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下午4点30分，当尉文渊得知，巨量抛单是万国证券所为后，他马上致电管金生。“管总不在。”尉文渊听到管金生秘书的回答后立刻火冒三丈，“叫他马上给我回电。”

　　当管金生电话打过来后，尉文渊马上质问道，“今天场内发生的事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管金生在电话那端回答道，“我知道。公司几个年轻人，很义愤，说多方利用内幕消息……”还没等他说完，尉文渊要求他马上过来面谈。

　　在等待管金生这段时间中，尉文渊考虑再三，决定致电中国证监会分管副主席，并汇报当天的情况。他得到上级领导的回复是，上交所自行处理当天的突发事件。

　　多年后尉文渊解释他打这通电话的初衷是：“我只是觉得事情比较大，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我这么做也算是一个姿态。因为我这个人平时主意比较大，再加上英雄主义情结，老子做事老子当。当时干的时候你自作主张，谁都干预不了你，现在你出问题就推给别人。我想还是自己挑起来，只能我自己处理，没有理由推给别人、也推不出去。”

　　到这个时候，尉文渊还是没有意识到万国证券的举动将掀翻整个国债期货市场的牌桌，它砸碎的将是很多人的饭碗，而这“黑色8分钟”将是一件改变历史和很多人命运的大事。

　　多年后他告诉笔者：“一开始我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公司违规就查、就处理，和交易所日常事务一样。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的大事件了。我也挺纳闷的。”

　　这是他在这一天里第三次错失了对市场动向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充分估计。这种错估，最终造成了他此后在上交所职业生涯的结局。

　　下午5点左右，管金生匆匆来到交易所，走进尉文渊办公室，两个都是个性极强、心情又都不怎么好的人，见面必然是“真正的争吵”。

　　从尉文渊的角度说，他中午和管金生的见面已经谈妥，后者也当面答应了他的要求，去筹措保证金应对万国证券的超仓。但他没想到的是，后者居然会在下午当他接待证监会期货部正副主任的时候，出尔反尔，从背后给整个市场来这么一手……

　　而从管金生的角度说，他上午求见尉文渊时，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被后者否定。尽管当时他在万般无奈中强忍下高傲的个性，稍稍理智地接受了后者“亏损已是定局，只能以后再找机会”的建议，但从内心讲，这口气不是他的性格所能咽下的。在手下群情激奋、义愤填膺的热血激发下，不服输的他认定，万国的被动局面绝不是自己造成的，交易所此举有亏于即将面临巨额亏损的万国证券……

　　在这种火星撞地球的碰撞中，尉文渊和管金生就最后8分钟交易“算”与“不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违规交易的结果是有问题的，而后者坚持要算这笔交易。

　　事后，尉文渊在回忆那天与管金生两次见面时，曾有记者问他：

　　“那天上午见面你们没有争吵？”

　　“没有，我们谈话内容限于业务范围内，真正的争吵是在晚上才发生的”

　　“尉总，管金生那天晚上头脑清醒吗？”

　　“不清醒，他在那之前一年就没清醒过。”

　　从尉文渊的语气中，仍可以感受到那天晚上他和管金生争执的激烈程度。

　　“那天晚上管金生究竟不清醒到何种程度呢？”

　　“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人们会对我怎么样？明显他对中国国情判断有误。”

　　18年后，管金生面对笔者的提问，多年来第一次开口谈及当时的情形。他说：“我就没有想到尉文渊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去取消那几笔交易。因为你要取消，早上开盘5分钟的交易行情、异常波动你就应该取消，甚至全天都应该取消。这个事情，首先有人违规，大家都有超额开仓。既然我求你停市，你不管；那么我跟他讲，我这个叫‘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我当时就是这个说法，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因为你不管、你不作为，才引出来我后面的动作。”

　　那么为什么尉文渊要取消最后8分钟交易结果？这难道真的像近20年来万国证券上上下下耿耿于怀的那样，是交易所存心和万国证券过不去吗？

　　上交所国债期货交易规则中保证金控制和持仓限额是两大主要机制，但和北商所“逐笔盯市”有所不同的是，上交所的保证金只是“逐日盯市”，所以无法实时控制每笔交易的保证金是否足够。此外，为规避交易所的限制，市场无论做多或做空，到处外借席位开仓已成风气；同时，上交所国债期货交易没有像北商所那样设立涨跌停板制度。这都是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交易能够出现并存在于上交所交易系统中的客观原因，这也是尉文渊和上交所在“327事件”后受到“监管不严”诟病和指责的软肋。

　　多年后，尉文渊谈到这一点，言语中仍旧是充满遗憾：“交易所是有心回天，无力杀敌。技术系统跟不上去，没有技术手段控制，你光搞规则是没有用的。说白了，碰到这种不负责任行为的发生,你那些规则只能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但尽管如此，保证金控制和持仓限额这两条规则，仍是明文公布并得到市场各方都认可的、维持上海国债期货市场运转的基本法则。反观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打入的空单，既没有足够保证金，也远远超出了持仓额度的限制；而其中还存在明显的联手对倒行为，更是人为严重扭曲当日结算价格。所以，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违规交易造成的利益格局改变是不能被认可的，否则变成了鼓励违规。

　　晚上10点钟，经过反复讨论、争吵、分析，“取消最后7分47秒的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已经写好交到尉文渊手里。尉文渊看着这一页纸的公告，陷入了沉思……他要求手下暂时别将公告发出，他一个人呆在第一交易大厅里默默地坐了一个小时。

　　多年后，尉文渊曾对笔者说起他在证券交易所工作时，有过两次完全颠覆他倔强性格的内心挣扎：

　　“在筹建的五个月里，我应对着干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给我的感觉，一开始还雄心勃勃，就想快点把它搞好。搞搞搞，后来感觉太难了，时间来不及了，慢慢就有一点听天由命。这种感觉不能跟别人说，当时我只能听天由命。

　　有一次开会，正在商量工作，我当着大家的面突然就哭了。当时我觉得很绝望，一直到开业的时候，很多工作都落实不了，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能。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第二次是‘327事件’发生时，那一次不是哭。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着，突然觉得很渺小，觉得完全失控，没有能力驾驭。冥冥中，有一种根本不可理喻的外在力量，让你对它产生一种恐惧、一种惧怕感。突然觉得自己控制不住、无能为力。”

　　“平衡来、平衡去，两害相权取其轻。”尉文渊最后在当晚11点，对外发出了决定取消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所有交易的公告。经过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人民币，当日327合约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成交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结算价为150.58元，当日收市后该合约持仓量为442万口。

　　万国证券公司的蓄意违规，使得上交所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承认这部分成交，则大多数做多的投资者由盈转亏，将引发社会问题；如不承认，则会影响在这部分成交中受益的客户利益。

　　尉文渊和上交所当天需要考虑的最大问题，是不能由此引发社会不稳，出现类似“810事件”的社会危机，影响市场改革的进程。仅就眼前而言，关键是如何避免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保证这个市场的存在。说白了，尉文渊当晚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市场游戏的存在和继续，免得大家都没处继续玩。和万国证券破罐子破摔，自认受了天大的委屈而执意要掀翻牌桌的情绪化心态相比，上交所的思考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尽管上交所已经认定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的行为是“严重蓄意违规行为”，尽管尉文渊在收市后召见管金生时已经下决心取消最后8分钟交易，但上交所对后续可能出现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

　　交易数据表明，至23日收市，持有327合约的各类投资者仅为2700多人，涉及的人数虽不多，但该合约的持仓量却高达1486万口（含万国证券违规成交的部分）。据粗略估算，万国证券持有的327空仓有1000余万口，按当日结算价150.58元计算，该公司仅当日亏损就达数十亿元；如果传闻中的贴息属实，该合约价格完全有可能比23日再上涨2.00元以上，那么空方的亏损总额将高达上百亿元。由于空仓绝大部分均为万国证券所有，公司因此将濒临破产的绝境。

　　从上交所角度，非常明白万国证券作为一家证券经营机构，在其登记从事各类证券买卖的投资者有40余万人，公司倒闭，将使这些投资人存放的30多亿元证券交易保证金损失殆尽，其性质和银行倒闭一样。消息传出，极有可能引发挤兑风潮，甚至波及其他做空的证券公司。同时如果万国证券失去支付能力，巨额拖欠将使证券市场的清算系统无法运转，冲击整个证券市场。显然，问题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公司经营亏损，而是可能因此影响社会稳定。

　　这件事的现状和后果其实在当晚，不仅惊动了上海市政府的相关部门，还直接惊动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甚至惊动了中央。上交所副总经理刘波，当天下午从北京回上海。当晚就赶到市政府，向领导讲解国债期货交易、加息的市场意义、国债期货市场的由来和存在的问题、当天所发生的情况和万国证券的行为，将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紧接着又马上赶到北京，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并寄希望中央能顾及市场的影响，改变或部分改变贴息的决策。

　　有鉴于此，在当晚接下来的时间，上海市政府和上交所连夜召集万国证券公司领导和当事人会议，准备应付第二天可能出现的挤兑情况。

　　据滕伟多年后回忆，2月23日晚上，他再一次陪同管金生随上海市证管办领导去市政府。尽管那天白天刚刚在市人代会上当选的常务副市长当面没有一句责难，但是在一起听取情况汇报和研究对策时，他对形势和后果的担心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关心。当时滕伟仗着自己年轻，斗胆代管金生向市领导表示：“这个事确实万国证券有过错，但如果市政府不出面协调解决的话，万国证券倒闭，可能会引发证券市场连锁的挤兑风险。”听了这话，市领导半开玩笑地对滕伟说：“小伙子，这么说市政府还非得救你们不可喽？”

　　玩笑归玩笑，结果是由市政府出面协调，上交所和一些金融机构，以国债回购和银行融资的形式，融给万国证券15亿元资金，加强其柜台的现金支付和周转能力，稳定其客户的心态；万国证券也连夜准备了10亿元左右资金和8亿元国库券。

　　这一天，尉文渊一分钟都没有停歇；而这一夜，上交所和上海市政府只做了两件事：救市场、救万国。

　　那一天的晚上，在尉文渊脑海中，在市政府连续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对策的过程中，各方都充斥着冷静清醒的分析和考虑，应该说这既包含了对市场负责的担当、也包含了出手挽救万国证券的理智。

　　2013年春节，笔者和管金生探讨过同样一个问题：管总，你当时有没有设想过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当时你理智地承认失败、接受失败，哪怕这有些屈辱的结果使得万国证券因巨额亏损而可能面临破产，如果没有最后违规的、只是逞一时痛快的绝地反击，国债期货市场是否有可能就得以保存下来，万国证券这个平台是否也有可能就此保存下来？市政府和交易所考虑到万国证券当时在市场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你的理智和忍让，是否有可能在事后出手相救？

　　管金生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想过，这个不符合我的个性，我根本不会这样想问题。

　　有万国证券的老同事曾向笔者描绘过第二天早上，在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出现的一个奇特景象：第二天开市之前，股民们进入营业部交易大厅时发现，在柜台里的空地上堆着一长溜、有将近一公尺高，一捆捆整齐的人民币。也许，营业部是想用这种夸张的做法，来安抚听说了昨夜传闻、今天想来提取客户保证金的股民心态。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上海市政府的协调、上交所采取的周密安排，接下来几天针对万国证券可能发生的挤兑现象并没有出现，避免了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运转系统、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致命冲击的状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