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接班”史话
【deck】二代接班，要评估制约的力道、掂量自己的实力、判断前任的张力，再戒急用忍地变革或守成。
不论是公司还是王朝，能否传承久远向来是创始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与欧洲相比，一个明显不同是王朝更迭的差别极大。在官方，春秋时代就有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在民间，不知起于何时的“富不过三代”民谚流传极广。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到“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唱词，无不充满了对世事无常、兴衰更替的感叹。
在讨论继任问题之前，先要弄清两种继任的区别。第一种是血缘造就的继任，第二种是竞争产生的继任。对这两种继任的区别，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已有深刻揭示。有些领域必须排除竞争，否则就会动乱不已甚至血流成河，所以只好天定；有些领域则适宜恰当的竞争，否则就会能力低下乃至尸位素餐，所以就要选贤。简单说，王国维论证了继任问题上的“天人之分”：嫡长子继承制属于天定，天定就可以排除竞争；而治理国家需要才干，才干则要靠人为的选贤任能；二者的区别在于“有土”和“图事”，相当于“所有者和经理人”。就以大名鼎鼎的姜太公来说，在齐国是所有者，所以是以排除竞争的分封方式确立继承人的；但在周天子身边是辅政者，所以是以选贤方式拔擢的。本文涉及的继任，限定在皇帝二代上。皇帝往往是兼董事长与总经理于一身的总裁，因而不算离题。为了讨论方便，本文以开国皇帝的父子传承为主，仅仅在需要对照论述时加以适当扩展。惟有大规模变革往往在王朝中后期进行，所以二代的变革考察不以开国皇帝的传承为限。
【title1】如何量力：二代上手后的制约与突破
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有一个较为长期的积聚力量、搭建班子、从政策吹风到局部试探的过程。
皇帝二代在接班之后，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会遇到多种制约。那种认为只要大权在握就能号令天下的想法，不过是“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而已。所谓量力而行，首先是判断制约自己的各种力道，其次才是掂量自己的实力。
二代即位后，有可能还有太上皇。皇帝只有韬光养晦一条路。人们都知道嘉庆的头上曾经有乾隆，但那不过是几年光景。宋高宗退位后，当太上皇长达25年（孝宗当皇帝不过27年）。南宋二代孝宗平反岳飞冤案，重用老将张浚，显然是要一反高宗的对外方略。高宗坚决反对，孝宗力不能逮，最后只好走上和议老路。
即便没有太上皇，还可能有太后掣肘。西汉惠帝执政，本来是想有所作为的，但看到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遇害的惨状，吓得魂飞魄散，干脆以酒色自戕，政务全交给吕后，导致司马迁写《史记》时惠帝无纪。即便太后专政达不到吕后的程度，皇帝也会受到极大限制。看看史书记载的宋朝仁宗时期的刘太后听政，再看看清朝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冲突，就可以知道来自太后的制约有多么强悍。那怕是不临朝的太后，也对政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汉文帝时的薄太后，汉武帝时的窦太后，哪一位不是政务上的大拿？皇帝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有一个较为长期的积聚力量、搭建班子、从政策吹风到局部试探的过程。
既没有太上皇又没有太后干政，皇帝能否为所欲为？还有很多变量，其中一个变量就是祖制和礼制。祖制和礼制的长处，是能增强政局的稳定性和正当性，但短处也显而易见，即极大增加创新的阻力，处理不当还会产生高管层的摩擦甚至分裂。最典型的例子如明朝的“议大礼”。正德皇帝无嗣，嘉靖皇帝以安陆兴献王的身份承继大统，他试图尊崇自己的生父为皇考，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执政大臣反对，嘉靖皇帝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大批朝臣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也激发了张璁等部分投机者逢迎皇帝以图重用的心理。这一礼制之争，是嘉靖40年不上朝的导火线，也是明朝政坛风气变坏、党争兴起的源头。
对二代的最直接制约，来自先帝的人事班子。汉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名帝，恰恰是因为他入朝主政时没有自己的班子。文帝本来是代地藩王，是周勃他们一帮开国元勋收拾了吕氏之后请来长安的。文帝被立的一个真实原因是他在朝中没有实力，对元老重臣不会构成威胁。此后多年，文帝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个贾谊想提拔起来，又遭到周勃等人的反对而不得不贬斥外放。这种制约，却正好符合传统文化对明君的克制要求，成就了文帝的无为而治。
一代皇帝往往也会考虑到继承人的操作问题。唐太宗对李勣的安排就堪称一例：唐太宗曾经有意识地选择李勣为托孤之臣，当李治被立为太子时，李勣出任太子詹事。但在临终之前，唐太宗却采取了一个常人想不到的方式，把李勣贬到外地，他对李治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责令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旧唐书·李勣传》）相比之下，明朝朱元璋的方式就要残酷一些。他也知道自己的太子（还有皇太孙）难以驾驭那些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于是以屡兴大狱的方式，通过胡惟庸案、蓝玉案等诏狱屠戮功臣，但朱元璋却没想到，正是他铲除了功臣，导致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缺乏得力的将帅，给朱棣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二代皇帝必须清楚，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是靠父辈的余荫，是无法成就自我的。老皇帝的安排越周到，小皇帝的自身作用越难发挥。凡是二代成就突出的，基本都属于上一代的政治遗产不丰厚。
由此可见，二代一旦接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判断制约自己的因素。大量的制约因素，只能顺应，难以突破。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力改制，十有八九效果不佳。一般来说，太上皇和太后的制约最难打破，这里面涉及的不仅是政治，而且还有伦理。在制度规范的突破上，如果过多倾向于皇帝个性的发展，就可能与政务形成尖锐冲突。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这一冲突的表现最为明显，其结果就是皇帝按照自己的个性我行我素，大臣按照礼制规范与皇帝对立，造成国家的撕裂，同时给品行不端的奸佞之徒可乘之机。就国家的稳定和事业的发展而言，人事班子是突破的基础，考虑到皇权对人事的决定作用，如何形成自己的团队，是有志于青史留名的二代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在团队组建和培育中，“近君子、远小人”是成就事业的基本准则。在中国古代，皇帝量力而行，不是自量才智，所量之力主要是用人的权威性。
【title1】如何用权：二代的守成与变革
继承人在量力用权时，首先需要判断前任的张力如何，是刚刚开弓还是已经满弦，进而确定自己的基调是张是弛。
由于有上述限制，历史上的二代皇帝除非有特殊机遇，很少有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变革祖制者。要想在政策方略上更弦易张，则需要在人事、国力诸方面形成相应条件之后。尽管二代的行为千差万别，但无非是两个方向；一是守成，二是变革。
守成的二代皇帝，有成有败。最惨的是秦二世和晋惠帝。秦二世因为其皇位来得不正，尽管他也想守住秦始皇开创的家业，但立足于阴损的基石，完全依靠赵高，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式，没用多久就完成了朝臣的逆淘汰，把自己推入深渊。晋惠帝接手的天下本身就存在极大隐患，晋武帝片面吸取曹魏限制宗室而外臣得势的教训，大封皇族，晋惠帝却不是一个能够掌握舵把子的主儿，皇后贾南风又不是一个能与吕后并论的主儿，根本驾驭不了宗室诸王，最终毁了西晋的天下。
守成最成功的，当属东汉明帝。他“尊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东汉之所以能够长久，光武帝的开国固然功不可没，但明帝和章帝的铺垫也是关键。有些守成者，例如汉惠帝，就其个人来说命运不好，但国家的命运却走上了萧规曹随的正道。至于刘禅之类守成而无成的帝王，除了个人智能因素外，往往同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像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二代君主，“时势造英雄”的情境显然要大于“英雄造时势”的作用，二代多被时代湮没。
变革的二代皇帝，也有成有败。败得最惨的是隋炀帝。他的情况与秦二世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炀帝能力极强，天资聪颖，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赢得了声望，平定东吴时得到朝野称赞。然而炀帝太过好大喜功，事业过大，项目过多，远远超出了当时天下所能负担的程度，最终葬送了隋朝基业。
变革最成功的，当属唐朝太宗和清朝康熙，他们的前任都没有完成立国大业，二人几乎都有二次创业性质，相当于开国皇帝。唐太宗与隋炀帝能够形成鲜明对照，论两人的智力能力，隋炀帝不在唐太宗之下；取得帝位的方式，两人可说是如出一辙；两人面临的外界情境，基本上大同小异；然而，一成一败，其名声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隋代文帝多有创制，已经形成可观的建树，就像公司经过快速扩张后需要二代继承人稳住阵脚类似，而炀帝还嫌文帝的摊子铺得不大，发展不快，弯道超车，当然翻车的概率极大。唐代高祖并未形成自己的辉煌业绩，仅仅是搭起公司的框架，从产品到市场都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太宗的求治张力恰到好处。从一代到二代，一张一弛，继承人在量力用权时，首先需要判断前任的张力如何，是刚刚开弓还是已经满弦，进而确定自己的基调是张是弛。
凡是失败很惨的二代，人们往往批评其不自量力，但多忽视了造成不自量力的机制。从历史来看，二代用权能否把握恰当，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负反馈。唐太宗的成就，建立在他善于纳谏的基础上。即便是以武力逆取侄儿政权的明成祖，所建立的东厂名声极为恶劣，但却有效保证了他能够得到正规渠道无法获得的官场信息。单纯从统治技术来看，皇帝能否解除官僚系统对自己的信息屏蔽，能够听到负面信息，是对权力运用形成校正的有效方式。只有正反馈而没有负反馈，再精密的系统也会在运行中崩溃。一般来说，一代皇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信息屏蔽不会过于严重。而二代接班之时，正规化也就意味着信息筛选和屏蔽的普遍化，缺乏负反馈的现象会日益严重。无论是守成还是变革，有较为完善的负反馈，则成功的几率较大，反之，则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境地，几乎肯定会失败。二代之蠢，往往不是智力因素而是信息因素决定的。
【title1】戒急用忍：二代变革得失谈
守成中有变革因素，变革中也有守成考量。就变革而言，最要紧的是戒急用忍。
二代的守成和变革不能截然分开，守成中可能含有变革因素，变革中也有相应的守成考量。然而，守成和变革毕竟不同，这两个方向的用力，需要有不同策略。单纯就变革而言，最要紧的是戒急用忍。
一般来说，开国君主传到二代，王朝的生命周期还处于上升阶段，变革的要求多不迫切。真正的大规模变革，往往是王朝中后期展开的。汉武帝改变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宋神宗用王安石全面变法，就是两个例子。从对王朝的影响而言，汉武帝是成功的，而宋神宗却失败了。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首先，这种大规模变革，需要有“产品”推出。汉武帝推出的“产品”，是独尊儒术旗帜下的有为政治；宋神宗推出的“产品”，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熙丰新政。相比较之下，汉武帝显然手中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他有文景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为后盾，而且经过自己的多年准备，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执政班底。宋神宗则不一样，他面临的是重新调配社会财富问题，而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设计无法使利益相关者普遍获益，在变革之初并未形成朝野的全面支持。
其次，汉武帝在成长过程中，曾经不断试探。窦太后崇尚黄老，汉武帝不得不牺牲推崇儒术的赵绾和王臧，一直到窦太后去世后才可以放手“更化”。为了使自己的主张通行无阻，汉武帝重用平民出身的公孙弘，把丞相由决策者变成执行者，在自己身边以“中朝”方式建立了决策中枢，通过人事的不断调整使整个朝廷都听命于己，这些都为推行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宋神宗则一上台就急于变革，尽管他也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但那不过是一个类似于政策研究室或者体改所式的机构，在朝廷重臣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就拉开了改革帷幕，始终依赖的班底不过是王安石以及少量新进官员。
再次，汉武帝所用的董仲舒思想，以“公羊春秋学”构建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依据，对天命的推崇和对儒学的强调使其变革具有理论支持，在独尊儒术后并不禁绝其他学问，在人事班子调整和中朝体制建立后并不禁绝不同意见，所以其变革过程中信息负反馈一直存在。而宋神宗的变革尽管以《周礼》为依据，以“三代之治”为理想，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并未成为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而且为了变法压制不同意见采用打压手段，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支配改革时，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放在对抗天命、对抗祖制、对抗舆论的位置上，其失败在所难免。
另外，当变革出现问题后，汉武帝和宋神宗二人的不同应对，给他们的二代留下了不同遗产。汉武帝晚年有轮台悔过之诏，使昭宣二帝能够顺理成章地改变政策。而宋神宗则抱住新法不放，在王安石罢相后仍然坚持变法，史称“帝终不觉悟”。由此而导致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主持的“元祐更化”反弹过度，引发翻烧饼式的党争，北宋王朝由此而万劫不复。
对皇朝继任问题的历史进行探究，可以给我们提供间接的经验参照。历史不可重演，却能够给今人启迪。古代的王朝与今天的公司最大的不同，是古代的王朝靠民心向背来检验，而今天的公司则靠市场涨落来生存。所以，古代的帝王之道并不能照搬到今天，但其中的逻辑却依然有效。
BOX 太子制度的理想与现实
二代的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代如何交班。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天下，满怀信心要将江山传于万世，却没想到自己死后赵高与李斯合谋立了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汉得天下，视秦朝短命的原因在于没有预立太子，并以此为教训健全了太子制度。此后，历朝历代，都视太子制度为国家根本，一直到清朝才有所变化。
从汉到明，预立太子并不完全取决于皇帝意愿，为了避免因为皇帝好恶引发继承动荡，即便是皇帝，也要基本遵照“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则。然而，这难免使皇帝有时对所立的太子不大满意，也有可能让晋惠帝那样的白痴接班。所以，总有皇帝想挑战这一规则。从汉高祖刘邦打算以赵王如意替换刘盈起，历朝在太子废立上都充满了惊险情节，一直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争国本”，坚守规则信念的大臣们，以性命相争，同时也以万历皇帝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为代价，保证了立太子的规则不被打破。不过，这种依靠血统和生母身份、出生先后的排序方式所确定的太子，不少缺乏胜任总裁的能力，有的还有重大缺陷。到了清朝，太子的废立成为折磨康熙皇帝的头痛事，雍正顺势把预立太子制改为密建皇储制，使这一问题有所改善。
任何一个皇帝，都极其重视太子的养育。然而，由于太子的特殊地位，特别是为了防范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的担忧（例如，以宋太宗之智商，竟然在得知官民称颂太子时也感到不自在，向宰相寇准发出“四海心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的感叹，可见一斑）。从汉到明，培养太子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差劲。为了弥补太子制度的不足，历代又形成了相应的一些辅佐方法，例如太后听政，先帝临终前指定顾命大臣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处于两难之中：不是架空了皇帝，就是催生出母子冲突或者君臣冲突。当皇帝无力行使权力时，这些措施确有必要；而皇帝胜任时，这些措施不仅多余甚至有害。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老皇帝总希望小皇帝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他总是希望太子能够像自己。皇帝与太子的种种矛盾，通常都与“肖”与“不肖”有关，废立之意往往由此而起。这种氛围，不是打磨掉太子的棱角，就是养育出作秀的演技，还有可能因压抑而滋生出暗藏的叛逆心理。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古代的帝位继承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即便是相当有魄力的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如果接二连三受挫，锐气也会消磨殆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求接替者出类拔萃，只求最高权力能够平稳过渡。试图培养圣贤的方略，到最后不过是力求接班人能达到看得过眼的智能；教育太子的举措，到最后不过是希望他能掌握基本的常识；指向明君的训练，到最后不过是祝愿他不至于过分昏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