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暑假过后一开学，系里就派我们几个同学（白晓涛、仲伟学、李烨、叶自成和我）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去实习。中共中央编译局，社会上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机构，可我们是学国际共运史的，马列著作是我们必须要学的，而马列著作大多数都是由这个机构署名翻译的，而且系里还曾经请过这个机构的几位专家来给大家开过讲座，比如当年的局长王惠德，就是著名的理论家，再比如后来成为我的恩师的殷叙彝、李宗禹两位老先生以及研究拉萨尔的专家张文焕先生，都是我们这个领域的泰斗级的专家。不过我由于心思不在这上面，所以对他们给我们讲了些什么，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我知道这个机构，而且猜想这个机构的名称大概是全中国名字最长的一个机构。它的全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和翻译局”，一共是29个字。如果念全了，一口气未必能念下来。可能是事先商量好了，在去编译局实习的同学中有四个是学俄文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学英文的，不过我因为大学英语免修，在大二的时候也修过一年俄文。

我虽然在北京长大，但当时却不知道编译局在什么地方，只知道是翻译“共产主义圣经”的地方。到了编译局才知道这么神圣的地方，居然窝在一条曲里拐弯的叫西斜街的小胡同里，一点儿也不起眼，而且周围还有两条名字暧昧的小胡同：花枝巷和粉子胡同。不知道这块地方在历史上是不是也同前门外西河沿那边的八大胡同一样，是风月场所的集中地。

到编译局实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听我们实习的单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的主任李宗禹同志给我们介绍编译局和研究所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是去实习，所以我们都管编译局的同志叫老师，不管年轻年老。有一些年轻同志是早来的，比我们小，我们也叫老师。我觉的很滑稽。他们也没有教过我们，而且年龄看上去明显比我们小，为什么我们管他们叫老师呢？后来我到编译局工作就依照当时中央机关的好传统，随着老同志一起，一律将老同志叫老什么，姓什么就叫什么，比如将李宗禹叫老李，将殷叙彝叫老殷，甚至将当年的局长宋书生也叫老宋。李老师是解放前入学清华外文系的，在国内共运史学界是位有影响的专家。我记得在介绍完基本情况后，他说，搞我们这一行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要有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二是要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三是要有较好的外文基础；四是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后来我知道，李老师这样讲，不只是泛泛而谈，因为当时编译局调入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学外语的，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都需要在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进行补课。好在我们不是专业学外语的，在学校的时候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比如马列著作选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等课程，与纯外语专业的毕业生相比较，可能有一定的优势。不过就外语来说，特别是口语，我们同他们还是有差距的。后来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发现，果然从北大和复旦分来的纯外语专业毕业的同事需要补共运史和理论课，因为如果不补，就是搞翻译，也经常出现在专业人员看来是笑话的错误，更不用说搞研究了。但他们对理论和共运史研究提不起兴趣，勉强待了几年，就先后调走或者出国了。

那次实习，没有什么具体任务，比如写实习报告什么的，只是给每个人发一篇外文文章，让我们翻译，然后请指导老师校改。我记得让我翻译的是从美国学者写的一本关于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著作中节选出来的一段文字，翻译出来大约三四千字。我很快就翻译完了，因为我在上学期间和同学门一起在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先生的指导下翻译过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的著作，也翻译过关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是教“印度革命和印度共产党”这门课的老师陈峰君先生请我帮助他翻译的，可能是他搞教学和研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更早的时候，是我在外文印刷厂当工人的时候，翻译过德国海德堡印刷机的英文资料）。翻完之后，我又依照过去的经验仔细推敲、打磨了几遍，才交给我的指导老师杨彦君校改。杨老师是湖南人，北大俄语系科班出身，但英文和德文都不错（编译局的老专家都不得了，光外语就会好几门）。他给我校改后，就把稿子还给我，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我对照原文仔细看一遍。说实话，由于我过去搞过翻译，自认为翻译得不错，可一看杨老师给我改的稿子，“我的天啊！红红的一大片！”（杨老师是用红笔校改），于是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不过，仔细看看，我的译文经杨老师一勾一抹，一删一添，的确顺畅多了。特别是把校改过的稿子誊清后再小声地读出来，确实比我翻译的原稿通顺了很多。从此，我无论是翻译还是写文章，遇到佶屈聱牙的句子，就反复修改，直到读起来通顺流畅为止。这也许是那次实习的收获吧？

当然，我到编译局实习最大的收获是，一年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共中央编译局，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

                                   （本文是为毕业30周年纪念册所撰写的系列文章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