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是经济人假设，是说人是自私的，在约束条件下总是追求效益最大化。和欧几里得几何的五个公理一样，经济人假设对于经济学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然而人们对这个假设的理解却是很不同的。

在更广的范畴内，经济人假设已经不需要假设。从进化论的角度考虑，即使人性本“善”，最初所有的人都是不自私的，但由于无法避免突变的发生，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由突变产生的自私的“恶人”也会把“善人”全部淘汰掉，不可避免要“世风日下”。在“恶人”中当然也可突变出“善人”，却经不住自然选择的淘汰，而不能存在下来。再从最基本的热力学的角度，“自私”是生命的基本定义，如果一个系统不是“自私”的耗散系统，不能源源不断从环境当中吸收自由能这种稀缺的资源，它就无法对抗热力学第二定律，不能称为生命系统，更不用说高等动物的“人”了。即使是一只小得看不见的变形虫，如果仔细研究它的行为，也会发现它是在由遗传决定的本能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热力学是比经济学更强更基本的规律，只要得到热力学的认可，就没有必要再称为假设了。

现实中，一种常见的理解是把这个“经济人”理解成具体的每一个人，你、我、他、张三、李四……这些具体的人都是“经济人”，许多经济学家都采取了这种理解方式。这样理解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困难和危险，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许多许多著名人士“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

首先，人与人之间广泛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他行为，这是对“经济人”的这种理解所难以解释的。即使提出人的行为遵循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的亚当·斯密先生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认为人与人之间非常自然地广泛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同情心，分摊别人的痛苦。与嫉妒心相比，同情心和爱一样也是不容易解释的。据说刘备经常要流一些眼泪出来，但是却并不是为了利用眼泪里面的溶菌酶来杀菌，这种眼泪也是传统经济人假设所不易解释的。

然而却硬要解释，于是不外乎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把不能解释的称为精神病，精神病自然不是经济人，是例外，不算数。这是掩耳盗铃式，并且这样界定精神病往往不符合医学的定义。第二种方法是循环论证式（张五常教授称为套套逻辑tautology，音义双关，再恰当不过了），在“效益”或“约束条件”这两个词上面做文章，认为效益或约束条件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随便乱说。如说黄继光偏偏就要觉得胸膛被打成马蜂窝舒服，对于黄继光，那就是效益；对于董存瑞则以被炸死为效益；跳楼者以摔死为效益；喝药者以肚子疼为效益。或者说在当事人所处的那种约束条件下，就会以怎样怎样为效益，至于约束条件具体是什么也说不清，总之黄继光的约束条件就是把黄继光约束到机枪口上那种条件。用《庄子》的一句话说就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总之就是“说不清”。这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套套逻辑。将这种鬼把戏揭穿了似乎是非常可笑，然而在一种蒙太奇手法的蒙蔽之下，这种说法却颇具迷惑性，并不容易看清其本质。

很多人用“功用”这两个字来代替“效益”，因为“效益”容易让人简单地理解成可以货币化的经济效益，以至于那些吸烟、跳楼等自愿损失自己经济效益的行为就无法解释，发明“功用”这么一个概念，就说他们在损失经济效益的时候，获得了一些别人看不到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的可以随便怎么解释都行的“功用”。说白了，“功用”就是“我高兴，你管得着吗？”。这样即使那些行为反常的“君子国”的人，以及精神病院的疯子也是在追求功用最大化，只是他们的“功用”比较特殊而已。

然而无论是“功用”还是“效益”还是别的什么词语，要成为科学的概念，要有意义，就必须有客观明确的含义，而不能说张三的效益（或功用或别的什么词语）是跳井，李四的效益是上吊，王五的效益是吃猪肉，或一会儿是跳井，一会儿是上吊，一会儿又是娶媳妇。

“各人在一定程度上能用语言来比较彼此的经验。于是就出现各个人的某些感觉是彼此一致的，而对于另一些感觉却不能建立起这样的一致性。我们惯于把各人共同的因而多少是非个人特有的感觉当作真实的感觉。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最基本的物理学，就是研究这样的感觉。”“我说太阳正在上升，是我个人的主观判断，要是你不同意，认为太阳正在下降，那么我和你就不可能一起科学地解释太阳的现象了。”“一条规则、原理或公理，假定在其他方面都令人满意的话，也只有在表达它的语句意义明确时，才有价值。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当宣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最大幸福’是社会道德的规范时，其首创者必然设想人类对‘最大幸福’这一概念有着一致的见解。”

比如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言外之意就是吃得着葡萄说葡萄不酸），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此（吃葡萄者）亦一是非，彼（未吃葡萄者）亦一是非”，用这样一句说不清的话可以混淆很多是非。而实际上，葡萄的酸度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用标准的仪器来测量，酸就是酸，不酸就是不酸，并不因吃与不吃而改变。“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

即使从最一般的语言学的角度考虑，语言也应该有约定俗成的明确的含义，否则如果对话双方采用不同的约定，就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而无法交流。比如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话有点儿接触，她就希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的说话真怪，嘎？明明儿是五个，法国人不管五个叫‘五个’，偏偏要管它叫‘三个（cinq）’；日本人又管十叫‘九’（ジュヘ）；明明儿脚上穿的鞋 ，日本人不管鞋叫‘鞋’，偏偏儿要管鞋叫‘裤子’（クツ）；这明明儿是水，英国人偏偏儿要叫它‘窝头’（water），法国人偏偏儿要叫它‘滴漏 ’（de l’eau），只有咱中国人好好儿管它叫‘水’！咱们不但是管它叫‘水’诶，这东西明明儿是‘水’嘿！”

如果“效益最大化”的“效益”是这样一个没有客观含义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词语，那么这个经济人假设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经济人也并不是自私的人。“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如果“效益”不能被理解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明确的可以货币化的含义，经济学也就难以成其为一门学问了。不错，一块面包对于饱汉和饿汉的确有不同的含义，但却仍然可以用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来衡量，而完全不需考虑一块钱对于不同的人是否有相同的含义，就像在化学里面，酸度的概念对于山西人和浙江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的主观感受会有不同。

对于人类的利他行为，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这种行为是一种系统性的普遍现象；第二，这是一种和突变一样的偶然现象，由于人体是和股市一样复杂的系统，因而其行为很容易偏离正常的轨迹，这种现象可以用“涨落”、“扰动”之类的术语来说明。

毫无疑问，生物个体间的利他行为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达尔文，而在三十年前由道金斯教授在一本叫做《自私的基因》的书里面让人信服地解决了。达尔文认为自私的是你、我、他、张三、李四等这些具体的生物个体，而道金斯认为自私的并不是那些早晚都要死掉的生物个体，而是那些能够不断复制的基因。将竞争主体由生物个体转变为基因，是由现象看到了本质，并且给利他行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假如几个猎人要偷袭一群正在休息的大雁，有一只担任警戒任务的大雁最先发现了猎人，这时候如果这只大雁不报警，自己先飞走，尽管能够安全逃脱，但其它的将有5只大雁被猎人捕获，如果报警，自己将被捕获，而其它的整群大雁将安全逃走（这也是一种“囚犯的两难处境”）。在一个物种之内，不同的个体间虽然有遗传上的差异，但大部分的基因都是相同的，假定不同大雁个体间的基因有90%相同（实际上差异远没有这么多），那么，如果大雁及时报警，对于这只大雁而言，将损失一份基因，如果不报警将损失90%×5＝4.5份基因。当然这并不否认在群体内存在个体间的竞争，因为不同个体间仍然由基因差异。这就足以解释那些“以个人为起点”的经典教条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如爱、同情、人体炸弹、种族冲突。

（当然，严格地讲这也不是道金斯的发明，甚至在达尔文被这个问题困惑之前就已经被可爱的叔本华先生大致上解决了。他说：

“在某种意义下，‘种族’可以说是超出时间洪流的理念，也是一切存在的本质；透过它，我们才能认识个体，也才能谈论存在。然而由于‘种族’本身只是一个抽象存在，它必须在个体中赋形才能存在。不过尽管如此，意志的本质经过客观化后，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所有个体追求的急切要事，诸如性爱关系、生男育女及其教育问题，乃至个体的安身立命等，无不与种族发生密切关系。”

“从内在而言，意志犹如树木的根干，智慧是它的枝桠；就外观而言，生殖器则如树干，头脑是其枝桠。”

“性欲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所以我把生殖器管名之为‘意志的焦点’。不独如此，甚至人类也可以说是性欲的化身，因为人的起源是由于交配行为，同时，两性交合也是人类‘欲望中的欲望’。在人体组织中，精液是一切液体的精髓，是分泌物中的分泌物，是一切有机作用的最后结果。”

道金斯的理论不过是用现代科学术语（如“基因）等武装了一下，还特意强调自己与种族说的不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从进化论的角度考虑，那种以个人利益为起点的“经济人”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一个以个体利益为起点的绝对聪明、绝对理性的人必然会看破红尘，打破情障，觉得“是非成败转头空”，结果都是死，一切斗争便无意义。并且他还会放弃生殖的义务和权利，因为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在那种社会福利比较完备的不需养儿防老的现代社会，生殖投资完全是得不偿失。于是这种模范的“经济人”的基因型便会因不能传递下去而被淘汰。

我曾经写过一篇《一个农民的儿子大学毕业之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说了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前提下，年轻人，特别是需要养老的农村青年，面临着沉重的社会负担，许多网友在后面的跟贴中就明确表示自己不想生孩子，这算是标准的“经济人”了，但这些“经济人”不会成为大多数吧，况且好多人尽管信誓旦旦，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种族的守护神和个人的守护神，无时无地不在战争，前者是后者的迫害者和仇敌；它为贯彻自己的目的，时时刻刻都在破坏个人的幸福，有时连人民全体的幸福也变成种族守护神反复无常下的牺牲品。”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象巴以冲突这样的两败俱伤的民族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除了做军火生意的山姆大叔之外尽管谁也从中得不到好处，但冲突还是要继续下去。

然而如果将竞争的主体由生命个体转变成基因或种族，就会使问题让人讨厌地复杂化，而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人类群体内部的竞争，这样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不需要考虑基因，而用生物个体来近似就可以了。当然即使在道金斯之前，在遇到与经济人假设相矛盾的情况的时候，人们也会自发地放弃它，而经常不削足适履。然而在其他的地方仍然拼命捍卫它，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这也是经济学家惯用的伎俩，他们的百宝囊里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单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如果想证明太阳从西边出来，就会选择这一套理论，如果想证明太阳从北边出来，就会选择另一套理论。

除了这种确定性的影响之外，由于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人的行为还受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常常要感情冲动，这是无法预测的。受波普尔等的影响，经济学家往往要求经济理论有预测性。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一种学问没有预测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能指导实践，那就是一种假大空的玄谈，最多不过博得一顶哲学的帽子而已。然而如果狭隘地理解这种预测性，将经济人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人，那就要闹笑话了。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测不准”的自由意志，理论上不能准确预测其行为（否则不免陷入决定论的窠臼），因此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就不能是一些具体的人。《辞海》（89版）里把“经济人”解释成“抽象的‘人’”，是有道理的。

“抽象”也是一种近似，一种简化，一种平均，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对于小说的人物塑造，鲁迅先生提倡“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这就是一种抽象，世间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阿Q，但很多人却认为鲁迅写阿Q就是在讽刺自己。过去中国“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然而画家画一个农夫却跟任何一个农夫都像，画一头水牛，跟任何一头水牛都像，这也是抽象。说“理性人”是“抽象的‘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苹果销售商，如果我降低我的苹果的价格，尽管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买苹果者，我不能根据某些规律准确预测他是否能够多买两斤，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我却可以足够准确地预测他们会增加消费量。因此尽管任何一个消费者的任何一次具体的消费都可能不符合需求定律，但对于整个市场，我仍然可以根据需求定律做出准确的预测和有效的决策。

“笼统地认为近似总不如严格解的观点是不可取地。正确地巧妙地运用近似，是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的基本技能。有时候我们似乎能严格地解一些问题，实际上这包含着更基本的近似——模型近似，所有的理论模型都是近似的，它只把最主要的效应考虑在内。例如，在粒子物理学中，重力一般都不考虑。”“经济学家的完全竞争世界就像物理学家设想的没有摩擦的真空。尽管工程师们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完全的真空环境，他们还是发现分析真空中的行为，对于解决许多复杂问题很有价值。我们的竞争模型也是如此。……尽管竞争模型过于简化，它还是指出了与经济行为有关的许多假设，而这些假设在长期内是有效的。”

如果哪一个经济学家天真地认为，经济学里面的“经济人”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然后按照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拿着一筐苹果到市场上去叫卖，如果他是个具有叛逆倾向的、不怎么相信权威和传统的人，用不了半天，他就会把所有的经济理论证伪；如果他是一个传统理论的忠实信仰者，他就会认为他所遇到的顾客多半是精神病，不是“经济人”。

况且，我们老祖宗早就说过，性相近，习相远，用行为主义的新说法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他就能给你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给他一个非经济环境，他就会造出一个非经济人。退一步讲，这世界上的人各各都有不同的性格、价值观、行为方式，如果经济人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我们可以根据经济人假设预测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那么经济人是以谁为标准呢？如果以张三为标准，那么张三以外的所有人必然都不是经济人，因为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没有人可以有和张三一样的行为方式，包括他的孪生兄弟张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