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驾驭大数据：中国“大外交战略”的制胜关键

　　当前，大数据时代无可争议地来临了。大数据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IT产业又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大数据具有在多样的或者大量的数据中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大数据时代》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如是说。毋庸置疑，“大数据战略”成为领航全球的先机。眼下，大数据的影响除了经济方面外，现在也开始渗透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了21世纪人类面临的又一政治和经济挑战。2013年五/六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刊登的《大数据的崛起》一文正式揭开了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中大数据研究的序幕。而同年六月份开始逐步发酵的“棱镜门”事件则进一步使大数据问题白热化，美国利用各大公司进行大数据获取、分析的实质使各国开始广泛关注数据和大数据的安全问题。

　　“得数据者得天下”，大数据现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必要的研究课题。2012年3月22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同时表示一个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活性及解释运用的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将成为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美国的这一举动是继1993年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的又一次“狂飙突进”——通过大数据研究提高美国对数据资产的掌控能力，有助于美国在国际关系活动中抢占新的国际战略制高点。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下，随着网络通讯技术在国家经济、政治、外交、国防、传播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黑客入侵攻击、网络监控窃密和网络信息战成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如此威胁造成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大数据是未来大国间博弈的决胜关键。

　　折冲樽俎的新中国外交从艰难草创到持续拓展，从顽强进取到重点突破，从辉煌崛起到全面进步，创造出中国外交史上的精彩篇章，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施加了积极影响。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出现以来最复杂的大变化大调整，它表现在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新的外交形式的出现、全球性话题的突出和中国地位与作用的提升等方面。美国把其全球战略重点转到亚洲，韩国和印度步美日后尘，把对付“中国崛起”当作其主要外交任务。诸如日本在“钓鱼岛”的挑衅，菲律宾在南海制造事端等，这些都呼唤着中国外交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中国需要更冷静的思考，更理智的分析，更成熟的应对，更灵活的决策和更大胆的行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需要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外交”进一步清晰勾勒出我国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考轮廓，为当代国际关系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继去年提出中国梦、坚持贯彻正确义利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之后，今年又相继推出新的理念，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亚太梦、亚洲安全观。中国外交的总战略就是如何避免和防止战争，如何争取与维护和平。

　　当前，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受互联网深刻影响的时代。互联网使信息传递瞬时到达，国家和政府控制信息的难度加大。它给国际关系带来两大深刻影响，一是民众参与外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互联网信息对国家边界具有很强的穿透性。这两个因素都对传统的外交样式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各国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一国发生的事件更容易演发成为区域性事件甚至全球事件。公民参与各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新时代已经来到，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政治和外交的规则和活动方式。为适应这一变化，公众外交成为一种新的外交样式，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对本国民众和他国民众的影响。

　　    在当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特征的数字化生存环境中，对大数据的高效利用已成为各国在国际关系中获取制信息权的关键，大数据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将对之产生变革性意义。大数据作为未来最大的交易商品、经济资源和经济资产的商业价值决定了围绕大数据的新国力竞争；大数据信息载体的本质奠定了数据主权的基础，数据主权也必将成为各国的博弈对象；大数据所蕴藏的重要情报信息及预测性功能昭示了对国家安全和战略能力的重要意义。同时，大数据所伴随的新数据鸿沟、数据霸权以及数据跨国安全威胁等也对国际关系的平等性、民主性和合作性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应正视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机会，从政府顶层设计、一体化建设以及大数据治理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

　　    作为一种革命性现象的大数据已成为未来支撑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同时也成为国际关系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新竞争领域。可以预见，数据主权将成为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的另一个大国博弈的空间，而数据主权也必将成为各国的博弈对象。  

　　受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影响，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外交事务总量急剧增长，传统的外交决策方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当前，大数据时代已然出现了，那些率先适应大数据时代思维，积极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外交决策的国家，将在全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获得核心竞争力。为了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形势，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需要体制转型和技术变革。成立国安委跨出了中国外交决策体制转型的关键一步，接下来与之相配套的是需要进行外交决策的技术变革。为了提高外交决策效率和质量，我们当务之急应建立外交决策的大数据系统，促使粗放型的外交向精致型的外交转化；要借助于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法对各国外交决策行为模式进行分析,以便对外交决策过程及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要用科学行为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来服务于外交决策实践。大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人们探索世界的方法，引起政治、经济、外交、国防和军事等领域的深刻变革，而挖掘大数据、驾驭大数据以及捍卫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边疆”则是构建我国“大外交战略”的着力点。

　　    冷战后，以“对抗-力量均势”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向以“合作-利益均衡”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转变。在部分以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中，当数字地球短期内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阵地时，我们一定要从顶层设计和战略性高度着力应对大数据挑战，进行国家“大外交战略”布局，把握新技术革命非线性突破的特征，解构“信息割裂”，培养高水平相关人才，推动大数据行业的科技发展，引领大数据发展前沿。当前的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话语体系，被国际社会深度接受。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要在大数据时代，要做国际秩序更为公平合理的推动者，唯有驾驭大数据，用大数据智慧的分析洞察世界，让“避免和防止战争、争取与维护和平”真正成为中国“大外交战略”的制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