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林纳斯指出反转基因的欧洲为政治牺牲了科学
2015-11-02 12:12 | 作者： Panda
转自基因农业网
基因农业网(Panda)编译：著名环保人士、康奈尔大学康奈尔科学联盟(Cornell Alliance for Science)客座研究员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在
十月的第一周，包括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波兰在内的17个欧洲国家开始推行欧盟新政，宣布禁种转基因作物（GMO）。我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做“无知联盟”。
这些禁种令恰恰暴露了欧洲令人堪忧的现实：它在反对现代科学的迷途中越陷越深。诚然，这些禁令并非直接针对科学研究，并且以英国为首的少数一些国家公开宣称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持开放态度。然而，整个欧洲对待生物技术新科学的态度将会产生戏剧化的寒蝉效应：科学家们明知政府明令禁止转基因种植，还会花费数年时间开发来新的转基因作物吗？
事实上，在人类科技进步的竞技场，欧洲大陆已然是关张大吉的状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比如1910年的美国宣称抵制汽车，再比如15世纪的欧洲禁止引进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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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联名上书没能引起重视。
苏格兰民族党领导人尼科尔·斯图尔金（Nicola Sturgeon）的发言人丝毫不带半点尴尬，他坦白，之前并没有征求首席大臣科学顾问的意见，因为决议“并非基于科学证据”。相反，据农村事务、食品和环境秘书处称，决议主要考虑的是保护国家农产品“洁净绿色的形象”。
显然，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做出决定时忽略了他们自家专家的意见，这对于他们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巴黎会谈中就气候变化问题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努力不利。与人类导致全球变暖问题一样，全世界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科学共识也有着稳固的科学依据。然而，当意识形态利益受到威胁时，对于转基因的那些难以忽视的事实（它们与常规种植的作物一样安全）就被忽略了。
科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新欧洲的现实问题。去年11月，在与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环保团体接触后，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决定不再让安妮·格洛弗（Anne Glover）教授担任他的科学顾问。
游说团体给他写信道：“我们希望，即将成为委员会主席的您不应任命首席科学顾问。”
他们无视格洛弗教授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建议反映了科学共识的事实。正相反，希望让自己的政治生活能够过得更轻松的荣克先生恰好符合他们的需求。于是，欧洲现在没有首席科学家。
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生物技术作物行业在欧洲正逐渐消亡。农化巨头巴斯夫公司设在德国的植物科学部门早在2012年关张大吉，将部分业务转移到环境相对友好的美国。公共机构欧洲科学院科学咨询委员会是欧洲科学界的主导声音，曾在2013年时感叹道：“欧盟在农业创新方面正在落后于国际竞争对手，这可能会影响到欧盟追求科学与创新的目标”。
此外，该委员会担心，欧洲的“恐转症”可能会就此关上迎接新技术的大门。比如CRISPR，这类基因组编辑技术正在掀起一场全球性的遗传学革命。
历史总是具有某种反讽的意味，欧洲一度曾是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军者：1983年，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克·范·蒙塔古（Marc Van Montagu）和杰夫·谢尔（Jeff Schell）创立了现代植物基因工程。然而今天，对作物分子育种技术感兴趣的理性青年科学家都不会选择在欧洲大陆发展。
同时，禁种法令本身就很虚伪：欧洲每年进口3000多万吨由玉米和大豆制成的畜牧饲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转基因原料。进口原料比欧洲本土作物更受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生物技术性状使得转基因产品更便宜。然而，同样性状（如抗除草剂和抗虫）的作物现在却被禁止在本土进行种植。
实际上，欧洲已经作出了选择，他们宁肯要化学而不要生物学：这一选择意味着无法通过采用转基因抗叶枯病的马铃薯来减少杀真菌剂的使用量，由于不允许种植转基因抗虫作物，欧洲也无法减少杀虫剂的使用量。统计数据很明确：一项研究发现，由于种植转基因作物，全球范围内已经减少了40%的杀虫剂喷施量。
得益于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在500亿美元补贴保护下与改革风潮绝缘的欧洲农民应该能够承担丧失竞争优势的损失。不过，据2011年的一项调查估计，由于欧洲农民未能及时应用转基因作物，已经导致每年5亿至1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一位前英国环境大臣去年曾抱怨说，欧洲正在成为“世界农业的历史博物馆”。
新的反转政策使得欧洲与一些令人讨厌的对手成为联盟。俄罗斯曾自豪地宣布禁止转基因作物。津巴布韦宣扬生物技术公司是西方阴谋的一部分，该国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总统的亲信Tobaiwa Mudede说，“性功能障碍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24岁左右的男性在生命的黄金时期就开始表现出性无能”——他认为是吃转基因食物的关系。
我亲眼目睹了这种不实宣传的可怕效果，两年前我在坦桑尼亚农村给农民做宣讲时，曾被一个有机农业的农民打断，他说自己永远不会种植转基因作物。理由？因为他觉得转基因食物会让自己孩子变成同性恋。
不止是独裁者和疯子这样想。非常明智的非洲政策制定者也在追随欧洲。我在那里的时候，经常被问及为什么非洲人要冒险去吃那些在欧洲被禁止的食物。
追随着欧洲的脚步，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除了南非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基因农业网注：原文有误，除了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还有布基纳法索种植了转基因作物。）。事实上，从抗旱玉米到抗病毒木薯，许多正在研发的生物技术性状却可以帮助贫穷的非洲农民迅速改善生活。
在坦桑尼亚，我花了许多时间与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在一起，由于种植的木薯作物被褐色线条病毒洗劫一空，他们的家庭都在挨饿。这是一段特别痛苦的经历，尤其是我最近在其邻国乌干达走访了抗病毒转基因木薯的试验田。每当我听到欧洲政治家们吹嘘自己国家的转基因禁令并要求别国效仿时——就像苏格兰内阁大臣的八月宣讲一样——那些正在挨饿的孩子们的面孔就浮现在我脑海。
感谢欧洲无知联盟，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历史性的不公平时期，衣食无忧的人正对迫害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如果全世界都支持欧洲的立场，会将转基因推向边缘化的风险，而如果人道意味着在越来越多困难和挑战的未来可持续地养活全世界的人口，转基因就是我们必须采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只能希望，欧洲大陆的政策制定者们能够想明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原文链接：
http://www.nytimes.com/2015/10/25/opinion/sunday/with-gmo-policies-europe-turns-against-science.html?_r=0
原文网址
http://www.agrogene.cn/info-28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