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A吃日本料理。他像驱逐舰式地走来，我们握手、坐下。他有一种特别的气场，亲切又镇定，同时让人感到压力。

　　他仍像超人一样在工作。撰写回忆录，同时准备几个大型展览。他说自己是不认真的人，凡事做到七成好就可以。

　　认识后，我发现他的几点让我意外。他是个有强烈道德意识的人，对于是非对错、正义与否特别敏感。这与他少年的经历有关吧，他是个常年的边缘人。道德是维护弱者的。但此刻，他又变成了强者，这道德意识让他有了另一层魅力。

　　他常以颠覆者的面貌出现，却是个秩序的迷恋者，相信传统与延续性。他甚至不断强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说起他与父亲两代知识分子与这个国家关系，尤其动情。这的确是个迷人的主题，他的父亲，当年游荡巴黎，是个充满希望的画家，归国后，一场牢狱让他变成了一个诗人，然后目睹了中国从一个开放社会变成了封闭状态。他则从少年起就试图逃离这种封闭，直到浪荡在纽约。因为父亲重病，他再度回来，然后卷入了人生一场新冒险。很可惜，他说了好几次，他的父亲尚在时，他们从未好好谈过一次话。我喜欢A，喜欢他的力量与规模感。我的骨子里有被被权威迷惑的渴望。

　　还有一位是S，她是这时代最成功的投资人，但书桌上堆放《伦敦书评》与《纽约书评》。她和我谈论奥登还有中国文人的道德理想，在长途飞行中抄写陶渊明。她希望我成为林语堂式的人物，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大使，最好也用英语写作。每次见到她，我都觉得自己辜负她的期待，或者是感到自己的智力探索上的懒惰。

　　最近的一次则是C 。我刚刚嘲讽他是“全球时代的最佳宫廷艺术家”，但见面时，被他的放松的气度所吸引，你毫不怀疑，他本应是千年前的泉州城的贸易巨贾，对环境与时机，对金钱、理念、权力构成的全球网络敏感不已。他谈起他在乌克兰的爆炸作品，这个国家的身份挣扎。他还说，他曾常读我的文章，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几乎本能地放弃了自己的质疑心态。或许，我的批判精神比自己期待的弱得多。

　　2月3日 小雨

　　试着重读《俄国人》。

　　《纽约时报》记者Hedrick Smith试图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描绘了一幅全景画。这个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的全面严酷，也不是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后的雀跃，而是一个新的控制时代。统治者似乎与民众达成了一种新的默契，后者不再是“革命者”、“生产者”，而变成了“消费者”——“当局虽然无法实现所有的承诺，不过只要供给这些消费者稳定的面包、包心菜、马铃薯、伏特加酒、定期船运的橘橙，偶尔再给他们看场西方电影，这些消费者就称心满意了。”

　　西方曾对这转变充满期待，一种汇合（convergence ）理论由此诞生。对于西方与苏联来说，倘若“他们可以搭乘同样的喷射机，往返着陆于同样的机场，驾着同样的汽车、穿同式的衣服，打同式样的领带。同样发射太空人入太空，同样建造原子动力工厂，同样把问题交给电脑解决，彼此的年轻人都能对着摇滚乐打着同样的拍子”，这很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生活与资本主义生活已变得更相近，甚至逐渐一致。

　　Hedrick Smith发现，倘若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这技术上的、物质上的相似性，无法导致“汇合”的到来。

　　Hendrick Smith发现，他很难向苏联人、一些甚至时高级知识分子，解释清楚一些常识问题。比如水门事件，苏联人很难理解，一个总统怎么可能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窃听问题而下台，这其中一定蕴含着阴谋。他们也不相信，一个美国报纸的记者与美国政府是可能发生冲突的，《真理报》的编辑从来属于苏联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一个生活在信息高度受控的社会的个人，会得出一个与自由社会截然不同结论。在经过将近六十年的从不间断的、扭曲的宣传后，即使获得了少许的开放，苏联人仍对真实的世界所知甚少。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也是这种偏狭认知的象征。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对此毫不关心，很多人站在莫斯科一边，相信整个东欧都是苏联所解放的，他们不是入侵者。爱国主义教育与信息控制，造就出普遍的沙文主义倾向。

　　2月5日 多云

　　“我们的反省的比笑声少”。诗人Robert Rozhdesvensky曾这样评价七十年代的苏联。

　　除去一小部分“异端分子”做着经常孤立无援的坚持，绝大部知识分子接受了现状。青年人则拥抱了一种嘲讽文化。他们不仅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也抛弃了理想本身。

　　他们是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没有经历大清洗的残酷与战胜德国带来的光荣，更不懂那股驱动十月革命成功的强烈的激情。让他们着迷的是私人生活的自由，他们对于西方的理解来自消费物品、流行文化。他们不满于现实，却毫无兴趣打破既有的框架，只期待能在其中获得最多。各种笑话与讽刺，就变成了他们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主要方法。或许只有在接连不断的嘲笑声中，他们才可能忘记自己的胆怯与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