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
民国时期，国内几所大学驰名四海，民国时期的几位教育家也是响当当，无论人品，学问还是授课风格，皆是比现在高出一大截。民国时期虽饱经战乱然而立世精神不死；虽经济不振然而人才辈出。何故？国民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不断，对大学校风及教师的容忍，才造就了民国的先生们。
蔡元培、胡适、、张伯苓、梅贻琦、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灯塔，于黑暗中的中国照亮了未来教育之希望。
蔡先生位列首位，当之无愧。不因为他是北大校长，更是因为其风骨，态度，以及给北大留下的“自由辩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等宝贵的遗产。蔡先生在致力于教育前，曾经是光复会成员，早已看清满清必亡，共和必行的历史发展之方向，其前瞻性无可厚非。有这样远见的人来做中国第一大学的校长当之无愧。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他提倡学术辩论，新旧两派在北大的校刊月刊展开激烈辩论，思想活跃程度空前。然而蔡先生还是有所秉持，学生反映辜鸿铭一年只交了几首英国诗，剩下的时间大谈君臣纲常，被蔡先生毅然辞退。五四运动爆发，他坚持站在学生这一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只身前往理论，学生被释放后他认为出此事件，难为一校校长，辞职而去。这种精神在，敢问世间谁位先生？
胡适先生经常与鲁迅相比。相比鲁迅，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坚持使用白话文和白话诗，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曾经有人嘲笑他的白话文是“乞丐莲花落”，他依然不为所动，要世人坚持学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这也是为什么先生能荣膺美国多所大学无冕的学士，博士学位。
张伯苓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当年左翼愤青指责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乡绅的臭钱，老先生讷讷地说：我就是个挑粪工，用粪土培育你们鲜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后来，先生最后连南开的校门都进不了。那些愤青开始把粪桶泼向一生向善兴学的老人。
先生们在大学里著书立说，而大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先生们的能力与否，而更关乎治校理念，国家希望等等。
大学教育决定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命运，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作为研究学术，培养人才的场所，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对国家的长久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回首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教育刚刚起步，国内战乱频繁，政府内外交困，大学教育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教育家，名校长，大师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却弊端百出，面对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出不来大师”。回首民国，也许有答案。
1：大学乃学术场所。蔡元培执掌北大，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术也。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很多现在的学生不读书而求考铁饭碗，公务员。亦或是浑浑噩噩，游戏人生，完全不学习，一路挂科。应当反省。
2：不计前嫌任用贤能。蔡元培执掌北大，新派教授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纷纷招入，而老派国学大家辜鸿铭，黄侃，林纾也执教北大，形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局面。学术气氛空前浓厚。而我国当下放眼，有特长的教授少之又少，如不计政治思想而专注于其学术功力，我国大型水平定能提升档次。
3：高薪而育学术。民国校长教授待遇极高。古语云有恒产者有恒心。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大洋，陈独秀三百大洋，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也是月薪八个大洋，已然很满足了。民国对教育的投资是当今不可比的，如今教师工资不高，待遇也是一般，如何有恒心呢？政府增加教育投资势在必行！
4：学校自治：学校自治的权力。学校自治，则能更加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观民国，新文化，五四，每次政治运动与革命没有大学之身影？蔡元培抗议政府政治干预大学曾七次请辞校长一职。教育上的独立，某方面看是思想独立。这对缺乏实践能力，思辨能力的现在大学教育不是启示吗？
5：系主任由教授们公选。相比于直接从教育部等官厅上“空降下来”的官员，接地气的“自己人”更能与学生，先生们达成共识。章士钊等人不就是前车之鉴么……这种推选方式的好处就是服众——能力者，道德者居之，由更了解的人来管理本系，岂不正确？若是搞政工的来横插一缸子，未免失误。
仍有一些基本的，是没说也不好说的。比如“自由派”叫嚷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不能说现在就没有言论自由，但是相比之下乱世的言论自由程度更大，也说明了我们现在是“盛世”……如果我国的学术水平想提升一个层次，言论无罪是必须的。只有打开了体制桎梏，思想才能信马由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