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对人性的看法，许多学者根据《孟子》书中出现两次的「性善」一词，就认定儒家的主张是「人性本善」。如果追究这种性善说的理由，则答案可以再推到孟子所谓的「心是善的」。但是，孟子对「心」的观点远比此说要复杂多了。本文将扼要叙述其中缘由，指出孟子的「心」概念实有双重作用，并且最多只能肯定「心」是向善的而非本善的。

一，心是浮动的意念

在《孟子》书中，「心」字出现超过百次，是所有涉及「人」的理解中最常见的。相对于此，《论语》中的「心」字只有六见。由此可知，从春秋到战国，人们的自我意识或主观看法，得到长足的发展。

「心」字的一般用法是指人的意识作用，可以观察、比较、衡度事理、表达心思与想法。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它显然是以自我为主，而与别人未能互通，甚至彼此对立。我们可以简称之为「心意」。

譬如，〈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认为自己对于国事「尽心焉耳矣」，他口中的「尽心」当然不是孟子〈尽心上〉所谓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那种「尽心」。同样的词语却有毫不相干的指涉，这是因为孟子另有一套关于「心」的理论。

对当时的诸侯来说，「心」无异于自己心中所想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只顾自己而不管别人的。简单说来，就是想要统一中国、称霸天下。诸侯如此，底下的大夫与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正是孟子在〈梁惠王上〉开篇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这样的心只是人这种高级生物的官能之一，它的思考作用全依耳目口鼻等「小体」的本能需求而运作，所以显示为无穷的欲望。试问：若是没有这样的心，耳目口鼻又怎么会逾越分寸而不知收敛？

孟子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正人心，息邪说」（〈滕文公下〉）。从他论断「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的人心全都走偏了。杨朱与墨翟是思想家，还各自提出了一套理论可用以宣传介绍及吸引民心。在孟子看来，个人心意过于「利己」，还算是小问题，若是人生观陷于异端的陷阱，才是大麻烦。于是他作了迅速而犀利的推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孟子知道思想的力量很大，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公孙丑上〉）以及「作于其心，害于其事」（〈滕文公下〉）。这样的心可能「放」（失去），也可能「陷溺」。如果这是心的全部真相，人类还有什么希望？

二，心的正确运作

因此，孟子的「心」字有两种用法：一是指一般人的意识作用，它往往配合身体的需求而显示具体的欲望；这种心只会造成我与别人的区分与对立。二是指本心，这种心打通人我隔阂，就是「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梁惠王上〉），可以做到推己及人的「恕道」。那么，孟子如何谈论这样的心？

首先，这种心在人我互动的情况下最容易出现。古代帝王推行仁政，是因为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齐宣王「见牛未见羊」，孟子肯定他，说「是心足以王矣」，但孟子要他继续推扩到百姓身上（〈梁惠王上〉）。因此，人只要见别人受苦而觉得不忍，这种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最明确的说法是他的「心之四端」之说。孟子的四端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告子上〉）。在列出这四端之前，他举的例子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乍见孺子」处于险境，使我暂时抽离人我对立的状态，引发本心的不忍。恻隐之心是如此彰显的，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然。

其次，心之四端需要「存养充扩」。这里面临了诠释上的大问题。孟子明明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这表示由这四端可以进而实践「仁义礼智」这四种善。人所有的只是四端，正如孟子接着说的：「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四端使人可以做到「四善」，就像四体使人可以进行各种活动。

然后，即使是这种具有四端的本心，也需要认真守住，否则就会「失其本心」（〈告子上〉）。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也表达同样的观点。孟子认为，君子与百姓之别，在于「存心」：「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为何这么说？因为心只有四端而没有天生的四善，所以要用四善来引导及匡正四端，使源与流相互印证激荡，更能有恒于行善。

孟子引述孔子所谓：「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向﹞，惟心之谓与！」（〈告子上〉）这表示心是动态的，关键在于人是否真诚。孟子在〈离娄上〉宣称「思诚者，人之道也」之后，接着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此，「动」字意指主动的力量，就是由被动变为主动，会要求自己去行善。我们依据人的这种「心」，亦即由真诚会产生动力状态，去描写人性为「向善」，不是很恰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