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思考自由是难以确证的事实，仅仅停留在思考自由还会成为犬儒主义的借口，所以必须有行动自由对于思考自由的具体实践，并且民间秩序中这种行动自由与思考自由并不分离，甚至有的行动自由先在于思考自由。思考自由与行动自由相互生成、促进，并延续其意义和价值，这是非自由秩序中的自由因素的存在，也是打破历史僵局的动力之一。思考自由相对于理论的不自由，思考自由本身带有自由的实践，它本身是动态的，没有与行动自由产生区隔，而理论的不自由是静止的，其本身无法容纳自由的动态。自由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但自由主义政治学是一套逻辑分析的框架，其学术性对于自由实践的关注是事后的发生。也就是说，行动自由是实践自由的重要组成，它虽然关涉到行动原因的动机，但并未能直接诉诸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其思考的延展可能承接行动者的当下利益关怀。行动自由是一种前理论状态，理论往往意味着行动的结束或熄灭，理论本身也往往成为消解行动自由的基础，因此，行动自由只与思考自由相关联，它是对某种理论的突破或绕行。非自由秩序下，理论的不自由日益加重，由理论的不自由造成的学术固化进一步在消蚀自由的冲动，只有在民间秩序中行动自由没有服从这种学术训导。尤其是近年来的渐进论有把行动自由关进改革牢笼的理论声张，形成了与自由主义关注的自由之间的分立，企图使行动自由在实践意义上化为等待或无有。

民间的思考自由也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精神的内化，一种是自由的实践。在非自由秩序中，民间的思考自由拥有一定的资源及其动力优势，但由于非自由秩序造成的路径压制，一部分思考自由会转向精神的内化。除了自由对人的吸引之外，精神的自由照样可以俘获生命的意志，其内在的广阔的思考自由也会使人放弃行动自由的兴趣，进而迫使外在的经验世界向内在的自我沉迷转化，从而回避因政治自由的求索带来的现实纷扰。这在许多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是一种事实，其转化的理由无非是抱持消极自由的观点，从此遁入犬儒主义的非政治参与洞穴。这里有一种危险的对行动自由阻遏的理由就是他们声言知识分子只享有精神冠冕，其最高律令乃是人类的根本价值取向，以此造成对民间秩序中思考自由的诱导。如果说单纯的思考自由往往会出现一种悖论，就是内化的思考自由会吞噬掉自己所寻找的自由，转而选择一种思考的批判，一些民间思考者由思考的自由而出现的公知化倾向即为此例。当然，由思考的自由导致思考者身份的公知化只是个别现象，但其带来的思想批判的诱惑不可忽视，因为这是一种自由路径自绝的方向性转变，会形成思考自由的异化。思考自由一旦进入自由意志状态会形成思考的不自由，因为行动自由是对自由意志的打破，自由意志本身会限制行动的自由。就人的内在经验而言，精神的内化出于避免政治社会对自身的伤害，人往往把自我心灵的自由当作一种避世的自由空间，中国传统式的文人便是如此，以为以这样的方式对于世界的逃避就可以得到自由。实际上，单纯的思想批判是一种虚无，它形不成武器的批判，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立场性表态，无助于打破现实的僵局，长此以往会被吸纳进公知化的批判虚荣，进而消蚀掉原初的自由冲动。因此，有必要理清真正的思考自由与理论的不自由之间的分立状态，思考自由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与行动自由相伴随的思想证成。思考自由必须向外在的自由转化，这不仅关系到自由的本质问题，还关系到自由的具体渴望，仅仅是思考自由还不能构成真正的自由。

现代人是社会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任何人已不可能摆脱社会与政治的压迫，也就是即便是心灵的自由也难以摆脱他与世界发生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精神的自由仅仅是派生性质的自由的幻象。自由作为一种真正的问题出现并不是前社会性状态，而恰恰是政治社会的产物，自由本身虽然是天赋的，但没有社会的专制性压迫也就不可能出现对自由的发现。所以，对政治的逃避是为了得到心灵的自由是靠不住的，这是文艺化的对自由概念的误读，自由本身根本无法离开政治社会。在一个人群社会中，即便是消极自由也会受到政治的伤害，仅仅有消极自由的思想批判或表达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意味着必须对不自由秩序的干预。行动自由本身就是不满足于仅仅思考自由所带来的精神慰藉，它必须从思考自由中回到行动自由，只有如此，自由才能与世界联结并因此确证自由的事实。行动自由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硕果，没有什么先在的理论可以限定它的能力范围，也不一定藉着自由主义的知识谱系，但其目标在于对政治自由的寻找。长期的极权主义语境造成了自由的诸多扭曲，但真正的行动自由并未因此消亡，它潜藏在广阔的民间秩序中，非自由秩序本身又是对行动自由的培育，而自由秩序往往会使行动自由弱化。这是因为自由并不只是一种思想的高蹈，它必须是落地行走的，它不会仅仅满足于一种思考自由，它必须带给世界行动者的力量，使世界因此而生动起来。阿伦特也认为，没有一个从政治上得到确保的公共领域，自由就没有得以显现的空间。确实它也仍然可以作为欲求、意志、希望或渴望居住在人心里面，但我们知道人心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所在，在人心的幽暗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几乎不能称作一个可确证的事实。她尤其强调，“自由作为一种可确证的事实，与政治共存并彼此交织，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似乎是不需论证的，它不但是历史的事实，还是我们每个人对于世界的经验，非自由秩序下，如果没有政治的自由，其它的理论自由是难以存在的，只有民间的行动自由可不受其绝对支配。

行动自由是对理论批判和政治支配的挣脱。在自由主义的知识谱系中对于行动自由的关注无法离开政治交织，自由与政治并不是矛盾的二元对立，自由主义的理论之大成往往是这一关注的结果。但是与任何领域的思考一样，一旦形成理论体系也就意味着行动的结束或弱化，并开始束缚新的行动，企图指导、规则新的行动自由。知识过程总是无法离开知识者的人生体验与情感纠缠，因此，任何理论都不能涵盖或预测新的行动。一种理论越是完美，其在现实的指导意义可能越少，任何现实的发生都不能接近完美，越是有意义的行动自由越带有一种理论的残缺。近年来，国内移植而来的自由主义理论出现了对行动自由的歧视，其理由是一些行动自由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原则，甚至指责一些自由的具体实践者影响了自由的名义，或者破坏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出的渐进论方案。幸好民间的行动自由没有全部误入这种理论说教，而是保持了对行动自由的渴望和具体实践，并开始挣脱其原教旨主义的整全方案的影响，同时出现了对于其理论指导的怀疑。尽管理论派依然坚持其原教旨自由主义的市场自慰，但由于现实的严酷性，其市场资源越来越呈现萎缩状态，一统江山的学术霸权已经辉煌不再。这一方面基于行动本身的自由逻辑，自由在行动和实践中永远高于任何理论，并且永远是对理论的超越和打破，任何理论不可能永远统治具体的自由实践。一方面基于自由主义在现实中的切肤之痛，其理性、中立、客观并未能说服传统权力兑现其承诺，致使自由主义只能向内心的精神自慰转化，或者与新儒家一样又寄托于明君的奇迹发生。本来，民间的行动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现实突围，但由于其理论的脸谱化导致行动自由被迫与之分手，使行动自由重新回归它具体的自由实践，并开始对所有理论指导保持警惕。这样一来，民间的行动自由就获得了思考自由之后的主体性，它并不是任何理论的人间试验，而是自由本身的直立行走，甚至不需要什么学术化妆和理论证成，以自由行动的活力保持其自由的本来面目。

从对理论的挣脱之后，行动自由又是对各种自由模式的挣脱。自由作为一种动态的实践事业，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可循，任何已有的模式都已成为历史瞻仰或学术涂鸦。当然，这其中不否定它的大致规律和经验教训，这也是既成自由模式可以存在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不能以它来规则新的行动自由来夸大其作用。本来，行动自由在自由秩序和非自由秩序下具有完全不同的路向，即便同是一种非自由秩序下的行动自由也存在诸多不同，所以任何既成的行动自由模式都很难复制。今天既无法复制梁启超、陈独秀的实践模式，也无法完全复制陶行知、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方式，即便是福柯、萨特等人对政治的介入方式也有他当时的各种因素，如果一味像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锁定的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则更不符合其行动自由的外部环境。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启蒙式浸淫，曼德拉式的实践自由的确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误以为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经典模板，其它的都被排除了现实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变革都离不开行动自由的创新与实践，它几乎不可能是另一次事件的复制品，其中至多有一些相似的因素，但这不足以将它描述成经典条件。历代王朝的崩溃也是各有条件和原因，甚至很难找出几种共同的普适因素。方绍伟先生考察了历代王朝的专制崩溃之后发现，有“残暴崩溃论”、“扩张崩溃论”、“外侵崩溃论”、“内讧崩溃论”、“腐败崩溃论”、“集权崩溃论”和“松动崩溃论”等诸多观点，但每一种论调都无法涵盖其他，最后只能得出以“统治能力/统治成本”为核心的“统治商数论”。其实这种结论等于没有结论，因为每一种原因都可以导致“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间的此消彼长，因此已经说明每一次王朝的专制崩溃其实都是一次“创新”，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后人拿历史为我所用而已。目前关于行动自由的理论方案很多，但大都是对既有模式的复制和借用，在实践的意义上许多模式已经背离了自由的方向，达成了与权力的妥协或交易，只有在民间的行动自由中由于没有完全降伏于理论模式的规训，还保持了其行动的现实能力和自由的延伸。

自由本身是一种实践问题而非学理问题，它的落地只有行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就谈不上自由问题。这里的行动自由主要是在非自由秩序中寻找自由的可能性及其空间，并非是在自由秩序下行使政治自由，因此，非自由秩序下行动自由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不仅让自由变得伸手可及，还能为政治自由敞开道路。自由是目的，也是手段，行动自由便可以创造自由的过程。之所以说行动自由具有创造历史的可能，是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系列的冲动而串连起来的，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是在静止中度过的。行动本身是自由的，它是对理智的突破，因为理智会阻止行动，如果完全按照理智的引导，行动自由会在出发前自动放弃，自由实践会化为虚无。行动自由会产生于不同的复杂动机，它的每一次出发都是对自身困境的突围，并且都有短暂而明确的具体目标，虽然在行动自由的过程中目标会不断修改、减少或增加，但初始的目标则是其行动的原动力。它的基本特点是往往不受制于长远目标的影响，切近具体目标则更具现实性，有些长远目标则是行动自由过程中对自由雏形的拓展。在我的观察范围内发现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许多行动自由的具体实施原本是为世俗的生活事件，被迫突围之后即刻修改了行动自由的终极目标，而这些目标在行动之前要么闻所未闻，要么淡漠，要么是坚决否定的，而在行动自由之后则紧紧拥抱了这些目标。这与学术自由主义不同的是，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实践，就是对自由空间和自由通道的创造或探求，而静止的学术性理论反而形成了对自由的压制。因为行动自由不会存在于行动之前对于思想谱系的认领，也不完全存在于行动之后的学术归纳，它只存在于具体的行动过程，如同火焰一样，燃烧即是生命，其生命状态根本不存在于点燃和熄灭之后。具体的行动自由无法呈现完美状态，实际上也不能呈现完美状态，因为只有艺术才是完美的，艺术并不是历史，更不是现实。

这样一来，行动自由的非完美性往往为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指责，尤其指责其中的原始正义部分，其实这种指责根本不知道行动自由在实践中不会存在宏大的蓝图规划。这反而是一种真实的自由实践，那种过于宏大，遥远的自由目标则令人怀疑，因为它超越了伸手触及的范围，变成了一种抽象，这也是煽动家或阴谋家惯用的长项。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是一种“行动困境”而不是理论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甚至还不是贺卫方所说的“两千年专制”的历史惰性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行动自由的实践。由于每个人的自私本性，都容易在“搭便车”方面进行利弊计算，而行动自由确实会给他人创造“搭便车”的享受自由的机会，于是会出现自由的口号满天飞，自由的学术理论汗牛充栋，但自由的实践出现稀缺。行动自由的实践性稀缺导致自由的稀缺，与自由的稀缺相伴随的是权利稀缺，其它更多的问题则是由此派生的。这里行动自由的具体实践是世俗社会的自由空间创造，而不是宗教性质的对于世界经验的放弃，非自由秩序中的宗教类自由并不能保持其内心经验的自我生成，外部的非自由力量会随时摧毁这些。非自由秩序下，每个人都难以以放弃世间的方式来克服世间，那种自我圆满的出世间的自由证得其实仅是一种幻象，因为它无法使生命的舒展关联于外部自由。在现实的意义上，自由的实践和实践的自由远远高于自由主义的基本教义，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由的具体实践者，因为每个人都具有或潜在具有行动的能力和对自由的渴望。所以有必要为行动自由正名，它并非是盲目的没有理论指导的个体化冲动，而是不甘于生命的被压制状态，也不甘于充当犬儒主义的精神侏儒。理论的生成需要理智和逻辑，而行动自由则需要勇气，勇气能够让生命冲出被逼仄的现实压制，勇气本身还是政治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德行，它可以使历史发生奇迹。所以我们有必要正视和敬仰那些行动自由的实践者，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论证者，而是自由主义真正的实践者，并且每一次行动自由都可能改写自由的创造模式，也可能刷新自由之路的现实关联，正是行动自由才打破冰河期的暮气和沉沦。

行动自由虽然是对理智的突破，但其并非不具有理性能力，行动的过程中自由的目标会进一步提升或扩大，这是因为人性有恶的一面，人性亦有善的可能，行动的过程往往也成为道德训练的过程。在行动自由的实践中，人们会发现自由并非由单个的个人能够实现，它关联着他人及广泛的人群社会，所以每个人都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调整目标，进而与自由的关联相链接。自由本身的原创性也意味着只有自由是自由的参照，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应对各种变化及各种因素的实践，所以没有人能够将其做出准确的具体预言。现实世界中人的行动受到心理意识的影响，而心理意识又受到各种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情感的以及特定情境等因素的影响。相应地，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强调，人类行动选择所遵循的是特殊的心理过程和规律，而不是预期效用理论所假设的各种偏好公理。具体的行动自由中，面对各种形式的效用函数和千头万绪的影响因素，你不可即时抽象出有效的几个变量，只能是对自己心理要求的一种当下服从，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效用和变量会形成一种提示并为自己写作经验，然后形成朴素的理性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行动自由的实践者在开始时往往是原子化的个人，但在其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联结，其中的主要因素便是过程本身具有反思和调整的能力。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苛求行动自由的低度目标，认为他们的实践自由远离自由主义的基本教旨，甚至是新的民粹或另一种革命思维中的暴力美学。其实这种指责的过于片面就在于没有看到社会转型背后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任何一次历史的成功转型都不可能是在整全方案的基础上发动的，是历史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正如哈维尔说，捷克人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前景，他们对于胡萨克的不合作运动也只是一种人道和人权抗争而并非要发动整全的转型革命，这一切变化也都是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得以确认。

你可以把每一种行动自由的具体实践进行归类，但这永远都是学术性质的，行动本身会时时突破和超越自身的局限，这是前价值论和建制论基础上的力道存在。政治的最初建构往往也是这样进行的，契约论并非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反思的结果，它的意义是用反思来规则以后的权力，而当初的政治博弈必然带有行动自由的原始性力量。行动自由会因此发现，没有政治生活的政治自由的具体实践是难以持久的，其本身也会在短期目标的突破之后失去方向，因此寻找更高层次的突破往往会成为一个可欲的目标。阿伦特发现，人在政治领域只寻求不可想象和难以预测的事情，准备和期待“奇迹”的发生丝毫都不是迷信，甚至是最具现实主义的动议。她甚至认为，奇迹的创造者是人们，因为接受自由与行动双重赠礼的人们能够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实在。因此，对于行动自由者来说，任何理论都会显得多余，伟大的奇迹往往出自伟大的实践者而非既成的理论描述，自由的殉道者的火炬才能照亮理论家们的理论著述。自由作为一种实践的伟业，它可以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之下，其行动的能力即便在极权主义的鼎盛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它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之源，它永远为所有的时代注入更新的活力。这是只有人类才被赋予的一种能力，它的存在在于充分展现生命不朽的魅力，只有在行动自由中，自由才从隐蔽外凸显出来呼应人类的创造之光。自由植根于无限，它不会甘受任何权威的压制和束缚，它的生存本身就是对连绵不绝的存在之链的突破、分裂和超越，也就是自由永远高于存在，因为存在是静止的，只有行动自由是动态的。所以，行动自由的实践者有着超乎世俗利益的吸引，它带给人的个性的解放远非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能够捕捉，这才使得行动自由成为每一个历史开端的生命庆典。

我之所以把行动自由作为民间秩序中自由能力进行观察，是因为在非自由秩序中的行动自由空间几乎被堵塞，其渐进式的挪动是一种自由的幻觉，不但不能从旧秩序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还会加大作茧自缚的力度。即便是体制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难以具备行动自由的具体实践，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长此以往，自由主义本身也会产生内卷效应。别尔嘉耶夫说，“抽象的存在是思想建构的产物，它不具备任何内在的生存性”。只有行动自由和具体的实践自由才能使封闭的世界得以敞开，具体的行动自由和每个人的个性之价值远非由其中的理论共相所能证成，自由永远在动态中超越任何概念化的知识认知。作为哲学家的福柯为了在人类正义、和平这些根本原则方面保持自己的立场，它在把世界作为思考和研究对象的同时，保持了对于现实事件的介入和抗争，这同样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行动自由的具体实践。他说：“当特殊性出现时，我尊重它;当权力触犯普遍规律时，我违抗它。这是一种简单的抉择，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这需要既在历史下面窥视与之决裂并使之动摇的东西，又要在政治的背后关注那些必须对它进行无条件限制的东西。”福柯发现民间秩序中存在着许多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观念，更有着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行动自由的实践，是他们在激发历史的活力，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围绕这些具体的行动自由进行辩护或与之一道工作，而不是进行学理挑剔或否定。目前，民间秩序中的行动自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心理冲动，其观念生态的自洽能力在整合其目标作为，至于行动自由的后果与宪政对接还是新秩序的创造，将存在于未知之链中，在此我们不应去进行无谓的徒具巨大成本的预言和判断。行动自由意味着人的解放，实践自由是精神向自我的回归，它永远是面向自由的，因此，只有行动自由将冲破精神客体化的驯服和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