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的新进展﹡
——兼评2011年度克拉克奖得主乔纳森·莱文的经济思想
阳立高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摘 要：美国经济学会宣布，将2011年度克拉克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莱文，以表彰他在产业组织理论与微观经济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本文从契约理论、市场组织与设计、信息不对称、网络经济学、不完全竞争市场五个方面对乔纳森·莱文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文进行介绍与评价，并梳理了他的经济思想与突出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产业组织理论；乔纳森·莱文；经济思想；克拉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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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乔纳森·莱文（Jonathan Levin）是产业组织理论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杰出代表，在契约理论、市场组织与设计、信息不对称、网络经济学、不完全竞争市场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2011年4月15日，美国经济学会宣布，将本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Economist Award）授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乔纳森·莱文，以表彰他在这些领域的突出成就。克拉克奖素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誉，在经济学界的影响仅次于诺贝尔奖。克拉克奖是1947在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克拉克诞辰100周年之际设立的，专门用于奖励为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的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其首届获奖者也是1970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现在，克拉克奖已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据最新资料显示，曾获得该奖的32位经济学家中，已有12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乔纳森·莱文代表了产业组织理论和微观经济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他的研究使高深理论、经济方法与理论应用浑然一体。”美国经济学会在宣布他荣获克拉克奖时说。事实上，莱文的研究方法很宽广，他经常将一系列高深的、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与严谨的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在契约理论、市场组织与设计、信息不对称、网络经济学、不完全竞争市场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本文将对莱文在这些领域发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M501268）、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编号：2012ZK2002）、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编号：12C0044）、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010YBA011）资助、湖南省国际经济与国际工程管理研究中心基金（编号：12IEPM11）与湖南省企业管理与投资研究基地项目（12jdyb08）联合资助。
表的系列重要论文进行介绍与评价，对其经济思想与学术贡献进行梳理。
二、契约理论
莱文的早期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对长期契约关系属性的研究，他在系列论文中对契约条款进行了合理的设计，并使其成为研究关系契约的标准范式。由于现实交易的复杂多样性使交易属性很难用指标与数据度量，从而为契约理论研究的实证检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莱文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对契约交易属性进行指标量化与微观数据的收集处理，构建了“自制或外购”决策模型和消费贷款需求模型等许多用于研究契约理论的经典模型，为推动契约理论的实证检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莱文在关系契约理论研究上很有建树。关系契约理论是伴随着标准契约理论对现实解释的无力而产生的，并逐步成为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多边契约与雇佣关系》（2002）一文中，莱文通过构建公司与员工之间的长期雇佣关系契约模型，对经济衰退期公司难以下决心减薪或裁员，和有些公司开始对员工采取终身聘用制等现象进行解释，并就如何在对所有员工进行承诺和更有针对性地对单个员工或不同员工群体进行承诺之间权衡的问题展开了研究。他将前者模型化为多边关系契约，而将后者模型化为双边关系契约，并认为前者的激励性强而弹性不足，后者恰好相反。莱文将雇佣关系模型化为公司与员工之间的一个重复博弈，并将确定员工期望的过程视为在不同关系契约形式之间的选择。在多边关系契约中，公司会遵守承诺，因为他担心任何的偏差都可能导致与所有员工关系的破裂。相反，在双边关系契约中，公司则可能会违反与小部分员工的契约条款而保持与大多数员工的良好关系。多边契约的利益关系类似于产业组织里的多边市场契约：违约所受的惩罚会更严重一些，而且调整多边契约的成本也会增大（Bernheim和Whinston, 1990; Bendor和Mookherjee, 1990）。许多公司的案例都表明，当公司市场地位发生变化而需裁员或其它人事调整时，想违背多边契约将举步维艰。Mills和Freisen（1998）认为，一般都会将裁员作为违反劳动契约，并且将引发雇员的严重不满与公司道德问题。许多学者强调，长期关系是日本企业雇佣契约的一个核心特征（Dore, 1983; Williamson, 1985; Taylor与Wiggins, 1997）。这些关系的许多特征都具有多边关系属性，就像Williamson所描述的那样，丰田公司将供应商组织成结构松散的协会，该协会可以作为论坛来讨论相关信息的声誉。莱文还指出，自从Klein与Leffler（1981）关注顾客关系以来，就普遍将公司声誉视为与顾客的隐性契约。为融合这个特征，必须将莱文构建的公司与员工之间的长期雇佣关系契约模型进行修正，但在双边契约与多边契约之间的选择依然是相关的。这可以得到解释，如在维持一系列独立而独特的品牌和建设更加广泛的品质声誉之间的选择。当然，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意义重大且非常有趣。
此外，在《关系激励契约》（2003）一文中，莱文还对自我强制实施的关系激励契约设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对于契约关系而言，诚信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即使是在相对复杂的环境使当事人难以精确地判断对方成本或努力的情况下，也可能缔结当事人会履行的诚信契约。但这些契约相对局限于完全可信的法庭能监督和强迫所有的协议都能得到实施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效果，莱文将这种局限性简化为保证金的弹性模型。结果发现，能对最优关系激励计划的某些特征进行量化处理，并将其与标准的激励理论模型进行比较。例如，除非当事人受到伤害，否则最优契约将不会对私人成本信息进行甄别与筛选。莱文指出，将绩效与报酬联系在一起的契约有利于激发员工的潜能。但在实际工作中，完全依靠契约中的激励条款行事却几乎不可能，因此，现实中的激励常常是非正式的。关系契约激励观认为，执行契约的困难既产生于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又产生于主观绩效评价。在实际工作中，关系激励契约的履行并不依赖于完善的绩效评估，而是取决于保持关系的未来期望值。莱文还强调了关系契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绩效评估等主观因素，并与Baker（2002）等人一样，认为关系契约是建立在对未来关系的价值之上的。更一般地说，莱文提出的研究框架可能在管理、雇佣契约、纵向供给契约等很多激励理论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
莱文对契约理论的实证检验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通过大量的数据资料与模型分析，证明公共服务具有政府契约的高成本性与居民质量感知的高敏感性，因而难以私有化。近二十年来，关于私人能否比政府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引起了经济学界激烈的争辩，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应担当什么角色，及什么原因可导致政府提供服务的私有化等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积极思考。关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化问题，至少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大量分析，认为由私人“自制或外购”公共服务是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Williamson，1985；Hart. Shleifer &Vishny，1997）；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政府应当将提供公共服务局限于政府内部以获利，只有在市民不满意或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才将提供公共服务私有化，而且应控制私人利益以增加政府收益（Boycko& Shleifer& Vishny，1996）。莱文在《政府服务契约：基于美国城市的理论与实证》（2010）一文中，在借鉴Williamson（1975，1985）、Holmstrom与Milgrom（1991）、Sclar（2000）、Warner和Hebdon（2001）、Brown和Potoski（2003）的建模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美国城市政府这一层面，对美国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选择、服务特征、城市特征等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并将这些指标数据作为政府契约的重要决定因素，构建了重在如何均衡生产效率和契约管理成本的“自制或外购”决策模型，用于研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模式的优化问题。莱文认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往往采取两种模式：一是通过薪酬激励政府内部成员提供；二是通过签订契约授权由私人部门提供。他通过建模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由于对政府雇员的激励力度不大，内部提供模式的生产效率不高，但契约成本很低，而外部提供恰好相反。这表明，政府公共服务私有化要因服务内容不同而选择不同模式：对难以规范化、监督或调控及难以标准化的服务更应倾向于内部提供，反之亦然。莱文还运用国际城镇管理协会（ICMA）通过调研收集的一千多个美国城市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些数据包括公共工程、交通（道路建设、街道清扫、垃圾处理）、安全（消防、公安、紧急服务）、医疗卫生、公园、娱乐、文化事业与行政管理等。主要结论如下：一是80%以上的公共服务都由政府内部提供或政府通过与私人部门签订契约授权提供，只有小部分但很重要的公共服务是由政府通过与其它公共机构签订合同授权提供的。二是在服务本身难以运用契约来规定和市长追求政绩的情况下，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更少。三是居民对服务质量高度敏感的情况下，会降低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四是城市规模对公共服务的私有化程度影响很大，越小的城市越倾向于通过签订契约授权予其它公共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而越大的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私有化程度越高。五是任命制市长比选举制市长管理城市更倾向于公共服务提供的私有化。当然，莱文是运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的，他指出，如果运用动态数据对政府公共服务私有化进行研究，将具有更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三、市场组织与设计
莱文的第二个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稀缺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问题上，他试图分析改革市场规则与制度能否导致更多的产出。由于他的研究融合了经济学理论、新颖的实证方法和新的洞察力，所以非常有影响力。
在《互补性物品的最优拍卖》（1997）一文中，莱文运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进行拍卖的大量微观数据进行模型构建与计量分析，对互补性物品的最优拍卖机制进行研究。他指出，当消费者信息完全对称时，最优拍卖程度是捆绑销售与标准拍卖程序。然而，捆绑销售是不可取的，标准拍卖也难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此外，因拍卖会对有掩饰真实偏好的强烈动机的竞标者产生歧视，所以最优拍卖难以实现社会效率。关于互补性物品的拍卖设计，McMillan（1994）指出，最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拍卖设计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么解释频谱牌照之间可能存在的互补性，牌照是应该捆绑还是单独拍卖？应该采取什么形式进行聚合？互补性是怎样影响拍卖的潜在效率与收益的？这些问题在前人的拍卖程序设计中已经涉及到了（McMillan，1994；Cramton，1995；Chakravorti et. Al，1995），但直到最近，才开始对多物体拍卖互补性的重要性展开研究。Gale（1990）认为，以超加价值将相同物品卖给投标者的卖者通过捆绑拍卖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莱文则试图在更重要更普遍的案例中研究互补性拍卖的利益最大化。Myerson（1981）和Riley、Samuelson（1981）的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标准的第一价格与第二价格拍卖不仅生产的平均利益相同，而且底价也相差无几，这也是拍卖单件物品的最优方式。Maskin、Riley（1989）及Bulow、Roberts（1989）的研究表明，基于正确的底价，标准拍卖才是最优的。但Maskin与Riley（1989）也指出，当购买者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时，标准拍卖不再是最优的，在那种情况下，卖方将使用非线性定价方案。莱文采用了和Maskin、Riley相反的策略，即用商品互补性代替商品之间的替代性，也放松了物品是相同的这一假设。其结果是，互补性物品的最优拍卖模式与标准的第一价格或密封拍卖的第二价格完全不同。尤其是当认为投标者对捆绑物品的估价很明确而不是通过对单件物品的竞标进入时，这种反差更明显。当最优拍卖设计对信息需求要求很高时，允许联合出价的招标程序比标准的同步或连续招标程序将产生更大的利益。互补性最优拍卖不同于第二价格拍卖和对称的第一价格拍卖，也是最高估价的投标者不一定会赢的拍卖模式。Myerson也认为，假如投标估值不是同分布，收益最大化的拍卖不一定是将物品指派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标准拍卖也不能最优化。就像Myerson的拍卖设计可能歧视事前对物品有更高估价的投标者，使他们即使有最高估价也难以获胜一样，这里所描述的拍卖机制具有相同的作用，莱文的模型设计更为复杂。这里的一个关键假设是，投标者的估值能用一个单一指标进行参数化。当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结果不满意时，这个一般的多目标问题就包含了一个解决多维机制设计的问题。在这个理论前沿上，莱文的研究很先进，但这个一般的多维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维护这个方法的途径之一就是假设招标者了解投标者的偏好，但并不是说是他们的收入水平，或者说是知道他们的成本结构而非成本参数。
尤为重要的是，莱文在与Susan Athey（先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合作的系列论文中，运用美国林业局进行木材拍卖的丰富的微观数据，通过模型建构与数量分析，对拍卖中私人信息的作用、拍卖中的预留与补贴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分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在《美国林业局木材拍卖信息与竞争》（2003）一文中，他们通过构建规模拍卖投标均衡模型，并运用1976-1990年俄勒冈州与华盛顿地区的数据对模型的主要预期结论进行检验，对私人信息在美国林业局木材拍卖中的作用展开了分析，并得出了投标者会利用与木材数量相关的私人信息从理论上对拍卖进行预测，而投标者估算偏差会影响大片林地的分配，但竞争会限制信息租金的结论。近20年里，许多文献都从理论上对拍卖过程中投标者的行为进行了描述：在拍卖过程中，每位投标者都会对拍卖物品的“共同价值”做出评价。从政策或拍卖制度的视角来看，这些“共同价值”集与“私人价值”集存在很大区别。在“私人价值”集里，投标者因各自的私人信息不同而存在个人偏见。然而，仅凭投标数据，很难辨别这两类理论模型（Laffont and Vuong，1996），而且，大多实证研究也仅假设一个或与其对立的另一个背景是合理的。莱文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与“共同价值”相关的私人信息在美国林业局木材拍卖合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拍卖中的战略竞标行为在理论预期上是可持续的。莱文他们构建了一个规模拍卖投标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两种木材，林业局对这两种木材的比例或总量进行估计。然后，投标者在通过巡察后对木材的构成（不同木材所占比例）进行评估。为了模型构建，根据常识将投标决策分为两大类：总的投标选择和分的投标选择。对采取总的投标方式的投标者来说，他们会趋向于相信林业局高估了木材价值。而这些自身评估价值与林业局有很大区别的投标者对他们的评估标价及预期支付将持乐观态度，但实际情况却经常是他们提交的是最高的总均衡价。从根本上来说，密封投标与口头拍卖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口头拍卖理论的一个特征是，拍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时滞行为都与一个投标者的合理时滞相对应，这类投标者又往往会被淘汰出局。而这恰好又为口头拍卖中失去投标机会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解释。莱文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现有拍卖理论：他们将Milgrom和Weber（1982）的矿权拍卖拓展到规模拍卖。在此之前，Diekmann& Mayer& Stark (1982)和Baldwin（1995）将时滞（偏位差）看成是纯决定理论问题，而Wood（1989）则认为第二价格规模拍卖是基于投标人用预选线性投标规则的假设。Fieseler（1999）研究了采购中的均衡竞标问题，其模型在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莱文他们模型的独立私人价值模型。在关于拍卖的实证文献中，莱文他们的研究与Hendricks &Porter（1988）对离岸石油租约的经典研究密切相关。运用石油产品销售数据，Hendricks 与Porter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邻近石油信息的竞标者具有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优势。这样，木材拍卖就提供了第二个实例，并表明事后信息有利用价值。明显地，在木材拍卖过程中，事后信息与投标结构及投标总量存在内在联系。一系列的假设都表明，私人信息在拍卖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在《拍卖中的预留与补贴》（2011）一文中，莱文通过构建一个拍卖的准入与投标模型，对拍卖中的预留与补贴政策效应展开研究。莱文以美国林业局木材销售项目为研究对象，该项目包括了预留销售与无限制销售，但没有补贴政策。在研究时段内，从所收集的数据来看，林业局平均每年卖出十亿美元的木材，其中14%预留给小企业。研究发现，指定卖给预留企业降低了17%的效率，耗费了林业局5%的税收。假设在拍卖中对小企业进行补贴是一个实现分配目标的更有效的途径，一系列的补贴能够消除效率和税收损失，同时为小企业参与竞标提供同样的机会，这样，既增加了小企业的总收益，又不至于对大企业造成大的效率损失。如果美国政府采购和资源配置情况类似，则通过预留配置将可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此，在这个项目中，准入和投标行为都必须予以充分考虑。投标补贴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依赖于投标人的相关优势和参与成本。总之，莱文的研究结论非常有意义：相对于补贴政策来说，预留政策成本可能更高。如果目标倾向于明显弱势的投标者，则对弱势投标者进行补贴比预留以阻止大量的公司进入要好一些。莱文同时指出，其结论是从相对较少的样本和详细的联邦项目中获得的，进一步对大量的政府部门采购或者资源销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否能够得到类似的结论将十分有趣。
此外，莱文还在频谱拍卖研究中取得了有影响力的成果。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频谱拍卖（spectrum auctions）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拍卖方式之一。莱文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先进的无线服务频谱拍卖为例，在《频谱拍卖的获胜策略》（2009）一文中，对多物品的最优拍卖机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频谱拍卖可能涉及数十亿美元的金额和许多竞标公司，在频谱拍卖过程中经常能产生竞标团队和雇用专家提出竞标策略的现象。然而，频谱拍卖的结果往往出人意外，在FCC先进的无线服务频谱拍卖中，价格套利戏剧性的失败，以至于新进入者在同一拍卖中，在同样的支付条件下，就同一频谱进行竞标，实际上要少获得三分之一以上的频谱覆盖范围（价值超过10亿美元）。莱文指出，在美国，曝光问题是新进入者与现行国家无线运营商同台竞标面临的最根本的困难。新进入者必须在每一个大都市圈获得足够的频带宽度，但由于覆盖城市或地区的牌照是单独出售的，进入者在承诺对某一频谱牌照支付几十亿美元之后却可能发现所有牌照的总价格使其整体进入要么担负不起，要么无利可图，这就可能导致以抄底价处置这些牌照。曝光问题，就像预算限制所带来的问题一样，主要是因为对最终拍卖价格难以预料，能获知最终价格的投标者将不会面临曝光问题和预算限制问题。因此，有关最终拍卖价格的早期拍卖信息对于投标者来说至关重要。很明显，在大频谱拍卖中，预测最终价格水平的充足信息在拍卖前期是非常有用的。莱文运用大型FCC拍卖的数据资料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频谱拍卖中是投标者的预算而不是他们对牌照的估值决定平均价格。莱文还对同步上升拍卖动态进行了探讨，发现面临曝光和预算制约问题的投标者可能希望操纵价格路径，以至于在拍卖中大牌照会比小牌照更早地达到他们的最终价格。莱文他们提出了投标者达到这个目标的应对策略，解释了新进入者的利益冲突。他们运用美国先进无线服务2006年夏未的一次拍卖经验数据对所提出的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检验了他们提出的理论框架。
四、信息不对称
近三十多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对消费信贷市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借款者的传统面试程序被自动化的信用评分所取代，也使贷款定价变得越来越复杂。但目前很少有人用具体的证据证明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信贷规模与收益。莱文在《信息技术对消费信贷的影响》（2009）一文中，着重研究了信息技术尤其是信用评分对贷款的影响。在消费信贷市场违约风险高，回收价值低的情况下，盈利取决于对申请人群风险的甄别(Adams，Einav，Levin，2009；Einav，Jenkins，Levin，2008)。以往多数研究强调，更好地了解顾客信息能更有效的筛选出边际借款人；而莱文在该文中则强调了改进的信息技术如何能更好的为基础设施的边际借款人定制合同条款的问题。他通过分析某汽车金融公司在实施自动评分系统前后的详细交易数据，发现采用新的信用评分技术会导致利润率的大幅上升，每笔贷款增加了约一千美元的利润。而在当时，平均贷款本金在九千美元左右，因此信息技术的这种影响是巨大的。莱文还发现采用信用评分后，高风险和低风险申请人的贷款模式有着不同的变化。对于高风险贷款申请人来说，更严格的合同定金要求是盈利的主要原因；而对于低风险贷款申请人来说，虽然盈利的规模相同，但贷款规模和汽车质量的大幅上升是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这些研究结果与经销商们的行为显著一致。信用评分出现后，在消费信贷市场尤其是次贷市场，首付和最大贷款规模发挥的重要杠杆作用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未来的研究也会更加深入。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Rothschild& Stigliz（1976）和Stigliz& Weiss（1981）就分别把信息不对称引入到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交易过程。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息占优势方经常会作出“败德行为”，而信息占劣势方不得不为优势方承担风险，从而使自己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在《次级抵押贷款的流动性约束和不完全信息》（2009）一文中，莱文发展了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强调了服务于次贷人群的贷款者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提出了可能引起消费者流动性约束的新证据。当前的一些文献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些借款者也可能难以取得贷款的原因（Dwight M. Jaffee 和Joseph E. Stiglitz，1990），但有关信贷市场实际运作中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莱文用一大型汽车销售公司的数据，研究较难获得信贷的人群，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和有较差信用记录的人群的信贷市场情况。莱文认为，这些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者信贷市场的根本特征有关。他提出了一个关于信用竞争贷款的消费者需求模型，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购买行为可反映流动性约束的问题。莱文利用汽车价格变化的外生变量和最低首付来分析贷款规模增加对违约道德风险之间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实证分析，莱文发现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信证据，他指出，对于一个既定的借款人，贷款规模每增加1000美元，违约率就上升16%。这一点为限制贷款规模提供了依据，因为一项贷款的预期收益并不随着贷款规模增加而单调增加。
此外，莱文还对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进行了研究。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是近年来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学者们试图从理论上证实信息不对称是否确实存在于特定保险市场，如果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如Chiappori&Salanie(2000，2003)对信息不对称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相关性检验，并通过比较不同保险合同的消费者的索赔率，证明了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这些研究为保险市场运作提供了有价值的描述性信息，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由于没有消费者偏好的清晰的具体的模型，这些测试相对较难获得市场效率或潜在市场干预对福利影响的信息(Einavetal，2007)。而近期的研究则超越了测试非对称信息，融入消费者偏好规格这一理论基础，并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分析。在《超越测试：保险市场实证模型》（2010）一文中，莱文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构建了保险市场的消费者抉择预测模型与行为后续索赔模型，从而为评估保险市场效率和检验政府政策的福利效应提供了计量模型框架。消费者抉择预测模型建立在预期效用的基本理论之上，试图把保险需求用具体参数来表示，这些参数包括个人风险敞口、风险偏好、遗赠动机与流动性等。行为后续索赔模型更接近于为特定保险合同直接指定消费者价格的传统离散选择分析，建立消费者和合同特征函数。此外，莱文还指出，当前对信息不对称进行研究的的实证方法落后于理论前沿研究，尽管其差距在缩小，但当前的实证研究仍集中于一个相对狭窄的保险市场范围——健康保险、汽车保险与人寿保险，而残疾保险、失业保险与工人补偿等其它保险市场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网络经济学
近年来，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也随之增多。但由于网络市场的异质性导致许多网络特征都难以量化处理，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莱文在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网络经济学上也很有建树，在《网络市场经济学》（2011）一文中，他通过收集与运用网络市场及消费者的大量微观数据进行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就网络如何促进新市场的构建展开了研究，认为网络市场具有迅速扩张、客户定制（customization）与快速创新等特点。莱文指出，网络经济迅速发展得益于网络平台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包括创建和分配产品与服务的成本，获取产品与服务信息的成本，收集与运用消费者偏好及行为数据的成本，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使网络平台充满活力与创意。针对网络平台与传统产业的异质性，莱文分析了网络市场的几个特征，一是迅速扩张性。网络公司可用很低的成本将产品销售给老客户，因为他提供给客户的代码与设计是可扩展或升级的。如脸谱，增加5亿用户所需管理员不到500个，这在传统市场上是不可能的。二是客户定制化。在传统市场上，往往是凭个人经验进行销售。而在网络市场，根据消费者的历史购买纪录推荐产品，或根据消费者浏览习惯或行为发布广告都将非常有效。这种客户定制行为在原则上可促进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有效匹配。像亚马逊、Google、淘宝、百度等网络平台，在运用客户定制打开市场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通过创建实时市场为厂商发布广告，构建汇聚消费者反馈意见的推荐系统，或提供允许第三方参与的反馈消费者偏好与社交活动的数据等方式，均以较低成本迅速打开了市场。三是快速创新性。在网络市场上，厂商能迅速捕捉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有针对性地迅速进行产品与理念创新。莱文根据网络市场的特征，构建了一个扩展的，不同于以往的网络市场研究框架。他讨论了许多由网络平台创建的市场机制创新，包括拍卖广告的新类型，新金融产品及其它商品，基于用户数据与反馈信息的声誉与推荐系统，搜索相关商品的结构性搜索程序，寻找工作及其它商品与服务等，并就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创新以充分利用网络市场的规模效应与异质性的优势进行了研究。莱文在现有的理论模型上，对网络市场竞争与消费者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并重点对不同类型的成本下降展开探讨，其中包括消费者搜索、产品增值、动态定价机制的使用等，这些对不同的市场与产业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还就如何运用网络市场相对结构化的环境来检验消费者决策与不完全竞争理论进行了实证与实例分析。
此外，莱文还在《网络广告：市场设计的异质性与模糊性》（2010）一文中，对网络广告的特性展开了研究。莱文指出，在网络关键词广告拍卖过程中，当搜索引擎的用户搜索某关键词时，会反馈给该用户许多包含该关键词的搜索结果，这些结果中包含搜索广告，用户每点击该广告一次，广告主就得支付搜索引擎一定的费用，而这个费用是通过拍卖机制确定的。在网络广告拍卖中，价格并非固定不变，而会因广告位置、受众人口学特征与浏览历史纪录的不同而变化。就象钻石与无线电频谱拍卖一样，市场组织者会根据某些特征的变化而调节拍卖价格，每次点击的价格也会因点击信息匹配质量的不同而各异。为了计算买入价与监视投标者的动态行为，莱文假设每一次点击都会引起投标者产生一个小小的积极的成本，这样，在一个存在投标费用的独立第二价格拍卖（independent second-price auctions）中，投标者将不会失标，因为投标者如果弃权将获得更高的回报。假如这些广告位都是通过第二价格拍卖进行的，则在任何纯均衡（pure equilibrium）条件下，每一个广告位都将有一个标价。实际上，在Google所使用的广义第二价格拍卖中，拍卖机制为所有广告位的每次点击都设定了一个单价。这样，第N个位置的价格就由第N+1次中标来决定，只有最后一个位置是由未中标来决定的。莱文还认为，有效的网络广告市场设计需要权衡好如下问题：一是对广告位进行正确的分类与目标定位能更好地将商品信息与潜在客户进行匹配，以提高广告潜在价值。二是广告分类与目标定位太精细将导致逆向选择的产生，而这又不利于投标者参与，并将提升参与者成本。第三，广告分类与目标定位过于精细还可能导致货币化的问题，使广告商支付较低的成本就能获得有价值的潜在客户。莱文指出，当广告商在Google上竞标一个关键词，并允许进行模糊匹配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认为Google提供的信息会让他们有机会进行商品销售。他们自然会用点击率来衡量广告的有效性，而Google大量的数据与结构化的环境也有利于提高点击率。当然，广告商也会受到一些保护：假如广告的位置不好，那么点击率就会很低，他们就可以少付费或不付费。
六、不完全竞争市场
近年来，许多学者围绕产业发展动态尤其是产业动态竞争展开研究，其中许多经济政策的争论焦点大多与动态竞争相关，如进入与退出成本、广告回报、研发成本与回报、投资成本调整、公司发展速度及消费者认知度等，这些动态参数估计无论是在计算还是概念上都存在很大的难度，难以用传统的决策与均衡结构化模型来解决。之前的研究也大多专注于静态环境或单agent动态决策问题，难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相关实证研究也不多见。莱文与Patrick Bajari&Lanier Benkard一起，在《不完全竞争动态评估模型》（2007）一文中，构建了一个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动态评估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他们提出了构建不完全竞争动态评估模型的方法，该方法可直接加以运用，甚至不需要进行均衡计算。这个方法包括两个步骤：一是构建agents政策函数，即相关变量值的概率分布。这实际上包含了对可观测行为（投资、数量、价格、进入或退出等）与可观测变量（需求变化、成本变化、公司特征、产品特征等）之间的回归分析。在一个均衡模型中，agents对所处环境和其它agents行为存在正确的置信（beliefs），通过评估行为与状态分布，可以有效地发现agents均衡置信。二是发现一组结构参数，将观测到的政策作为一系列理想的决策，或更精确地说是作为一系列最佳反应进行消根处理。这与均衡模型的第二个特征相吻合，即agents最大化了他们的期望折现利润。莱文为这种情况给出了一个最优不等式，这个不等式需要每一种状态下所观测到的agents行为信息或其可替代变量，而模型参数就是这个不等式的解。实际上，莱文应用了一个简单的模拟最小距离估计量以尽可能减少与实际情况的偏差。
莱文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期成果之上的。Rust（1987）首先构建了单agent动态离散选择模型，并指出动态单agent模型能运用嵌入式算法进行估计。Rust试图通过选择参数值来解决agent动态决策问题，并寻求与数据最接近的预测值。Hotz& Miller（1993)则提出了一个可计算的两阶段替代变量，他们运用条件选择概率和“特定选择”值函数之间的动态离散选择问题的影射函数，对不同情况下的选择概率分布状态进行估计，并用这些估计值去求解agent值函数，然后，再将该估计值函数放到第二阶段中去估计结构参数，就像莱文所用的估计量一样。最近，Pakes& Ostrovsky& Berry（2007）、Pesendorfer & Schmidt-Dengler (2003)、 Aguirregabiria& Mira (2007)等将替代变量扩展到Hotz& Miller的方法，使其能用来估计存在离散选择行为的动态博弈模型。他们的估计变量与莱文在概念上很相似，但在操作上有所不同。Pesendorfer 与Schmidt-Dengler的研究应该是最直接地应用了Hotz& Miller的估计量，他们也为动态博弈提供了黏合结果。Pakes& Ostrovsky& Berry则围绕汇集矩条件而非最大似然建立了两阶段估计模型。
莱文的实证方法与他们有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为，在第一个估计阶段，莱文的估计量离开他们认为的离散选择模型也能得到很好地应用。当遇到像“是否进入或退出市场”这样的决策问题时，因其与每一个替代量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独立参数，自然会模型化为离散选择。但其它的情况就不同了，如定价、产能、研发、投资等，最好是将其界定为连续选择，因其存在随机的边际收益。莱文的估计方法能很好地融合这些可持续选择的特征，也融合了离散选择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研究框架结构，这对产业竞争进行动态模型估计有着独特的价值。第二个估计阶段，莱文的研究方法也与以往不同，莱文基于均衡条件偏差最小化采用最小距离估计而不是最大似然法或矩量法。Pesendorfer 与Schmidt-Dengler（2007）对这些替代量提供了最小二乘法解释。莱文研究方法的一个潜在价值是，可方便地将其应用于非点源确定模型。有离散选择特征的战略模型，如进入模型，也许只能部分地被确定，那是因为即使用无限数据，也只能给参数赋予限制设定（Bresnahan& Reiss, 1991；Ciliberto& Tamer, 2006；Haile& Tamer，2003；Pesendorfer& Schmidt. Dengler，2003），而莱文的估计算法则可以在微变、存在弹性、利益参数的信任区域等领域加以应用。
参考文献
[1] Jonathan Levin (2002), Multilateral Contracting and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3): 1075-1103.
[2] Jonathan Levin (2003), Relational Incentive Contr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3): 835-857.
[3] Jonathan Levin and Steve Tadelis (2010), Contracting for Governmen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4] Liran Einav, Mark Jenkins, and Jonathan Levin (2011), Contract Pricing in Consumer Credit Markets, R&R Econometrica, 1-55.
[5] Jonathan Levin（1997）, An Optimal Auction for Complement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8 (2):176-192.
[6] Susan Athey, and Jonathan Levin (2001), Inform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7] Susan Athey, Dominic Coey and Jonathan Levin (2011), Set-Asides and Subsidies in Au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851.
[8] Jeremy Bulow, Jonathan Levin, and Paul Milgrom (2009), Winning Play in Spectrum Au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765.
[9] Liran Einav, Mark Jenkins and Jonathan Levin (2009),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Consumer Credit Markets, R&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27.
[10] William Adams, Liran Einav and Jonathan Levin (2009),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 in Subprime Lend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9 (1): 49-84.
[11] Liran Einav, Amy Finkelstein, and Jonathan Levin (2010), Beyond Testing: Empirical Models of Insurance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 (1):311-36.
[12] Patrick Bajari, Lanier Benkard and Jonathan Levin (2007), Estimating Dynamic Model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Econometrica75 (5):1331-1370.
[13] Jonathan Levin (2010), The Economics of Internet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1-33.
[14] Jonathan Levin and Paul Milgrom (2010), Online Advertising: Heterogeneity and Conflation in Market Desig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5):603-607.
[15] Jonathan Levin (2001), Information and the market for lemons, Journal of Economics 32 (4):657-666.
The New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YANG Li-gao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of Changsha Science&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6）
Abstract: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ounced that Jonathan Levin gained John Bates Clark Economist Award in 2011 for his work standing out in the field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microeconomic theory.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contract theory, the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of markets, information asymmetry, online economics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rke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evaluates Levin’s many important dissertations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sorts out his economics thinking and distinguishe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Jonathan Levin; economics thinking; John Bates Clark Economist 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