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

作者：张新颖；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我们大多数人因为《边城》而知道沈从文（1902-1988），进而知道了凤凰和湘西。但沈从文不仅仅是“边城”或者“翠翠”。“边城”和“翠翠”仅仅是沈从文的前半生，解放之后，沈从文还有他四十多年的后半生。他的后半生是政治和磨难，是颠沛流离和居无定所，是艺术史研究专家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解放前夕，沈从文在北京大学工作。那时，他是有机会离开大陆的，就像胡适那样。国民党曾经派人到北京抢运文化名人，沈从文就在名单中，而且，前来前来抢运的负责人还是他的旧识。沈从文拒绝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票，选择留下来。他说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前途。

沈从文没有跟随国民党离开，固然因为他对国民党没有信心。但他选择留下来，也不是因为他对共产党有信心。内战期间，他一直忧心忡忡于国家和民族前途。他知道，骨肉相残的结果是非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摧残；他很悲观，未来的政治格局，将是集权的天下。他对政治已经失望，他的文学理念与任何集权政治均不相容。不管是在什么形式的集权政治之下，文学的命运已经已然改变。因此，他之选择留下，意味着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文学在任何集权政治下的相同命运。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他倒是设想过未来可能的进步方向，那就是教化和美育，这似乎有点柏拉图的味道。他知道，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他也只能这样来设想国家的前景和个人的前途——如果这样，国家和民族也许有救，他自己的也会有再生的可能。

在那个萌动着毁灭又孕育着新生的岁月，沈从文曾经与同道讨论过未来文学的可能方向，“红绿灯”的观念成为主流。沈从文知道，自己所秉持和实践的以“思”为出发点的哲学及文学观念，在以“信”为出发点的时代背景之下，已经远远落伍了。不遵从“红绿灯”的文学创作，在新时代注定没有出路。可是，他又不愿意背弃自己的信仰，也无法轻松愉快地改弦更张，于是，他只能选择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既然自己的文学在新时代已经落伍，已经为政治所不容，那么，他只能选择一个可以实现自己价值而又可能与政治和谐相处的领域。那就是与他的所谓教化和美育相关的艺术史或者文物研究。他年轻时候就有这方面的兴趣，为此也有过一些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于是在北京大学筹建博物馆过程中，他主动参与了一些工作。

他未曾设想的是，事情的变化会以疾风骤雨的形式呈现眼前。1949年初，批判他的大标语出现在北大，前一年郭沫若的批判文章《斥反动文艺》又被张贴出来。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是“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的文学的“文字上的裸体画”，是“文字上的春宫”……一个文弱的书生，一个理想主义的作家，一下子被推倒一个强大的阶级阵营的对立面，万箭齐发，泥石俱下，他陷入孤立无助和彷徨绝望中，于是他精神崩溃了。这年三月，沈从文选择自杀来离开这个让他绝望和恐惧的世界。

被营救下来之后，他似乎沉静下来了。既然还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就去努力适应这个世界吧。即使无法再活得生龙活虎，但也还可以苟且下去，还可以保持基本的尊严。没有了文学，他还有其他的选择，他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艺术史研究对已过国家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个领域还基本上一片空白。解放之初，参加了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大学的学习，尽管进步很慢——因为他的天真和诚实，他还无法将自己一下子冲洗得干干净净——他的思想还是有些变化。他认识到投身于社会对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

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作为反动文人的沈从文一再被卷入。关牛棚，陪批斗，写检查，扫粪坑，这个曾经的文学大师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一样被改造被奴役。沈从文在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过。为了一个完整的家，为了自己挚爱的妻子和孩子，他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磨难。在四川参加土改期间，靠回忆过年而过年，他没有觉得苦不堪言。在下放湖北期间，生活条件的艰苦已经超出常人可以忍受，而他的身体有陷入极度衰弱的境况，他比1949年更有理由自杀，但他顽强地坚持下来。当然，让他对生活怀有希望的因素之一，还在于他的艺术史研究。

在疾风骤雨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心灵总有一个宁静的港湾，那就是他和美的家庭；给他安慰使他充实的，还有他的艺术史研究。政治斗争一旦平静下来，他就回到历史博物馆。他做着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所做的简单工作，写解说词及讲解。有时候有人会为他鸣不平，他可是著名作家，文学大师啊。但对沈从文来讲，这是他的选择，而且是他愉快的选择。既然不能写小说了，写解说词又未尝不可。至于解说，更有着重要价值。传授知识本来就是他很与从事的工作，而且在这个工作中，他还可以接触到有兴趣有才华的年轻人，从而为他的艺术史研究找到接班人。沈从文果然实现了他的这个理想。朝鲜战争期间，沈从文正在历史博物馆做讲解，接待了一个回家休假的年轻战士。他的渊博的知识和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年轻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来，志愿军战士与沈从文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并在这种接触中产生了历史、考古和艺术史的浓厚兴趣；再后来，志愿军战士转业后进入历史和考古领域，再后来，成为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成为沈从文的接班人。在那样艰苦环境之下，沈从文一直兢兢业业工作，一直踏踏实实研究。在不能写小说的情况下，他写作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为曾经的杰出作家，沈从文一直有着文学创作的心结。即使迫于政治压力决定搁笔之后，每遇适当的合适的题材，还会产生创作的冲动。在五十年代一次与文化名人座谈中，毛主席还鼓励沈从文重新拿起笔来。1957年《收获》杂志创刊时，沈从文还得到写作假期，准备为之写稿。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手已经生疏了。也许与年龄有关，也许与政治形式的变化有关，沈从文的写作能力几乎是散失了。他以反右期间的经历写过一篇叫《老同志》的小说，几易其稿，还是无法通过。不仅是题材或者视角的问题，也有写作上的问题。但是，沈从文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的研究却成就斐然。他的很多成果填补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尤其是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艺术史研究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创造。进入新时期之后，曾经的文学大师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沈从文有了更多的考察和讲学的机会。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一再将话头引向文学，而沈从文总是不由自主地跑到艺术史上。文学只是他的历史。在他的后半生，陪伴他并帮助他完成生命价值的，是艺术史，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以往，会为沈从文在解放后放弃或者被迫离开文学创作而遗憾。读罢《沈从文的后半生》，这种情绪消失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不由得让人感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春节期间，在湖南，在声声爆竹中，我断断续续读完了手中这本让人让人沉思又给人激励的风格清新自然的历史人物传记。有些收获，有些感概。

历史人物传记，大概就是历史背景中的个体存在与个体存在的历史背景的结合。从历史背景中的人物，我们可以了解个体的行为或者作为及其对历史可能的影响；从个体行为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了解个体行为或者作为所受到的制约和影响。个体在与历史的互动中完成生命的意义，历史在对个体的影响彰显其存在的意义和变化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