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记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我想到过这一天可能会来，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在我即将满六十岁的乙未年终。这一年，也是我协会职工的父母得病人数较多的一年。因为他们的年龄大多与我相仿或稍大。反正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希望它好，准备它坏。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晚间我在卫生间洗手，儿子把手机凑在我的耳朵边听他妈从昆明打来的电话，发现我右耳根下面长了一块东西。我摸了摸感到右腮下有一块滑动的肉体。当时，我看了看过去的录影，发现它最早在2012年就有了，再看今年七月份的录影资料，显得很明显。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和15日（星期天）搜集了一下专家信息，决定星期一去北京大学某医院看病。

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一），我和老婆到北京大学某医院后直奔门诊普通外科。外科大夫看后说：“做彩超。”我老婆问：“这长的是什么？”大夫说：“做彩超就知道了。”

交完钱后，我们直接去做彩超。大夫看完彩超后说：“应去耳鼻喉科。”

到挂号处一看，号已挂完。我们直接找到耳鼻喉科要求王主任给加一个号。他简单地看了一下情况同意加号。并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判断：“腮腺肿物，应该切掉它。”

我说：“现在就切吗？”

王主任说：“不行，得住院。”

我老婆问：“他最近要去上海等地开会，是不是回来切？”

王主任说：“这个你们定。但现在没有床位。我现在就给你开完所有应该检查的项目，等项目结果化验出来后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有了床位，就可以做手术了。”

我当时有一种直觉，五十岁左右的王主任是一位干练精明的大夫。当即决定，放弃上海等地的一系列活动安排，检查结果出来先做手术，并做完了当天检查的项目。

2015年11月17日（星期二）去协会上班，交办了有关工作事项。

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早上空腹化验血、尿等。由于医院车位太紧，我老婆停车回来，我已经把血、尿化验完。在化验血处，我抽完血后找不到能坐的座位，准备去做超心动图时，听见旁边有人说：“这老头这么大年纪了，一个人化验血也没有人陪。”在化验尿处，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问我怎么检查血和尿的程序，我先后一一解答。

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我又去医院做了加强CT项目检查。

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我去智石经济研究院处理了有关事宜。

2015年11月21日（星期六）和22日（星期日）在家休息。

2015年11月23日（星期一）早上9点钟，我正准备和老婆去医院拿CT结果。北京大学某医院来电话通知我住院准备做手术。我们立即赶往医院，办完住院手续后住进病房等医生谈话。一直等到下午吃完晚饭（病号饭）6点多钟，主管医生与我见面，说是因为年终总结来晚了点。她向我介绍完做手术的有关事项后，我直接提出请王主任给我做手术，我感觉她说话靠谱，行事果断。而且我的病就是她看的。

主管医生说：“我们将尽快安排你的手术。而且我们耳鼻喉头颈外科做这种手术的大夫都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但你一定要王主任做也行，我可以提建议，但时间上可能会稍晚一些。同时，我也不能保证”。

我当时提出：“如果王主任做，我们可以额外加钱。因为我相信她”。

主管医生说：“这个不行。我只能尽量帮你反应意见”。我同意了她的说法。主管医生是位和蔼可亲的女大夫，她称我为“老爷子”，我虽然感觉怪怪的，不大习惯。但还是感到很高兴，由此减少了患者与大夫的距离感。

2015年11月24日（星期二），主管医生正式通知我，王主任同意给我做手术，时间就定在11月26日（星期四）的早上，并给我详细讲述了做手术的注意事项和各种风险。我当即签字同意。

我在住院部等待了两天，期间得到了医护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两位高大帅气的年轻男大夫先后查房，摸了摸我腮帮子上的肿物说：“活动很好。请你对未知手术充满信心。”这使我很感动。

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早上8点进入手术室，12点钟左右从手术室出来，历时4个小时，手术成功。

从我进入该医院起，到做完手术，我感到整个过程让我很舒服。从医生、护士，到有关工作人员，我感到他们做得非常好，十分到位。手术过程和护理流程安排得井井有条，服务态度堪称一流。甚至可以用无懈可击和无微不至来形容，包括术后病人的饮食也非常适口。由此，我甚至对我平时看到的电视上报道的医患关系不好的事件产生怀疑。如果是这样的服务和态度怎么会发生医患矛盾呢？后来，我才发现这里挂着：北京大学某医院优质服务护理工程示范试点病房的牌匾。我甚至可以不无骄傲的说：这样的病房不敢说是世界一流（我未在国外医院看过病），但绝对称得上是国内一流。

通过这次看病使我对医护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但也感到一点不快和一点遗憾，并提出五点建议。

一点不快：在该医院门诊做一项检查时，一位女大夫说：“请躺在床上。”我看床单很干净，就脱了鞋准备上床。“谁让你脱鞋呢？”语气中不乏呵斥和埋怨。我无言以对急忙又穿上鞋躺了上去，但心里在想：“这样的人如果当了官，有了权还了得？”

一点遗憾：在住院病房当我问起医生、护士的收入时，她们有点惊讶。先是问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患者很少有人过问此事。后回答说：“每个月几千元钱，差也差不到1000多元。你们家里有人要来吗，千万不要干这个。”听到这话时，我心头掠过一丝无名的悲凉：医护工作本来是神圣而光荣的职业，但待遇却相对较低。这充分说明了应该减轻医护工作的劳动强度和提高其收入的必要性。

五点建议：

第一、在医院的血、尿检查处设一个导医员，以解决患者的不解和急需。这本不需要多少投入的，我们国家都解放6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看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在看病检查程序面前为难的样子，真让人不爽。我们总不能只在歌声里去唱“我的父老乡亲”，而缺少与父老乡亲同呼吸共命运的实际行动。

第二、住院处病房6人间可改为4人间或3人间，3人间改为2人间，特殊情况外，取消单间。

第三、较大幅度提高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收入水平。现有医院作为事业单位，今后要向公益性国有企业转变改革。而医院与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邮电、银行等国有企业相比，不仅劳动强度大，技术的复杂程度更高，而改革的方向则是要提高医护人员相对收入。其实解决这些问题也好办，即要么减轻劳动强度，要么提高医生和护士的收入。目前，在大面积提医生、护士收入难以做到的情况下，应先减轻劳动强度。而减轻劳动强度的办法就是增加医护人员和财政拨款，这十分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加强“供给侧”投入力度的改革精神。

第四、制定提高医生收入的补充制度，即增加额外收入，实行“红包”收入合法化。首先，要认识到之所以产生所谓“红包”现象，来源于医患双方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其次，不管医生怎么解释，要在极短时间内消除患者的疑虑和担心都是不现实的。所以患者容易产生不信任感，认为送了“红包”放心。而医生一方，医院则有明确的规定，不仅要冒丢掉工作的风险，而且要承担较高的道德责任和风险，所以不敢轻易收“红包”。第三，既然存在这种现象。因此，送“红包”就成为患者的一种自我选择。

我们可否考虑：如果患者点名选择某位大夫手术，可在患者自愿的基础上规定标准，由患者提出加多少钱。在目前制度规定交钱的基础上，把患者的“红包”三七开，即医院占三成，大夫占七成。这样既给医术高明的人以鼓励，也增加了医院的其他收入，可用于医院的基础建设，何乐而不为呢？

第五、尽量减少医护人员的集体开会，学习时间，把腾出来的时间用在为患者治病和服务上，说老实话，医院往大了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往小了说就是治病救人。没有必要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开会总结上。

我知道，关于医疗改革的课题研究是由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团队做的。作为一个患者，我感到现在医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医生的医术高明与否和护士的服务好坏与否，而是对患者人文关怀不够。尤其是在某医院的门诊表现得比较突出。门诊大厅就像一个大的车马店，源于看病的人太多。当然，在该医院的门诊病人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应该分流到其他医院，因为很多地方医院是吃不饱的。既然患者想拥到大医院，说明患者的信任和愿望，那就只有加大投入而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哪怕北京城变成一座医疗城也无妨。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患者的看病过程和一点想法，以提供给课题组研究和医疗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时参考。是为记。

 

                               201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