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ONESIA ETC 前言
“小姐，进来见见我奶奶吧！”大约二十年前，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曾微笑着邀请我。在那个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南部的桑巴岛上，是他发现了行走在土路上疲惫不堪的我。他的祖母很可能有故事要讲，而且还可能邀请我喝上一两杯茶。为什么要拒绝呢？我踩着梯子爬上了一条竹廊，那儿有些小孩子在胡乱地敲着锣鼓发出不间断的噪音，随后他们低头钻过低矮的门道，倏地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之中。借着从“竹墙”的缝隙中透出的微光，我认出了一张印有耶稣和圣心的海报。一个装有脏衣服的袋子就扔在一把竹椅上。但是整个房间看起来空空荡荡的，并没有祖母的迹象。
“等一下！”这个年轻人随手摆弄着装脏衣服的袋子，随后解开带子、揭掉顶上的餐巾纸，好让祖母现身。原来她头一天就已经死了，但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她要在葬礼前的四天里每天都招待客人。“能见到你是她的荣幸，”他说道。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还喝了茶。
印度尼西亚可从不缺少这种奇异的时刻。在这个国家，一个身兼苏丹与国家商会主席于一身的总统候选人为了祈求好运，总要在宫中养一群得了白化病的侏儒。在这个国家，一个地方警察局长甚至会向你讲解一群无辜的鳄鱼是如何指出究竟是哪个同类吃了人的。在这里，你完全有可能与一个将军分享一杯啤酒，而他正是会为了增加预算而非常乐意延长一场游击战的人；当然，你也完全有可能同一具尸体一起喝一杯茶。
事实上，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很奇异的——多达13466个岛屿上居住着360个民族，而这些人所讲的语言有719种。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印尼曾凭借自己拥有的火山灰和海风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种植香料，而这些香料吸引了无数的欧洲人。之前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只是与当地的王子或者苏丹进行交易，但是欧洲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将垄断带到这片土地上，由此引发了冲突、殖民、盗贼统治以及独立战争。而新的印度尼西亚正是从这些残骸中脱离出来胡乱拼凑在一起的。
1945年，印尼的开国元勋宣布印尼脱离荷兰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们，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此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了！关于权力交接等问题，我们会尽快认真处理好的。”
从那以后，印尼就一直致力于解决所谓的“等问题”。
很多国家都曾试图将自己的疆域扩展到殖民者绘制的地图之外，但是鲜有国家能够像印尼这样将数量如此之多的不同地方的疆土结合在一起。现在的印尼在赤道上跨越了很长的距离：相当于从伦敦到德黑兰，或是从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居住着讲马来语的穆斯林，这些人有着明显的阿拉伯人特征，他们将自己所居住的地方自豪地称为“麦加的前廊”。而向亚齐东南方向行进大约5200公里就到了巴布亚省，这个省几乎占据了新几内亚岛的整个西部，这里居住的人大都是黑皮肤。当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岛时，看到很多黑人都是赤身裸体的，还都挂着阴茎葫芦。这里的人们在群岛上发展了一些非常复杂的农业技术。巴布亚的居民和亚齐的居民吃着不同的食物、信仰着不同的神灵、玩着不同的音乐，当然也属于不同的种族。然而，很多其他的文化正在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让古老的传统更加适应当今时代。
现如今，全球每3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印度尼西亚安家落户——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尼现有2.4亿人口。这也使得印尼在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中排名第四位。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居民每天发的推特（twitter），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多——大约有6400万的印尼人在使用脸书（Facebook）——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英国的总人口数。但是有8000万的印尼人（相当于德国总人口数）用不上电，1.1亿的印尼人（相当于墨西哥的总人口数）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2美元。然而，仍有数十万的印尼人，他们用不上电，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却仍旧在使用脸书。
关于印尼，“世界上最大的”、“数以千万计的”、“发展最快的”等一串名头不胜枚举。但是正像印尼企业家约翰·芮亚迪（John Riady）最近所说的那样：“印尼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国家。”
坦白地讲，当我在1988年第一次被路透社派往印尼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1983年，我曾经到爪哇岛和巴厘岛旅行，那时我只有十九岁，期间我还顺便去了趟北苏门答腊省看猩猩。这样的经历让我对印尼有了一些特定的印象：印尼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度，但不得不说这里面还有几分自相矛盾的意味。印尼的日常生活混乱而不可捉摸，但是在这种普遍的混沌状态之上，是一种极其优雅的文明：在建筑精妙的庙宇荫蔽之下，舞者们身着精美腊仿印花服饰，跟随甘美兰演奏的曲调缓慢地舞动着双手。
这些画面深深刻有爪哇的印记。那时的我可能同大多数的外国人一样，认为爪哇岛就代表了印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想法也是说得通的。尽管爪哇岛仅占据了印尼国土面积的7%，却养活着全国60%的人口。这意味着在与希腊大小相同的面积上生活着1.4亿人口。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当然也在爪哇岛上；从12世纪开始，爪哇岛上的统治者们就开始不断向周边其他岛屿进行权利扩张，当然最终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当路透社的相关人员通知我十天后就要从新德里赶赴雅加达时，我真得对这个融合了数百种不同文化的国度一无所知。关于具有印度教情结的巴厘岛，我当时能够想象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女人们头上顶着要献给寺庙的祭品，摇曳着优雅身姿；或者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的画面：一座珊瑚礁（印尼东部）、一片水汽弥漫的热带丛林（苏门答腊或加里曼丹）、或是一次完美的冲浪（遥远的西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只要一有机会暂时逃离繁重的每日股市报道，我就会在这个国家中闲逛，以期让自己的头脑融入到印尼的社会之中。我寻找过猩猩和分裂主义叛乱分子的身影，拜访过非法淘金者和非法移民。在雅加达，我曾与银行家、电影明星甚至曾经的政治犯共进午餐。随着我的印尼语越来越流利，我同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但是我知道的越多，我就越意识到这个国家是多么的不可知。印度尼西亚总是会让人的期望落空。
印尼军方对我所做的报道持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种分歧尤其体现在对印尼西北部当时正在进行的亚齐内战的看法上。带着这些问题，我于1991年离开了印尼。我走后，印尼的军方发言人陆军中将努哈迪·普窝萨普特罗（Nurhadi Purwosaputro）以私人名义从布里斯班的喜来登酒店（Sheraton Towers hotel）给我寄来了一张手写的短笺：
由于您身为一名记者，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官方的（职业性的）。但是出于对您的尊重，我这名军方发言人有必要让您知道您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您已经很好地展示出了您对印度尼西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以及印尼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深刻理解。
如今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您现在是一位非常热爱印尼的普通人了。
当我拜访雅加达的时候，他执意邀请我去他家里坐坐。这个男人说了很多厚颜无耻的谎言，试图来掩盖他的同事们所犯下的暴行，他说他的同事们只是去拜访了一下居住在亚齐、巴布亚、东帝汶省以及印尼其他地区的印尼公民而已。他似乎也不太情愿这样做，甚至迫不得已使用一些拙劣的伎俩；有时候他为了避免回答我们这些记者的问题，竟然从他办公室的后门偷偷溜走了。有一次他打电话来向我道歉，说他没能够及时将对某个小型屠杀活动的看法告诉我，但那时离我要求的最后期限已经很多时日了。对此他给出的理由是：他的总司令有一把神圣的匕首，而根据这把匕首的意愿，它要回到主人的出生地。他一直忙着安排将匕首带回雅加达的相关事宜，因此没有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
这种含糊其辞的借口着实令人抓狂。但是与此同时，我却觉得这一席话倒是有它的迷人之处：一名高级军官为掩饰同事的暴行，没有选择说一些比较直接的谎话，而是给一名外国记者讲起了关于一把匕首的神奇故事。尽管我经常有想拧断努哈迪中将的脖子的想法，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人。他是对的。尽管很多国家领导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我仍然非常喜欢印度尼西亚。
1998年，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占领了印尼国会大厦，苏哈托被迫结束了三十二年的执政生涯。三年之后，凭着对印尼的热爱，我再次踏上了这片土地。在离开印尼的十年里，我接受了流行病学的培训，这一次我是以专门研究HIV的流行病学家的身份来到了这里。我的工作是协助印尼卫生部追踪在下列人群中一种传染病的扩散状况：注射毒品的人、变性人、性工作者、男同性恋以及囚犯，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在他们身上发现这种病。我仍旧四处旅行，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印尼。有一半的时间，我与一些小公务员们一起被“囚禁”在位于一些省会城市的三星级旅馆的研讨班里。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各种协议、PPT演示文稿和一盒又一盒黏黏的糕点。从内部角度来看的话，印尼政府似乎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样无能，但它确实是自私自利的。
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与瘾君子们呆在后巷：同变性人们压压马路，或是泡在印尼新兴的同志俱乐部里。在这个过程中，我碰到过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次我在火车站台碰到了一个痴迷于纹身的男人，我跟他聊了天，他还请我喝了芬达。“我们本来打算抢劫你的，小姐，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风趣”，他对我说道。我还同一些人建立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友谊：直到现在，我还经常通过网络从一位变性人那里得到很多关于摄影的建议，他曾经是雅加达最有名气的一位性工作者。
2005年，我第二次离开印尼。但是之后的每一年里我总会想尽办法回到印尼呆上几周：住着同一所房子、用着同一部手机、借来同一辆摩托车，然后与同样一群老朋友到各省闲逛。我开始觉得印尼就像是一个大块头的坏男友。它固执己见却有着灵活的思维。它能带来欢乐，并且能带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温暖的亲密感。然而他却会忘记那些重要的纪念日，辱骂朋友，无休止地说着低级的谎话。就当你认为你已经足够了解他的时候，他却突然展露出某个隐藏的秘密，或者干脆完全颠覆了以前的形象。就算你知道这个坏男友会让你伤心流泪，你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回到它身边，期待对他能有更多的了解。
关于这个坏男友还有另外一点：无论你曾经多想扇他的耳光，你还是一心希望其他人能够赞赏这个狂野而又迷人的猛兽、能够更加了解他。在伦敦或是纽约的酒会上，当我向别人提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我总会从他们的眼中看到微微的惊恐，对于这种情况我早已习以为常。他们肯定在想：“噢，天啊！印度尼西亚……这难道是柬埔寨、越南或是靠近泰国的其他某个地方的新名字吗……？”
2011年末，我决定尽我所能将我的坏男友介绍给全世界。写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书能为我花更多时间呆在这个国家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样我便能够更加了解它，了解它在过去这么多年里为何有时会不忠于我。我在伦敦经营着一家公共健康咨询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将打理公司的工作搁在一边，将目光转向印度尼西亚群岛。我打算从印尼的东南出发，穿过东部的群岛按照逆时针的方向行进。然后再向西行进，一路穿过苏拉威西岛、加里曼丹岛（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最后我打算从苏门答腊岛重新回到印尼东南部以结束这次的环游。我打算将爪哇岛——这个生活着近三分之二印尼人的岛屿、这个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代表着印尼的地方留作最后一站。
我曾经萌生过一个很模糊的想法，我想去寻找早年在旅途中碰到过的一些人——甚至包括那个曾经邀请我与他过世祖母一起喝茶的小伙子。我还曾非常渴望去看看我认识的印尼人也未曾去过的地方。我的计划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做计划是傻瓜才干的事情。渡船有可能迟三天才到，或者根本不会来；航班可能在半空中突然改变目的地；新的签证规定可能会导致你突然被遣送到边境；各种意外情况会严重打乱你原先的计划。
之所以不能提前做计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早就知道不该期待自己能够对这个万花筒似的国家面面俱到，因为每当历史或形势发生改变时，这个由五彩斑斓的碎片拼成的国家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模式。尽管我一直想把握印度尼西亚的精髓，想弄明白将不同群岛与不同文化联结在一起的“红线”（Benang merah）究竟是什么，但我早就清楚即使在我旅行的过程中间，这个国家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我一直在尽力描绘出一个动态的印度尼西亚，然而在每一个给定的时间里，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它的某个片段而已。
在流行病学家的工作中有很多核心原则，于是我转而求助于其中的随机选择原则。这个原则指的是：如果你需要对了解一个庞大群体的状况，而又无法对每个个体逐一进行研究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随机抽取样品。与其提前计划好我要去哪儿、我要见什么人，我反倒更相信如果我能够走过足够多的地方、看穿足够多的眼睛，我就能够将一块块碎片拼凑在一起展现出这个国家的全貌，并更好地理解将迥然各异的各部分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同时我还希望一些纽带能够将现有的快照拼凑成一部更大的历史相册，来展现印度尼西亚一些固有的特质。
我只有一条准则：“只说YES”。因为印尼人是世界上最好客的群体之一，这也就造就了不计其数的YES。同苏丹喝杯茶？太好啦！参加一场婚礼？好啊！探访麻风病人隔离区？当然乐意！和一户游牧家庭在树荫下一起睡个觉？为什么不呢？晚饭吃狗肉？唔……可以啊。凭着这条原则，我去了很多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岛屿。我曾经受到各种家庭的欢迎，有农民、有祭司、有警察、有渔民、有教师、有公交司机、有士兵、有护士……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靠乘船或是摇摇晃晃快要散架的公交车进行旅行的，里面播放的印尼流行乐尖锐刺耳，车顶上挂着的卫生袋也在摆来摆去；可偶尔我还是会很幸运地乘坐包机，或是安逸地窝在有色玻璃窗后面的真皮轿车座椅上。我简直可以用一个手就能数出来被人善待的次数，当然，我也可以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来究竟有几天我没跟别人聊过腐败、无能、不公亦或是造化弄人。
最后，我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游历这个列岛。有时候我可能会漏掉一些游客们最常去的地方——比如说一个位于巴厘岛的挤满了人的沙滩酒吧，里面既有完好保持着祖先基因却又略显粗糙的白人，又有喜欢讲甜言蜜语的巴厘岛男孩；还有一家位于雅加达的餐厅，它专门为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们提供食物，这些人在华尔街开门之前总要在这里喝一杯，在这之后他们的黑莓手机就开始嗡嗡作响。但是因为我骑摩托车、乘公交车和船走过了21000公里的路程，又乘飞机游历了20000公里的路程，因此这种漏掉地点的意外状况真是少之又少的。最终，我走过了这个国家的二十六个岛屿和三十三个省份。尽管该书以印尼的前身和我与这个坏男友的经历作为开始，但其余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在最近这次旅行中所收获的。尽管这个国家如此多元化，但它却以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现在我所认识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印度尼西亚。
(zhenglei yuan guig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