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根据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2日的提议筹建。它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其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旨在改善亚洲国家之间的交通联络和贸易往来。其总部将设在北京，法定资本预定1000亿美元。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3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奥地利、土耳其、韩国、巴西、俄罗斯、荷兰、格鲁吉亚、丹麦、澳大利亚也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将使亚投行扩围至大约42个成员国。

　　我国提出筹建亚投行，是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和亚洲金融秩序的反映。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总架构来自于二战之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设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减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相继两次宣布美元贬值。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制。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解体。但是该体系解体之后，上述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仍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实际上均受美国主导。按常规，世界银行的行长是美国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是欧盟的人。世界银行的行长同时也是世界银行集团的行长，也是集团四个组织（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开发协会，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总裁。美国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持有否决权。

　　此外，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 ADB）则受美国与日本的主导。亚洲开发银行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政府间金融开发机构。自1999年以来，亚行除了注重基础设施投资外，特别强调扶贫为其首要战略目标。中国于1986年3月10日加入亚行。按各国认股份额，中国居第三位（6.44%），日本占15.7%和美国15.6%，分别占第一和第二位。按各国投票权，中国也是第三位（5.45%）；日本和美国控制近四分之一的投票权，相当于有着某种准否决权。正因为如此，亚洲开发银行（下文简称“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曾在去年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从地缘政治来看，日本的亚洲战略提议，一般均不为邻国所接受。而中国的提议，也容易受到日本的阻扰。亚投行的情况也是一样。但是，建立亚投行这个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容美日所阻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从购买力平价来计算，GDP规模据称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而且我国2014年12月底的外汇储备已达38430亿美元。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提升。据统计，亚洲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例也超过50%。预测亚洲各国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水平需要有8万多亿美元的投资。很明显，现在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不能满足这些需要。不同的地区出现竞争性的地区性金融机构，或者建立像金砖银行这样的国家集团的银行，有助于平衡当前的世界和地区金融秩序。

　　鉴于中日关系紧张，美国在外交、军事、经济与金融领域明里暗中支持日本。中国又是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和经济规模第一大国，直接挑战亚洲开发银行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中国的继续崛起，外国已经挡不住，只要中国国内保持稳定，不自乱阵脚，坚持和平发展，不断坚持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中国必然会继续崛起。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也需要调整心态，需要有个适应的时间。在适应期，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某种不安或者抵制，也可以理解。反过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也要表现出一种强规则取向姿态，以此打消其他国家的不安，换取更多国家的支持。

　　中国的国力增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中国要从“一带一路”战略中获益，其基础只能是和平发展，否则“一带”和“一路”均容易被阻断，所作的巨额投资也会成为“沉没成本”。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演讲中表示，5年后中国的海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就是个大手笔投资。只有在国内增进权利保护，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同时对外加强共赢合作，坚持和平发展，才能获得巨量的资金和非资金回报。

　　此外，我国即便成立了亚投行，也仍然可以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保持合作，成为国际和地区金融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也在博鳌论坛讲话中专门提到，中国将“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互补共进、协调发展”。

　　据说，这么多国家都提出成为创始国，与我国承诺与这些国际或者区域性金融机构合作，并放弃我国的否决权有关。其实美国控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日本事实上控制亚洲开发银行，均不属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最佳实践。这些安排虽然保证了这些国家的主导权，但是使得金融秩序不公平。我国如果真的放弃在亚投行事务上的否决权，带头建立和接受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新亚洲金融秩序，那么可以称为最大的得分者，而且可以以此为建立强规则取向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作出贡献。

　　中国政府即便不筹建亚投行，也需要为其“一带一路”战略大量向国外投资基础设施。可以把建立亚投行视为一举多得的举措。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服务于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布局，也有利于金融和贸易发展，既有利于我国，也有利于亚洲各国。

　　我国政府一些官员曾经批评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过于严格。他们认为，要从美国和日本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获得贷款，债务国需要在政府透明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通过考核，还有满足环保、雇佣、招投标等方面的多种要求，而且各种考核动辄需要一两年，不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有可能延误时机。他们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因此条件苛刻、效率不高。这类效率低问题，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确存在。估计亚洲投资银行也在所难免。至于“意识形态”要求，可能指的是经济市场化、金融自由化、财政纪律之类的要求，这类基本要求估计也躲不开。

　　长期以来，大国的国家政治运作很容易招致义利之争。而且用武力挑战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者往往最终成为战败者。义利之间有时冲突，有时不冲突。在金融运作当中，完全可以做到义利之和。中国放弃否决权就属于一种义利之和，是其在国际政治上的得分。

　　对亚洲投资银行的规则要求，可能与以前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有所不同。不应该弱化规则要求，而是要强化，超越后两者的现有规则框架。无论如何，一些基本的要求仍然会是一样的：第一，资金要流入与发展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不是进入一些国家负责人的私人腰包。第二，债务国应对贷款资金按期还本付息。既然是金融，就应该符合金融的规则。第三，信贷风险需要评估，其中包括国家主权风险。

　　上述这三条非常重要，从目前看问题很大。国家主权风险尤其防不胜防。比如2011年缅甸政府叫停该国北部克钦邦伊洛瓦底江上游、由中国国企承建的水力发电大坝的建设，原因是这个耗资近36亿美元的工程“违背民众的意愿”。又如希腊新政府于今年1月叫停已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进程，影响到我国国企中远集团已经订立的合约，而且该集团曾经遭遇当地工会的阻挠和抗议。当地政府出面摆平之后，该集团据说已经投入了八亿多美元。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近几年成为委内瑞拉最大的债权国之一，自2007年以来，中国向委内瑞拉投资近500亿美元，以获取石油运输。委内瑞拉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达50万桶每日，其中一半用以偿还对华债务。中国政府于去年放松了委债务偿还期限，并表示未来会继续支持委方。上述国家主权风险发生之后，我国没有较好的手段去消解风险，也没有很硬合约实施手段。

　　总之，我国要重视上述问题。而且，我国越是主动提出和接受一套比世行和亚开行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秩序，越能体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越能对世界和亚洲金融新秩序作出积极的长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