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悟
说来惭愧，在学校的时候，我虽然当过一段时间的班长，可与大多数同学并不熟悉，除了与同宿舍的同学和几个北京籍的年龄大的同学来往较多以外，与外地同学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了老婆孩子，生活负担比较重，我不能把生活担子完全推给我老婆，所以一到周末就赶紧回家，不可能与同学们整天厮混在一起。
真正与外地同学熟悉起来是在毕业之后。1982年毕业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不时到外地出差开会，这样就和被分配到外地的同学有了来往。其中接触较多的是水生和杨奕。几次去珠海和深圳，水生和杨奕都热情接待，连同老婆一起陪我吃饭，使我倍感亲切。但最使我感动的却是另外几个同学，虽然与他们接触不多，有的在毕业之后只见过一两次面，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十分深刻。
刘巽优，我管他叫老刘（他是文革前老高三的，比我大两岁），毕业之后回到了老家宁波。2002年秋天，我利用出差机会和当时在浙江海洋学院工作的百齐一起从舟山跨海到宁波镇海去看他。据说，这是毕业后老刘第一次“接见”北大同学。老刘在招宝山饭店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老刘还和在学校时差不多，话不多，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大概知道了他毕业后的情况。老刘先是被分配到了宁波师范专科学校当老师，由于学校解决不了老婆和两个孩子的“农专非”问题，只好委屈调到区政府工作。先是负责一些文秘杂事，后来当上了办公室主任。闲谈之间，老刘十分关心北大同学的情况，听说谁谁谁在北京当上了教授，谁谁谁在上海当上了教授，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嘴里喃喃地说：“我要是在那里，我也能当上教授。”我和百齐埋怨他毕业后不跟同学联系，他说混得不好，没什么可联系的。可后来他说出了一段话，我听后十分感动。他说，其实毕业之后，他曾去过几次北京，每次都一个人默默地回北大看看，没有和同学联系。我听了心中一震：是啊，毕业后，虽然同学们天各一方，为各自的生活和事业而奔忙，但每个人的心中都深藏着对母校的牵挂，对同学的惦念，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咱们班像老刘这样年纪大的外地同学，由于上学时就有老婆孩子，毕业的时候，没有一个留在北京。可他们都是当地高考的状元、榜眼或探花啊！如果他们留在北京，肯定不会留下比现在更多的遗憾。如果老仲毕业后不回露水河林场，可能就不会郁闷致病，英年早逝；如果水生、老袁和百齐能留在北京，可能比现在有更大、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想来老刘已经退休了，当时留下的电话也联系不上了。可每当想起在遥远的浙东小城还有一个我的北大同学，我就默默地祝福他晚年幸福，用享受到的天伦之乐弥补没有当上教授的遗憾。
武军，上大学的时候，我与武军并不熟悉，甚至不记得说过话。我只知道他来自江西吉安。武军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中联部，由于是同行，就有了一些接触。在1988年6月在湖北咸宁参加西欧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我遇到了武军。会议期间，我们有过几次闲聊，具体聊了什么不记得了，但印象中他在中联部工作好像不怎么顺心，精神也不怎么愉快。后来听说武军离开了中联部，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准备外派到澳大利亚使馆工作，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生病了。1995年2月10日，老蔡通知我武军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想起7年前在咸宁的闲谈，不胜感慨，特撰挽联，以示哀悼：
莘莘北大学子苦读寒窗七载欲作鲲鹏飞万里
勃勃外交新兵含泪抱病三年犹比蛟龙恨千秋
毕业后，咱们班已经有四位同学去了天国。最早是四川籍的陈一强同学。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与他并不熟悉，只是因为都喜欢集邮，与他交换过邮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工作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甚为可惜！第二个是老仲，由于年龄相仿，我与老仲在学校时接触较多，知道他上北大前是吉林抚松县露水河林场的中学教师。1981年，我和老仲、老白、李烨和小叶一起到编译局去实习，有了更多的接触。老仲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每年寒暑假总是返校迟到，问其原因，寒假总是“大雪封山”，暑假总是“洪水断路”，系里拿他也没办法。毕业后，他因为有老婆孩子（好像有三个孩子）回到了露水河。记得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来了一趟北京，还来过我家，商量从吉林调到湖北宜昌的事情。因为当时闹着要成立三峡省，而我舅舅就在拟为省会的宜昌，我可以帮忙联系。可惜闹了半天，三峡省没成立，其他地方也没去成。老仲很失望。不久就传来了老仲逝世的消息。还有一位是福建籍的同学柳宇之，上学的时候也接触不多，只知道是个很风趣的小伙子。在出事之前，他还来过北京，我们一起到老郭在万寿路农业部宿舍的家里吃过饭。小柳出事后，同学们联名给有关方面去信，希望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可惜营救未果。
之所以说这些，一方面是怀念这几位早逝的同学，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同学，一定要珍惜生命，有质量地活着，尽情地享受生活。更何况，只要我们活一天，国家就得给一天的钱，干嘛不活着呢？
王鸿信，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与鸿信在学校时并没有来往，但他在学校比较活跃，所以有一点印象。鸿信毕业后到西安外院教书，之后就没有了消息。1998年秋天，我去西安开会，会场正好在外院。于是我就打听，人家说不知道这个人。我只好打电话给学校人事处，他们告诉我，王鸿信早就调到西北政法学院去了（用鸿信的话说，“在西安外院‘骗’了个老婆就跑了”）。好在西北政法学院就在外院的马路对面，我就逃会去找他。鸿信见到我就像革命失败后失散的党员找到组织一样，很激动，也很兴奋，请我到家里做客，全家人陪我吃羊肉泡馍，游西安古城。闲谈之余，知道鸿信在西安组织了北大校友会，而且以校友会的名义办了京华学院，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不少高考落榜的困难考生圆了大学梦，为此，还受到团中央的嘉奖。记得离开西安时，会议安排了送机，可鸿信非要去机场送我。机场在咸宁，离西安很远，鸿信晕车，吐得一塌糊涂，很难受。我过意不去，让鸿信先下车回去，可鸿信执意不肯，一直送我到机场。飞机起飞后，我满脑子都是鸿信晕车呕吐的痛苦表情，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我到底有何德何能，值得同学这样款待我，这样敬重我，还不是我们都是北大同学吗！
几个年龄小的同学管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同学叫大哥，可我这个大哥，很惭愧，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给同学们做过多少事，毕业后人微言轻，就更帮不上他们的忙了。但像鸿信、宝友、太淼、王东、小白（内蒙）、国力对我很尊敬，也很帮忙，使我非常感动。我想，同学之间是不分年龄大小的，也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只要是北大同学，就有了这份感情，有了这份感情，就是走到天边，也不会感到孤独。
顾兴斌，上学时，我与小顾同住一个宿舍，虽然熟悉，但来往却不多。他是山东济宁地区文科高考状元，当时比较自负，也比较有个性。可能是因为性格原因，他与包括我在内的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有过不愉快。毕业后，他去了江西，在南昌大学当老师，就失去了联系。2007年，文成到外地开会，遇到了小顾，文成告诉了我，我即通过email 与小顾联系上了。
2008年春天，我去汕头，想顺路看看小顾。小顾知道我要去，就邀请我到南昌大学做学术报告。在机场出口，我看到小顾带着两个研究生来迎接我，当他们把鲜花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流泪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这一刻，所有的不愉快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有北大同学之间的情谊，只有彼此26年的牵挂和惦念。
在南昌的几天里，小顾陪我游义安古镇，陪我登滕王阁，冒雨带我到临川凭吊汤显祖墓。我知道小顾毕业之后工作和学习都很努力，不仅到英国进过修，而且边工作边学习，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一边当教授一边兼任学校的行政职务。最令人羡慕的是，我看到小顾有个幸福的家，爱人是江西人，漂亮贤惠，儿子很优秀，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我为有小顾这样一位北大同学感到骄傲！
最后，我想说的是，Hi, 我的北大同学，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和你们成为北大同学。
（本文是为毕业30周年纪念册所撰写的系列文章之二）
2013年春于北京市西城区中新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