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老李
有几年没见李老头了。以往每年他都会来武大几次，或者是去看望他的老师谭崇台先生，或者是参加同学聚会，要不就是过来闲逛闲逛。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些年估计是身体不行了，一直没听说他过来。他要是过来的话，会跟我们联系的。快到年底了，想到给李老头带点东西，于是趁周末没事，我和雨燕决定去汉口李老头家看看。
敲门，没人应。
门虚掩着，轻轻一碰就开了。
穿过客厅，就看到李老头在书房里。
他坐在椅子上看电视。电视声音很大，嗡嗡嗡的。他嘴里还叼着一根烟，书房里弥漫着浓郁的烟草味。
我拉着他的手，没让他站起来。他的手软软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度。他嘟囔了一句：“行将就木了。”我安慰他：“瞎说，你身体很好，气色不错。”
老李确实已经老了。他怎么能不老呢，他都八十一岁了。之前留在我印象里的老李，一直风风火火的，总是像三四十岁的样子。其实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了。他的身体一直不错，但那种活力有时候是硬撑出来的。因为劳改时留下的疾患，他身体很多地方早就有了问题。
现在看到他这样的衰老，还是让我有些伤感。他曾经是那样活泼那样张扬那样不服老的人啊。我猜想他现在大概整天就坐在椅子上看电视，很少出门，更少下楼梯。
老李的座椅上垫着厚厚的坐垫。就在坐垫上，码放着香烟和空烟盒。椅子扶手上是一个易拉罐做的烟灰缸。面前一把方凳，上面放着一本书。烟灰到处飞的是，身上和椅子上，地上和书上，灰呼呼的。
我随手翻开他面前那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
这本书应该被看过几次了，到处划了红线，还有批注，“很好”，“精彩”，“深刻”，等等。看起来老爷子还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你还在读这样的书啊？”
老李一下子来了兴致。
“读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了，每次读都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他拿过书，翻到某一页，“这段话讲的太深刻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思想最深刻的总结。我还没有看到别人注意到这段话的。”
那段话大概讲的是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和这一表达方式，在他的著作中应该是不少见的。不过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唯唯诺诺应和着。
说着说着说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老李更加活跃起来。他有些吃力地从椅子上撑起来，爬到床上。他有一排书柜就装在床侧的墙上，其中有一大排酱红色书脊的书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老李艰难地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是关于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我对这些东西兴趣不大。老李讲的时候我只是唯唯诺诺应和着。又说到梅林，说到卢森堡，说到布哈林，老李又兴致勃勃要爬上床去取书，被我阻止了。
老李很为自己收藏了那么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自豪，当然更为自己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自豪。他说，现在的青年人，即使是理论工作者，很少读马克思主义了，党员和干部更是不读，要读也读不懂。他说他不仅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还订阅了十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有关的期刊。
老李说，他这些年，主要就是在阅读，不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还读历史，读文学。他说，他现在的记忆力非常好，比年轻时候还好。他现在还可以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杜甫的“兵车行”。怕我不相信，他一气呵成将两首诗完整背下来。接着，老李还背诵了普希金的一首长诗，我和雨燕都听得目瞪口呆。
中午，就在老李的书房里吃的饺子。老李胃口不好，只吃了三四个。
也许不仅是胃口不好，还因为他还没有从刚才的兴奋中走出来。那就接着说吧。下午的主题，转移到回忆他当年的右派经历。以前听他说过几次的，他喜欢说这些，我也喜欢听这些。
1957年的时候，老李在武大经济系读书，还担任系学生会主席，那一年他们就要毕业了。一次系里开会，讨论他们班上一位来自越南的华侨同学的政治问题，那位同学似乎是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会议的最后，对给不给这个同学处分，给什么样的处分，一直僵持不下，于是有人建议作为学生会主席的老李给个意见。老李有保护自己班上同学的想法，就说问题不大，让该同学到班上做个检讨就可以了。他的意思是将事情小事化了，不要让同学背上政治包袱。他的提议在大会上被通过了。
老李说，马上就要暑期放假，有人建议先放假再回来安排工作。当时，武汉的其他几所学校的毕业生，都已经安排好工作了。等到收假回来，反右斗争扩大了。上级有人提出武汉大学的反右斗争不够深入，存在严重问题，于是又重新掀起一轮反右斗争。就在这新一轮反右斗争中，老李被纠了出来。就因为在那次会议上老李提出对华侨同学政治问题的从轻处理，被定性为“疯狂阻挠反右斗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抗党的领导”。这样，老李就被定性为右派。老李没有把这事很当一回事，他根正苗红，没有私心，他相信这是处理错了，他相信错误很快就会被校正。
随后，老李戴着右派的帽子，被派遣到甘肃。在省委组织部的招待所呆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分配到团省委。那时候，团省委正在热火朝天搞反右斗争。作为右派的老李在团省委终日无事可做，看看大字报看看书，闲逛闲逛，胡思乱想。后来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还以为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还挺有觉悟的样子，觉得自己作为右派呆在团省委是浪费国家粮食，应该离开这里，去一个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去。于是趁夜卷起铺盖，潜回省委组织部招待所。似乎也没有为此受到什么处分，只是将他派遣到另外一个单位。当时刚刚成立重工业厅，老李拿着介绍信就去那里报到。在厅里呆了一段时间，被下放到一座煤矿锻炼。说好是锻炼一年再回来分配工作。
老李说这些的时候，很轻松自在的样子。他表达当中的某些听起来像传奇的东西，我不是很相信。不是说他年纪大了，记忆模糊了，而是老李一直就有乐观主义的情操，说得不好听，就是喜欢吹牛。可是，右派就是右派，不吃点苦受点罪哪能叫做右派呢？老李说他被分配到煤矿的一年，是他人生最艰苦的一年。他那么瘦瘦小小只有一百多斤的个子，每天要从井下背二百斤重的煤上来，那坡道又陡又滑，双膝着地才能爬上来。说到这里的时候，老李流泪了。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伤感。我还第一次听他说脏话，就是那句著名的汉骂——**养的！
在井下干了一年，老李并没有如当初政府承诺那样被调回省里的重工业厅，而是被安排做了矿里的后勤科长。大概因为他是名牌高校毕业生，还因为他确实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说到这里，老李的乐观主义又开始膨胀了。“说实在话，虽然是右派，但我从来没有受过右派的罪。”真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疼，刚才不是还因为在井下背煤而流泪的吗？见我将信将疑，老李越发兴致勃勃。“大家都知道，当年的右派，饿死过很多。你们都听说过夹边沟，不仅饿死人，还出现人吃人。我基本上就没有被饿过。在大家都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我的粮食吃不完。为什么？当时一个人只有二十几斤口粮，我就有一百多斤呢。怎么会？我认识一个右派，山西人，他一家五口人，都有口粮，后来他老婆带着三个孩子回乡下了，粮票就留下来。因为我对他好，他就把粮票给了我。”
你对别人怎么个好法？别人为什么又要把粮票送给你而不是自己用？老李说的这些，我越发觉得玄乎。他没有被饿死，莫不是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吹嘘这些，是不是因为自己心虚。见我有些怀疑，老李更加忘乎所以。“告诉你们，我这人就是人缘好，到什么地方都吃得开，到什么地方都受人保护，受人关心。就在最艰苦的时候，大家粮食都不够，吃的很差，经常要吃菜窝头。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办公桌上，总有两个白面馒头。至今我都不知道是谁送给我的。”继续吹吧，反正吹牛不上税。
“我在后勤科的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尽管我是右派，我领导的后勤科还是被评为先进。评为先进之后，矿里要写报告向上级汇报。因为那么大一个矿里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文笔好，就没有任何人敢写，于是矿里就安排我自己来写。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到年底有很多杂七杂八的总结要做。实在逼得没有办法，在限定日子之前头一个晚上，我一气呵成就写出来洋洋洒洒几万字的总结。这份总结后来为矿里赢得了荣誉。”
“再后来，我在矿里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有一年，我正做年终财务总结，矿长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说有要紧事商量。他的口气很不客气的，我也就没有理睬他。后来又派秘书来找我，我还是不去。我说我的时间紧，走不开。矿长很生气，就来到我办公室，对我发火。我说我有本职工作要做，而且限定了时间。要是你一招呼我就往你哪儿跑，我的工作还做不做，我的工作完不成你负责任？矿长只能向我道歉。并说明他紧急找我的原因。”
“原来是附近公社修水渠要搞大会战，要矿上派人去支援，要派出三个小组。我说这跟我什么关系，我一个后勤科长，管我自己的后勤工作就可以了。矿长说，这是上级的指令，矿上三个小组，革委会主任带一个组，矿长带一个组，要我带一个组。我说怎么可能，我一个右派，这样一弄不是跟矿长、主任一个级别了？最后还是只能服从上级安排。我带的小组，平时就是我的好兄弟，跟我关系很好，跟我干活很齐心。我们小组的干的活，比两个领导带领的小组都要漂亮，又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我越听越觉得富有戏剧性，不知这一切是真是假。
“后来还是出了问题。树大招风，何况我还是个右派，我不该那样张扬。那时候生活很苦，有时候粮食不够吃，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还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我有钱，有粮票，要饿死我是不容易的。实在饿得受不了，我花高价买了一些黑市饼干，我自己吃，也分周边的兄弟朋友吃。我当后勤科长，从来清清白白，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有时候我拉粮食到食堂，大师傅看我辛苦，就舀碗米汤给我喝。我不要，虽然人家是好心，但一旦喝了，哪怕是一碗米汤，也说不清楚的。这次买高价糕点，完全用的是我的私房钱。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还是被人告发了。矿长找人搜集材料，给我罗列了一个资产阶级高价糕点团伙代理人的名头，要将我打成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买高价糕点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跟反革命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只是因为我对矿长可能有些得罪，他看我不顺眼，所以就抓住了这个把柄。为了落实罪名，需要到后勤科征求大家的批判意见。矿长兴致勃勃拿着一摞“材料”到后勤科来开我的揭发批斗会，哪知会议一开始就被带头发言的工作人员改变了议题和方向，最后不是揭发和批斗我而是揭发矿长整人的阴谋。后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老李说的兴奋，我们听着也有趣。我总觉得老李喜欢吹牛，他的故事中有太多的故事成分。但老李还意欲未尽。
“再往后，我就不呆在矿上了。从那以后，我就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神仙日子。因为我在后勤科任上的优秀表现，后来被任命为煤矿驻兰州的采办处主任。任命我一个主任的职务，其实一个下属都没有。给了一笔为数不大的开办经费，要我到兰州找地方，将采办处办起来。我在兰州找到一个仓库，位置不是很好，被水淹过，地面还没有清理出来。这样地方当然很便宜，我花了很少价钱就将仓库整理出来。后来，我又在仓库周围盖了几所平房，这样，我仅凭出租仓库和平房每年就可以赚不少了。那时候，矿里也不管我，我就像干个体户一样。”说到这里，我越发疑惑了。一个劳改期间的右派，有可能这样自由吗？他所做的那一切符合政策吗？在我的想象中，老李果真这样利用国家财产私人发财，有可能犯的是死罪。
老李却说得有鼻子有脸的。“那期间我还进过看守所。因为手里有了钱，又没有人管，心里就活泛起来。我想到去北京看看，看看首都什么样子，毛主席生活的地方什么样子。我背着个背包，带着一大笔钱和粮票，就去了北京，住进一家招待所。我一到招待所就跟负责人搞好关系，请他吃烤鸭，请他喝酒。可是，那天晚上我就被公安局抓走了。原来是那招待所负责人看我那么有钱，那么大方，将我当成坏人，向公安局举报了。公安人员打开我的背包，果然发现问题大得很。我背包里有大量的现金、粮票、空白介绍信，还有还几份工作证。一开始，他们显然把我当成是窃贼了。我向他们亮明身份，说明我是甘肃某国营煤矿驻兰州采办处主任。”
“你一个采办处主任不在单位上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跑到北京来干什么？”
“正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我有六七年没有回老家了。”他显然没有暴露他的右派身份。
“你回湖北老家，到北京来干什么？”
“北京不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吗，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活的地方吗？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敬仰之情，回家途中顺便来看看他老人家生活工作的地方，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无限敬仰之情，难道不应该吗？”
“你回老家或者来北京参观，为什么要带那么多钱和粮票？”
“我不是关心革命工作吗？要是在途中遇到合适的单位需要的物资，不是正好采购一点吗？我这种时时处处为国家着想的精神，希望能够得到公安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公安人员还是不放心。说实在话，看他那油嘴滑舌的样子，换成我也不放心。“那你解释解释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工作证？为什么要带那么多空白介绍信？”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单位，每一年都要收回旧工作证，换新工作证。后来，因为和经办人员混熟了，发新工作证的时候，就没有要求收回旧工作证，于是手上就留下了这么多工作证了。至于空白介绍信，也是出于方便工作的需要。”我还是不清楚，就算他是堂堂正正出差或者旅游，他随身带着那么多工作者干什么呢？还有空白介绍信。我不禁怀疑老李似乎是在耍什么阴谋。
老李后来又回到了矿上，还是做以前的工作。在那期间，他认识了矿上医院的陈护士。陈护士是上海人，政治上清清白白的，而且比老李要小十几岁。老李总是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有魅力，如何如何被追求，但我相信老李是凭三寸不烂之舌将陈护士忽悠过来的。一直到1976年底，他们才结婚。老李说：
“只要老毛活着，我就不敢结婚。因为我不知道政策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我们结婚了，政策变化就不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两个人。到了1976年九月之后，我感觉问题不大了，才结的婚。”以往，老李讲他的右派经历，总是将其作为一个笑话，一段传奇，他从来没有表达过埋怨和不满，更不要说针对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表达对毛主席的不满。
老李的右派帽子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初才摘掉的。讲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形势变化，老李又一次膨胀起来。“那时候，我换过不少单位。每到一个地方，工作都非常出色，非常受群众欢迎，更受上级重视。有好多单位请我去当局长，还有几个县请我去当县长。”
这时他的妻子陈医生插话说：“这倒不是吹牛，那时候他要是不坚持回湖北，后来连省长都当上了。”
老李摆摆手，制止陈医生的插话。“三人不当头。这就是我从文革以及右派经历中得到的教训。一旦参与政治，你的命运就要被人操纵。什么局长县长，都与我无关。我只想回到家乡，安安稳稳工作，平平静静生活。”
又经历过一系列的波折，1984年，老李才调回武汉，到武汉市总工会工作。
老李讲故事时提到“夹边沟”，正好此前一天我刚刚收到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还没有打开。回来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老李以及老李讲过的那些东西，似乎在《夹边沟记事》中都有反应。比如，《夹边沟记事》中的第一个故事“上海女人”，讲故事的那位右派就是湖北人，也姓李。在老李吹嘘他做右派期间不一般的生存能力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说，那是因为你是湖北人，老李只是嘿嘿地回应了一下。“上海女人”中那位老李，他之所以在夹边沟大批右派饿死的情况下生存下来，与他作为湖北人的灵活是有关系的。我想老李也这样。
《夹边沟记事》中还有很多情节在老李的故事中有所体现，比如“高价糕点”，领导的打击报复，写工作报告，空白介绍信，等等。我有些怀疑老李是不是看了杨显惠这本书，将其中的某些情节加在自己身上。老李是做得出这种事情的，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喜欢吹牛的人。不过，早在杨显惠的这本书出版之前，老李就讲过这些故事了。我只能这样理解，那些事情，那些现象，可能是那个时代以及那个特殊群体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杨显惠讲的那些故事中的那些情节，碰巧也在老李的身上发生过。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不断在回顾这次见到老李时他身上一些变化。
当然，他明显地老了。八十一岁的他早就老了，只是他一下子显得那样失去活力和光泽让我有些不能接受。
还有，我第一次听他骂脏话，那是在回忆到他在煤矿受到非人的折磨的时候；还有我第一次听到他对领导人表达不满，那是他在回顾自己的婚姻历程的时候；还有他第一次表达了他对政治的恐惧，他说“三人不当头”。
从老李的这些变化或者情绪表达或者人生慷慨中，我看到了他对政治的憎恶和恐惧。他一直是憎恶和恐惧政治的，他的一生——至少是他一生中最好的那段时光，就是被荒唐的政治给荒唐地败坏掉的。他曾经是个革命者，不仅有革命的抱负，还有革命的行动；他曾经是个爱党爱国的优秀学生，不仅有着进步的理念，还有着专业的学识；他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的人，他是一个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人才。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的正常的时代，他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实现崇高社会理想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荒唐的政治将他的理想碾轧粉碎，他的人生，也被撕扯得支离破碎。那样的政治太恐怖了，那种令人噩梦连连的政治，迫使他不得不努力压抑自己的厌恶和恐惧，他需要装出阳光和快活，装出一副迎接美好生活的热情洋溢生机勃勃的样子。现在，他才敢于表达——很勉强地表达——自己憎恶和悲愤，他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因为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想着想着，觉得老李真是可怜啊！
生活在那样一个政治荒唐的时代，有多少人能逃避悲惨的命运呢？
2015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