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历来体弱多病,整个人生似乎和医生医院的缘分极其深厚,小时候每个月如果不去医院拜访一下医生就会让母亲好生奇怪。之所以会达到如此境地,大概和我母亲那长得过于骨感的体型关系很大。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的体重直到退休前都没有超过80斤的时候。在强大的遗传力量作用下,我们姐弟三个也就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强壮的最低标准。不幸中大幸的是,我们三个倒也没有被排挤到同代人中的矮人行列。这或许又和母亲有关,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还是尽其所能地让我们获得了比别家孩子多一点的营养,以及在我们有病时能及时送去医院治疗。只是如此一来,她的体重也就更难以增长了。
只说我吧。从出生那一刻起我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不仅出生时体重远在5斤以下,还经受不住三九严寒的挑战,无力维持正常体温,生命体征岌岌可危。当时如果没有好一点的医疗条件来施救,我肯定是要被大自然汰劣的。幸亏我母亲去的是医疗条件出色的上海铁路医院,使得我在哭出第一声后,能够即刻被收容到人造的温暖怀抱――婴儿保温箱中,才得以有了生机,躲过了人生的第一场大难。不过这也因此害得母亲产后要在医院中多待上好几天。恰逢那时医院产妇不多,我母亲就像住了单间高档病房一样。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年轻的母亲一个人在病房里就好怕好怕地,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每当亲朋间聊到我出生时靠进了保温箱才得以活命的旧事,母亲都要提起她一个人在病房过夜时的凄凉和恐惧感。由此也使我对自己从小就性格胆怯找到了一个解释:母亲产后的恐惧感被溶进了喂养我的奶水中,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坏的负作用。
由于先天的造就,我一生中和医生打交道的机会之多就足可以傲视同龄人。想起来,母亲带我这个小孩上医院,和现在那些望子成龙的妈妈们陪小孩去各类补习班的频密程度应该类似,不会相差太远。
如果我是因扁桃体发炎或感冒等引起发烧,母亲都会送我去附近的地区医院打打针。如果我得的不是急病,母亲就会带我去看中医。如果看着我面黄肌瘦的样子,感到不放心却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病因时,母亲也会带我去她认为合适的中医那里寻医问药。在我童年时代,医生很少给病人输液,发烧一般都用青霉素解决问题。小孩都怕打针吃药,只是相比较看西医要打针,尤其是相比注射青霉素前做皮下试验所要承受的那种痛苦,我对看中医喝中药就少些抵触或害怕。再说喝中药前,母亲都会给我准备一颗糖,让我喝完苦药后可以压一压嘴里的苦味。先喝中药后吃糖果,母亲这种先苦后甜的程序安排,有效地降低了我对喝中药的抵触。其实,我不得不喝中药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十分怕死。深怕小小年纪就死去的恐惧感居然增添了我喝苦药的勇气,这听起来有点可笑,现在说出来也不那么光彩,但却是我不得不说的实话。
若问我小时候看过的中医疗效如何,至今仍能记清楚的确实为数不多。但有几次颇有疗效的求医却让我至今难忘。
一次是我11-12岁时到上海的曙光医院治急性黄胆肝炎,那是一所以中医为主的大医院。现在想起来好笑的是,母亲居然不知道肝炎属于传染病,病人得去隔离门诊就诊。我们挂了普通内科门诊的号。结果,等轮到我坐到医生诊桌边,母亲和医生说了病名之后,我立马就被医生和他喊来的护士赶到隔离门诊去了。那时医生对传染病人如临大敌,在被“护送”去隔离门诊的沿途,我都被严加防范,禁止触碰周围的一切。这种待遇在我小小心灵中产生的震撼,是不容易被忘记的。现在回思起来,要不是母亲就在身边,不断安慰我,要我不害怕,我当时即使不被吓瘫,至少也会大哭起来。想想真是气愤,怎么能这样对待当时的祖国花朵呢!
那时的医生给病人检查多凭感觉,没有超声波探测可以依赖,医生每次给我诊病都全靠手指在上腹部按压,并要我一呼一吸来配合,以此来探查我腹腔内肝脏的大小和硬度。从他和做记录的医生的交谈中,我可以得知肝脏的肿大程度。记得我的肝脏是从肿大三指慢慢恢复到仅肿大不到一指的。这中间大概治疗了一个月。期间母亲需要每周陪我去一次医院,做完腹部按压检查,当然也看舌苔和号脉,就会取两大瓶医院自制的中药成药回家,然后按医嘱的量喝。记得那药叫黄疸糖浆,听上去不苦,但中药毕竟是中药,药名虽带着糖字,我却从没品出甜味来。唯一宽慰的是这药没给我留下难以入口的印象而已。花一个月或稍多的时间喝药休息,我的黄疸褪尽,肝功能也回复了正常。这个恢复速度,放在现在应该也算不慢的吧。
在没得黄疸肝炎之前,我的食欲就不好。在得了肝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食欲仍是好不起来,这又让母亲操心。在打听到我姑妈家附近有一位看小儿科的好中医后,母亲就将我托付给姑妈,让她带着去那中医处给我号脉开药。
这一次的诊治过程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就此让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好中医也在注重摸索,尤其注意根据病人的服药反应来更全面地把握病人的情况;二是中药是可以迅速见效的。
初诊那次我姑妈就要医生开14付药,好带回家吃一段时间,但却被拒绝。医生只同意开3付药。他的解释很简单,要根据我吃了这3付药的反应后,才可以开出比较对症的药来,那时才可以开14付药。医生的话很坦诚,却好像透露了他对我病情的把握底气不足的信息。但是从我一付药下肚,第二天一早就胃口大开的效果看,那个中医在初诊时对我病症的拿捏就已经相当精准了,尽管那时在众人眼中他还称不上老中医。
那天配好药回到姑妈家已经是下午3点多,熬出第一煎,已经4点过头,趁热喝下,然后在晚上入睡前约8点多再喝了第二煎。我至今还记得在半夜过后,我就醒了,躺在被窝中接二连三地放屁,持续了好像有个把多小时。好在放出来的下气并不臭,倒也没有影响姑妈姑夫的睡眠,只是我被折腾地睡不着,直到下半夜才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让我吃惊的是,就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就想吃早点了,要知道以前不管我吃多久的食母生或多酶丸等助消化药,都没能让我食欲有明显改善的。
这里要说明一下,上海地区的做法是一付中药熬两次,第一次熬的汤称为头煎,第二次熬的称为二煎。头煎先喝,二煎后下,中间约间隔4-8小时。不像后来我在武汉和广东看中医,习惯是将两次熬的汤混合后再分了喝的。这两种喝法有何区别,哪一种更科学些,尽管我反复琢磨,却至今也琢磨不出各自的优缺点或科学性来。
对中医的佩服以至于后来没有机会跟着好中医学医成为我人生的一大遗憾,或许就是源起于那次看中医治疗食欲不振。而后来在我20余岁时,依靠中医的针灸治愈了持续5年之久的慢性迁延型肝炎(当时医生的诊断),则更是强化了我对中医的佩服,加深了没有学中医的遗憾。
那是时隔8年之后,我刚过19岁,发现又患上了肝炎,但这次是慢性的,也没有黄疸。俗话说人就怕旧病复发,好在最初给我诊治的医生认为,当时和童年患肝炎已经隔了8年,中间又经历了青春发育阶段,这次患病应该不属于11岁时所患肝炎的复发范畴。
对于没有黄疸的肝炎,如果是肝功能经常出现异常,好不彻底,当时的医生就将其称之为慢性迁延型肝炎。从我初诊直到最后那个针灸医生接诊之前,看过的医生有N个,给的诊断却都是一个,慢性迁延型肝炎。想想也对,既然是短时间内好不了,即为慢性无疑,又有迁延不愈特征,那就和病名完全对上号了。病名定了之后,医生却无法对症下药,仅告诉你这个病没有特效药,要慢慢治。所以,虽然这次患了肝炎不用担心有黄疸暴升的危险,也没有食欲不振的难受,但几年里中医西医综合诊治,中药西药用了无数,肝功能却总是时正常时不正常。病反反复复地迁延不愈,我自然就被折磨地痛苦万分了。
母亲虽然相信慢性病要中医治才有长效,但遇到治了几年效果仍不显著的情况,她也束手无策了,我自然更找不着北。虽然中药西药仍然在用,信心却已然不足,继续吃药仅仅出于无奈。不过,我们对中医的了解和信任,最终还是让我们抓住了一次稍不留意就会错过的求医机会,因为采用的治疗方法不可思议,相信摆在很多病人面前,这个机会都不会被认为有值得一试的价值。
说来也是碰巧,那位带我看过中医的姑妈在一次生病住院期间,借了病友的一本叫《科普画报》的杂志翻看,其中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报道引起了她的注意。说的是一位针灸医生,仅用银针就治愈了肝病病人,其中还有肝硬化的病人。姑妈马上就将这事转告了我们,提供我们参考。那我是否去试一试新的治疗方法呢?在1980年,大城市几乎还没有私人行医,医生都在国家医院坐诊,所以不用担心遇到假医生,但医生医术的高低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必然要选择选择。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当时的我估计也快接近这个境界了。尽管对于针灸治内科病从未耳闻,但看到人家有治愈的成果摆在那里,母亲和我都觉得至少应该去看看,让医生诊断一下没坏处。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去试一试,竟然将我好几年内对自己所患之病的认识完全颠覆了。
按图索骥找到那位医生,原来是一个50多岁的准婆婆,瘦瘦小小的,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增强病人信心的地方。按照中医诊病惯例,先号脉后看舌苔,接着问一些问题。最后准婆婆医生开始发话,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不吃生冷的东西和带补的食物,例如,水果不可生吃,要吃也要煮熟了吃;
豆浆不可以吃,红枣白木耳都不要吃,因为它们都带补;
多吃素的,瘦肉和鱼也只能少少地吃。
晚上被子盖多一些,不让自己受冻着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