申请审批的意图，在2月份《暂行办法》公布起，各交易场所就已经领会到了。问题是“327事件”的后续处理不仅让新科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像“救火队长”般疲于奔命，也拖延了证监会击鼓升堂、号令行权的议程。

　　不过，在处理“327事件”后续事务的百忙中间，上交所在4月7日就已经下发给各会员单位一个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债期货市场管理的通知》。所以，接到证监会要求上报重新审批国债期货试点场所的申报材料，各交易场所其实都很快上报了材料。

　　和上交所在国债期货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北商所，是证监会行使国债期货审批权后第一个拿到试点场所和合约品种批文的。

　　北商所老总武小强，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所以我很高兴，上海国债期货市场死了，唯我独秀。”将近20年后说起这事，他仍然眉飞色舞：“那个时候证监会要求大家重新申报，我全部精力都放在准备材料上。结果是证监会接管国债期货监管权以后，第一个批的就是我们北商所报上去国债期货品种。那可是证监会以正式文件下发的《关于批准北京商品交易所国债期货试点的通知》。就是说证监会第一次行使产品批准的权力，就批给我们了。我整个心情非常愉快，第一国债期货试点在我这儿了，第二我也拿到批文了。”

　　在和上交所争夺国债期货市场老大地位的竞争中，北商所总算把上交所压过了一头。可是，武小强的高兴和愉快只持续了三天，北商所拿到证监会批文后的第三天，国债期货就被停掉。

　　从北商所5月14日拿到试点场所和合约品种批文的历史事实来看，证监会无论在“327事件”之后、还是“319事件”之后，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要把国债期货市场关闭的意图。但5月17日下午5时40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证监会临时通知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简单到只有一句话：经请示国务院同意下发《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从5月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5月18日，中央电视台再次播发这条消息，各大证券报刊也都刊登了《紧急通知》的全文。

　　（插图：《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文件）

　　就这样，开市仅2年半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的交易试点宣告夭折。

　　国债期货被关闭的第二天——5月18日，沪深股市像过节一般，人气鼎沸，巨量暴涨。当日沪市以741点跳空159点开盘，收于763点，比上日收盘高出181点，涨幅逾30%。深市也不示弱，以1233点跳空191点开盘，尾市收于1287点，较前日上涨245点，涨幅逾23%。其后两天，股市继续精神抖擞，到5月22日，上证指数收于897点，深成指收于1415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债现券市场在5月18日这一天全线下跌，最厉害的1992年5年期现券，居然下跌了将近12%。这种下跌惨状，令人感觉似乎又回到了国债市场化改革前的市况。

　　这种结果，也许是最高当局突兀地决定关闭国债期货市场所没有预料到的，就像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欠全面考虑地在1993年7月份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那样、也和中央政府决策者轻率决定给1992年3年期国债一下子加息500多个基点一样。

　　如果按照1993年7月10日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中给1992年3年期和5年期国债所埋下的隐患，哪怕是327合约没出事，而在1995年6月30日平顺地实现了1992年3年期国债的兑付；但是，直到1992年5年期国债在1997年到期兑付之前，基于1992年5年期国债产生的所有国债期货合约，都有可能同样因为贴息和保值贴补等原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引爆诸如327合约的疯狂事件，而“319事件“只不过是这一系列引爆点中新的一个而已。

　　再深一步分析，中国经济运行永远像是骑在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上，和运行在四个轮子上的其他经济体不同，我们如果失速，就必须施展高超的技巧才不会摔倒；但只要在运行，哪怕再慢的速度，也不会暴露出问题；而如果我们一旦停下来，所有的丑恶败坏就肯定会暴露无遗。

　　宏观决策者以为把国债期货市场关闭，微观市场乱象就一了百了了；但其实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上上下下是同构同病的。

　　将近20年来，研究国债期货风险事件、叙述这段历史，往往说到5月17日国债期货市场被关闭，就认为是事件的结尾了；但是，无论是上交所、证监会、还是中央政府，这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人在这时都没有意识到：噩梦，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