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接班”史话
【deck】二代接班,要评估制约的力道、掂量自己的实力、判断前任的张力,再戒急用忍地变革或守成。
不论是公司还是王朝,能否传承久远向来是创始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与欧洲相比,一个明显不同是王朝更迭的差别极大。在官方,春秋时代就有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在民间,不知起于何时的“富不过三代”民谚流传极广。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到“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唱词,无不充满了对世事无常、兴衰更替的感叹。
在讨论继任问题之前,先要弄清两种继任的区别。第一种是血缘造就的继任,第二种是竞争产生的继任。对这两种继任的区别,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已有深刻揭示。有些领域必须排除竞争,否则就会动乱不已甚至血流成河,所以只好天定;有些领域则适宜恰当的竞争,否则就会能力低下乃至尸位素餐,所以就要选贤。简单说,王国维论证了继任问题上的“天人之分”:嫡长子继承制属于天定,天定就可以排除竞争;而治理国家需要才干,才干则要靠人为的选贤任能;二者的区别在于“有土”和“图事”,相当于“所有者和经理人”。就以大名鼎鼎的姜太公来说,在齐国是所有者,所以是以排除竞争的分封方式确立继承人的;但在周天子身边是辅政者,所以是以选贤方式拔擢的。本文涉及的继任,限定在皇帝二代上。皇帝往往是兼董事长与总经理于一身的总裁,因而不算离题。为了讨论方便,本文以开国皇帝的父子传承为主,仅仅在需要对照论述时加以适当扩展。惟有大规模变革往往在王朝中后期进行,所以二代的变革考察不以开国皇帝的传承为限。
【title1】如何量力:二代上手后的制约与突破
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有一个较为长期的积聚力量、搭建班子、从政策吹风到局部试探的过程。
皇帝二代在接班之后,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会遇到多种制约。那种认为只要大权在握就能号令天下的想法,不过是“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而已。所谓量力而行,首先是判断制约自己的各种力道,其次才是掂量自己的实力。
二代即位后,有可能还有太上皇。皇帝只有韬光养晦一条路。人们都知道嘉庆的头上曾经有乾隆,但那不过是几年光景。宋高宗退位后,当太上皇长达25年(孝宗当皇帝不过27年)。南宋二代孝宗平反岳飞冤案,重用老将张浚,显然是要一反高宗的对外方略。高宗坚决反对,孝宗力不能逮,最后只好走上和议老路。
即便没有太上皇,还可能有太后掣肘。西汉惠帝执政,本来是想有所作为的,但看到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遇害的惨状,吓得魂飞魄散,干脆以酒色自戕,政务全交给吕后,导致司马迁写《史记》时惠帝无纪。即便太后专政达不到吕后的程度,皇帝也会受到极大限制。看看史书记载的宋朝仁宗时期的刘太后听政,再看看清朝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冲突,就可以知道来自太后的制约有多么强悍。那怕是不临朝的太后,也对政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汉文帝时的薄太后,汉武帝时的窦太后,哪一位不是政务上的大拿?皇帝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有一个较为长期的积聚力量、搭建班子、从政策吹风到局部试探的过程。
既没有太上皇又没有太后干政,皇帝能否为所欲为?还有很多变量,其中一个变量就是祖制和礼制。祖制和礼制的长处,是能增强政局的稳定性和正当性,但短处也显而易见,即极大增加创新的阻力,处理不当还会产生高管层的摩擦甚至分裂。最典型的例子如明朝的“议大礼”。正德皇帝无嗣,嘉靖皇帝以安陆兴献王的身份承继大统,他试图尊崇自己的生父为皇考,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执政大臣反对,嘉靖皇帝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大批朝臣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也激发了张璁等部分投机者逢迎皇帝以图重用的心理。这一礼制之争,是嘉靖40年不上朝的导火线,也是明朝政坛风气变坏、党争兴起的源头。
对二代的最直接制约,来自先帝的人事班子。汉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名帝,恰恰是因为他入朝主政时没有自己的班子。文帝本来是代地藩王,是周勃他们一帮开国元勋收拾了吕氏之后请来长安的。文帝被立的一个真实原因是他在朝中没有实力,对元老重臣不会构成威胁。此后多年,文帝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个贾谊想提拔起来,又遭到周勃等人的反对而不得不贬斥外放。这种制约,却正好符合传统文化对明君的克制要求,成就了文帝的无为而治。
一代皇帝往往也会考虑到继承人的操作问题。唐太宗对李勣的安排就堪称一例:唐太宗曾经有意识地选择李勣为托孤之臣,当李治被立为太子时,李勣出任太子詹事。但在临终之前,唐太宗却采取了一个常人想不到的方式,把李勣贬到外地,他对李治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责令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旧唐书·李勣传》)相比之下,明朝朱元璋的方式就要残酷一些。他也知道自己的太子(还有皇太孙)难以驾驭那些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于是以屡兴大狱的方式,通过胡惟庸案、蓝玉案等诏狱屠戮功臣,但朱元璋却没想到,正是他铲除了功臣,导致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缺乏得力的将帅,给朱棣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二代皇帝必须清楚,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是靠父辈的余荫,是无法成就自我的。老皇帝的安排越周到,小皇帝的自身作用越难发挥。凡是二代成就突出的,基本都属于上一代的政治遗产不丰厚。
由此可见,二代一旦接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判断制约自己的因素。大量的制约因素,只能顺应,难以突破。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力改制,十有八九效果不佳。一般来说,太上皇和太后的制约最难打破,这里面涉及的不仅是政治,而且还有伦理。在制度规范的突破上,如果过多倾向于皇帝个性的发展,就可能与政务形成尖锐冲突。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这一冲突的表现最为明显,其结果就是皇帝按照自己的个性我行我素,大臣按照礼制规范与皇帝对立,造成国家的撕裂,同时给品行不端的奸佞之徒可乘之机。就国家的稳定和事业的发展而言,人事班子是突破的基础,考虑到皇权对人事的决定作用,如何形成自己的团队,是有志于青史留名的二代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在团队组建和培育中,“近君子、远小人”是成就事业的基本准则。在中国古代,皇帝量力而行,不是自量才智,所量之力主要是用人的权威性。
【title1】如何用权:二代的守成与变革
继承人在量力用权时,首先需要判断前任的张力如何,是刚刚开弓还是已经满弦,进而确定自己的基调是张是弛。
由于有上述限制,历史上的二代皇帝除非有特殊机遇,很少有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变革祖制者。要想在政策方略上更弦易张,则需要在人事、国力诸方面形成相应条件之后。尽管二代的行为千差万别,但无非是两个方向;一是守成,二是变革。
守成的二代皇帝,有成有败。最惨的是秦二世和晋惠帝。秦二世因为其皇位来得不正,尽管他也想守住秦始皇开创的家业,但立足于阴损的基石,完全依靠赵高,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式,没用多久就完成了朝臣的逆淘汰,把自己推入深渊。晋惠帝接手的天下本身就存在极大隐患,晋武帝片面吸取曹魏限制宗室而外臣得势的教训,大封皇族,晋惠帝却不是一个能够掌握舵把子的主儿,皇后贾南风又不是一个能与吕后并论的主儿,根本驾驭不了宗室诸王,最终毁了西晋的天下。
守成最成功的,当属东汉明帝。他“尊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东汉之所以能够长久,光武帝的开国固然功不可没,但明帝和章帝的铺垫也是关键。有些守成者,例如汉惠帝,就其个人来说命运不好,但国家的命运却走上了萧规曹随的正道。至于刘禅之类守成而无成的帝王,除了个人智能因素外,往往同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像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二代君主,“时势造英雄”的情境显然要大于“英雄造时势”的作用,二代多被时代湮没。
变革的二代皇帝,也有成有败。败得最惨的是隋炀帝。他的情况与秦二世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炀帝能力极强,天资聪颖,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赢得了声望,平定东吴时得到朝野称赞。然而炀帝太过好大喜功,事业过大,项目过多,远远超出了当时天下所能负担的程度,最终葬送了隋朝基业。
变革最成功的,当属唐朝太宗和清朝康熙,他们的前任都没有完成立国大业,二人几乎都有二次创业性质,相当于开国皇帝。唐太宗与隋炀帝能够形成鲜明对照,论两人的智力能力,隋炀帝不在唐太宗之下;取得帝位的方式,两人可说是如出一辙;两人面临的外界情境,基本上大同小异;然而,一成一败,其名声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隋代文帝多有创制,已经形成可观的建树,就像公司经过快速扩张后需要二代继承人稳住阵脚类似,而炀帝还嫌文帝的摊子铺得不大,发展不快,弯道超车,当然翻车的概率极大。唐代高祖并未形成自己的辉煌业绩,仅仅是搭起公司的框架,从产品到市场都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太宗的求治张力恰到好处。从一代到二代,一张一弛,继承人在量力用权时,首先需要判断前任的张力如何,是刚刚开弓还是已经满弦,进而确定自己的基调是张是弛。
凡是失败很惨的二代,人们往往批评其不自量力,但多忽视了造成不自量力的机制。从历史来看,二代用权能否把握恰当,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负反馈。唐太宗的成就,建立在他善于纳谏的基础上。即便是以武力逆取侄儿政权的明成祖,所建立的东厂名声极为恶劣,但却有效保证了他能够得到正规渠道无法获得的官场信息。单纯从统治技术来看,皇帝能否解除官僚系统对自己的信息屏蔽,能够听到负面信息,是对权力运用形成校正的有效方式。只有正反馈而没有负反馈,再精密的系统也会在运行中崩溃。一般来说,一代皇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信息屏蔽不会过于严重。而二代接班之时,正规化也就意味着信息筛选和屏蔽的普遍化,缺乏负反馈的现象会日益严重。无论是守成还是变革,有较为完善的负反馈,则成功的几率较大,反之,则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境地,几乎肯定会失败。二代之蠢,往往不是智力因素而是信息因素决定的。
【title1】戒急用忍:二代变革得失谈
守成中有变革因素,变革中也有守成考量。就变革而言,最要紧的是戒急用忍。
二代的守成和变革不能截然分开,守成中可能含有变革因素,变革中也有相应的守成考量。然而,守成和变革毕竟不同,这两个方向的用力,需要有不同策略。单纯就变革而言,最要紧的是戒急用忍。
一般来说,开国君主传到二代,王朝的生命周期还处于上升阶段,变革的要求多不迫切。真正的大规模变革,往往是王朝中后期展开的。汉武帝改变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宋神宗用王安石全面变法,就是两个例子。从对王朝的影响而言,汉武帝是成功的,而宋神宗却失败了。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首先,这种大规模变革,需要有“产品”推出。汉武帝推出的“产品”,是独尊儒术旗帜下的有为政治;宋神宗推出的“产品”,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熙丰新政。相比较之下,汉武帝显然手中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他有文景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为后盾,而且经过自己的多年准备,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执政班底。宋神宗则不一样,他面临的是重新调配社会财富问题,而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设计无法使利益相关者普遍获益,在变革之初并未形成朝野的全面支持。
其次,汉武帝在成长过程中,曾经不断试探。窦太后崇尚黄老,汉武帝不得不牺牲推崇儒术的赵绾和王臧,一直到窦太后去世后才可以放手“更化”。为了使自己的主张通行无阻,汉武帝重用平民出身的公孙弘,把丞相由决策者变成执行者,在自己身边以“中朝”方式建立了决策中枢,通过人事的不断调整使整个朝廷都听命于己,这些都为推行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宋神宗则一上台就急于变革,尽管他也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但那不过是一个类似于政策研究室或者体改所式的机构,在朝廷重臣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就拉开了改革帷幕,始终依赖的班底不过是王安石以及少量新进官员。
再次,汉武帝所用的董仲舒思想,以“公羊春秋学”构建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依据,对天命的推崇和对儒学的强调使其变革具有理论支持,在独尊儒术后并不禁绝其他学问,在人事班子调整和中朝体制建立后并不禁绝不同意见,所以其变革过程中信息负反馈一直存在。而宋神宗的变革尽管以《周礼》为依据,以“三代之治”为理想,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并未成为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而且为了变法压制不同意见采用打压手段,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支配改革时,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放在对抗天命、对抗祖制、对抗舆论的位置上,其失败在所难免。
另外,当变革出现问题后,汉武帝和宋神宗二人的不同应对,给他们的二代留下了不同遗产。汉武帝晚年有轮台悔过之诏,使昭宣二帝能够顺理成章地改变政策。而宋神宗则抱住新法不放,在王安石罢相后仍然坚持变法,史称“帝终不觉悟”。由此而导致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主持的“元祐更化”反弹过度,引发翻烧饼式的党争,北宋王朝由此而万劫不复。
对皇朝继任问题的历史进行探究,可以给我们提供间接的经验参照。历史不可重演,却能够给今人启迪。古代的王朝与今天的公司最大的不同,是古代的王朝靠民心向背来检验,而今天的公司则靠市场涨落来生存。所以,古代的帝王之道并不能照搬到今天,但其中的逻辑却依然有效。
BOX 太子制度的理想与现实
二代的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代如何交班。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天下,满怀信心要将江山传于万世,却没想到自己死后赵高与李斯合谋立了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汉得天下,视秦朝短命的原因在于没有预立太子,并以此为教训健全了太子制度。此后,历朝历代,都视太子制度为国家根本,一直到清朝才有所变化。
从汉到明,预立太子并不完全取决于皇帝意愿,为了避免因为皇帝好恶引发继承动荡,即便是皇帝,也要基本遵照“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则。然而,这难免使皇帝有时对所立的太子不大满意,也有可能让晋惠帝那样的白痴接班。所以,总有皇帝想挑战这一规则。从汉高祖刘邦打算以赵王如意替换刘盈起,历朝在太子废立上都充满了惊险情节,一直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争国本”,坚守规则信念的大臣们,以性命相争,同时也以万历皇帝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为代价,保证了立太子的规则不被打破。不过,这种依靠血统和生母身份、出生先后的排序方式所确定的太子,不少缺乏胜任总裁的能力,有的还有重大缺陷。到了清朝,太子的废立成为折磨康熙皇帝的头痛事,雍正顺势把预立太子制改为密建皇储制,使这一问题有所改善。
任何一个皇帝,都极其重视太子的养育。然而,由于太子的特殊地位,特别是为了防范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的担忧(例如,以宋太宗之智商,竟然在得知官民称颂太子时也感到不自在,向宰相寇准发出“四海心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的感叹,可见一斑)。从汉到明,培养太子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差劲。为了弥补太子制度的不足,历代又形成了相应的一些辅佐方法,例如太后听政,先帝临终前指定顾命大臣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处于两难之中:不是架空了皇帝,就是催生出母子冲突或者君臣冲突。当皇帝无力行使权力时,这些措施确有必要;而皇帝胜任时,这些措施不仅多余甚至有害。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老皇帝总希望小皇帝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他总是希望太子能够像自己。皇帝与太子的种种矛盾,通常都与“肖”与“不肖”有关,废立之意往往由此而起。这种氛围,不是打磨掉太子的棱角,就是养育出作秀的演技,还有可能因压抑而滋生出暗藏的叛逆心理。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古代的帝位继承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即便是相当有魄力的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如果接二连三受挫,锐气也会消磨殆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求接替者出类拔萃,只求最高权力能够平稳过渡。试图培养圣贤的方略,到最后不过是力求接班人能达到看得过眼的智能;教育太子的举措,到最后不过是希望他能掌握基本的常识;指向明君的训练,到最后不过是祝愿他不至于过分昏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