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大学文学院“国学教育论坛”和学生交流中的演讲

小时候最讨厌《民族精神教育》

我出生于昆明，1949年后到了台湾，从小学五年级念到大学毕业。那也就是说，正好经过了“国民党要突出它的道统”的时候。国民党的道统是从尧舜禹汤一直到孙中山和蒋介石，那时候我上了一门课，叫作《民族精神教育》，当时我在台北建国中学念书——建国中学类似于北京的人大附中，我们最讨厌的课程就是《民族精神教育》，我们就和老师闹别扭，特别是对民族精神教育里面讲的一些东西特别反感。我的运气很好，教课的老师叫做周文杰，他上这门课很辛苦，也很痛苦。他选择了五个学生，他对我们五个说：“你们几个平时还能提出一些对我有挑战性的东西，现在我给你们提供一个机会，每周我花五小时的时间和你们交流学术方面的东西，但这对于你们考大学没有丝毫帮助，如果你们愿意接受我的邀请，那么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一点钟到六点钟，我们必须进行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交流。”那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周日下午都喜欢去打篮球，交流国学没法去打篮球，这个代价很高。当时我说，先去看看再决定。

学问靠好先生带入门

我们因着这个机缘，接触到了周文杰老师。他第一次是教我们《古诗十九首》，什么“行行重行行”啊，还蛮有意思的。接下来他就教我们《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当时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讲什么。再下来那就更糟糕了！这时候我和其他四个同学就商量要不要再继续念下去。但是周文杰老师是个非常用心的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和下面的“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我很自然地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就说我愿意下功夫去念。其他几个同学见状也与我一起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两年多，而这两年多的时间对我的学术事业至关重要。然后他就向我推介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他当时在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他与学生互动的方式属于传统书院的方式，而不是一般的交流方式。现在回想起来牟先生当时也不过四十多岁。所以我就决定不考台湾大学，而去报考了东海大学，因为牟宗三先生就在东海大学任职。这是一个机缘。后来通过牟宗三先生，我认识了徐复观先生，通过徐复观先生，我又认识了唐君毅先生。所以我觉得我的运气很好，就走上了这条路。

“我们”是谁

今天我们要谈“我们”，应该用文化的观点，而不是用狭隘的视角。“文化中国”是个比较宽泛的说法，它分成三个意义，第一，文化中国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我们说文化中国，从文化角度来了解中国，不就是从政治、经济、地域等方面去了解吗？这个流动性比较宽，其中除了物质文化以外，还有精神文明——有理念，有哲学。我特别对这个文化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有兴趣，也就是说，在这个文化中国的范围以内，我们如何去了解甚至塑造“我们”这个概念。

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算是“文化中国”的一员吗？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diaspora（离散社群），用来描写犹太社群。犹太社群就是一个离散社群。因为一千年前犹太人在一次聚会上就说：“我们明年要回到耶路撒冷！”可是一千多年来，犹太人没有到过耶路撒冷，直至“二战”以后，以色列建国，犹太人才得以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就一直流散在世界各地，世界上大约有1300万犹太人。而研究海外华人最杰出的学者王赓武先生就拒绝用这个观念描绘海外华人，他说尽管他们离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的向心力都在中国，中国是他们的祖国，所以不存在离散社群。

关怀中国的外籍人士是“我们”一员

我坚持认为，一批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长期关怀文化中国的外籍人士也算是“文化中国”的一员。即使是一个只来过中国一次的旅游者，他对中国有了兴趣，就也属于文化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人都能够塑造文化中国的公共形象和世界形象，举个例子，现在骆家辉是美国驻华大使，但在他之前是洪博培，他也曾经竞选过美国总统。他到了中国后就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婴，他家里有很多孩子，但是这个中国女婴的到来改变了他们家的文化生态，因此他开始学习中文，而且学得很好。那么这位先生自然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日本汉学家之谓“这是我们的儒学”

东亚文明，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儒教文化圈”——Confuciancultural area，这些地区都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这中间就包括越南，越南在汉代开始就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了，另外就是韩国和朝鲜，这个地区里中国影响非常大。因此我在用英文的Confucian时是要加上s的，因为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诸如上述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属于儒教文化圈。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1972年，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岛田虔次在北京大学作关于儒学的报告，大家如果了解当代史的话，知道那个年代批林批孔非常厉害，冯友兰先生还写了一篇《论孔丘》来批判儒家，儒家思想被视为“破四旧”的对象。岛田虔次做完报告后讲了一句话，“如果贵国对于儒家传统进行如此强烈的批评，那么我们在京都的学者就要加倍努力，因为这是我们的儒学。”所以，儒家作为代表东亚文明的体现是令人深思的。

1984年调查：韩国最符合儒家的价值

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刨除经济和政治的层面，我们只从文化角度来看，特别是从精神文明来看世界，其中占据世界三分之一的是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文明又分三大块：如拉美、巴西、法国，是代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美国主要是新教，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东正教；还有就是伊斯兰世界，谈到伊斯兰世界，我们一般都把目光集中在中东，其实世界上大的伊斯兰国家在亚洲，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再者就是佛教，佛教的地图很难划分，大乘佛教在东亚和中亚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印度的耆那教，有2000万教众，包括甘地都是耆那教徒。

如此从文化层面来看，又是另一个世界。那么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课题就是怎样考量国学、儒家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说，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丰富，儒家文化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佛教、道家以及其他不同宗教。1984年，有人做了一个关于“儒家精神和五个地区的契合性”的调查，调查结果中最符合儒家价值的地区是韩国，你从韩币、韩剧以及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出，儒家因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接下来的排名是香港、台湾。

调查里有一个词——中庸。这个词在东京、首尔、台北都是正面的，但是在当时的大陆人看来，中庸就是骑墙派、没有主见。很多儒家的核心价值，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遗毒还是很重的。譬如“仁义礼智信”，还有“温良恭俭让”，在一般的年轻人眼中，都不是正面的价值。

现在如果有旅游者到台湾，旅游回来都会有很深的感受，对于台湾社会，至少在日常生活方面，儒家的因素还是比较厚的。而大陆现在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从儿童读《弟子规》，到现在各个大学开办的国学研究所，乃至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全世界创建孔子学院。通过汉语来宣扬中国文化，现在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一种潮流。

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自由

我将儒学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发展是从先秦到汉，儒学从山东曲阜走向中原。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第二期发展是从宋代到明清，儒学从中国扩散到东亚。然而从鸦片战争之后的150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面临崩溃，儒学也几乎被埋葬与解构。这时候我们要追问的是，儒家的第三期发展还有没有可能，很多海外学者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中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就断定儒家传统业已死亡。而我们这次举办的新儒家的学术会议，我和与会的100多位学者所做的工作，基本上也就是证明了列文森在五十年前的结论是错误的，儒学应该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

近一百多年来，正好是西方的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西方重要的启蒙学者，无一例外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譬如伏尔泰，作为最著名的启蒙学者，他最尊崇的学者就是中国的孔子。当时有人就盛赞他为“巴黎的孔子”。还有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狄德罗、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中莱布尼茨甚至计划和德国最重要的100名哲学家，一同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可惜在19世纪，在西方突飞猛进的时候，这种联系被切断了。而在100年后的今天，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更变成了遥远的理想。历经100多年的破坏，特别是“五四”还有“文革”期间的摧残，致使我们的历史记忆非常短暂。我们变得非常健忘，甚至主动忘却，或者因为政治因素不能记忆。这种情况下，记忆短了的话，按照心理学的说法，“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自由”，我们事实上都患上不同程度的“老年痴呆症”。

重提国学，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的创伤

我们重提国学，是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的创伤，让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诗经》里体现：人是社会的动物；《礼记》里体现：人是政治的动物；《尚书》里体现：人是美学的动物；《乐记》里体现：人是应该有历史记忆的动物；《春秋》里体现：人是追求终极关怀的动物。我们可以找寻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国学可以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功。

如果要回应列文森的质疑，儒家的传统还要存活下去的话，那我们就要能够做出真正有创建性的工作，扎根在儒家的传统里。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都不同，生活在广义上的文化中国地区里的每个人，在面对重大的精神财富时，能做出自觉的反思，这里有很现实的价值，同时也是我们文化自救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现在开始学国学不晚

刚才有同学说，现在开始学国学已经晚了，因为国学需要童子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钢琴家，你现在才开始，要赶上郎朗，可能性比较小；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数学家，那也得从小开始学，但如果你读的是文史哲，活到老学到老，这些学问都是靠时间的。在历史学方面，一般在四十岁之前，想做出很好的学术工作的话是很难的。严格意义上讲，像儒家的哲学思想，以日本的汉学家为参照，重要的学术工作都是在60岁以后做的。而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汲养，所以你现在学国学绝对不算晚，三四十岁也不晚，因为人文学科是一个永恒的学习过程。不要认为你现在没有把“四书五经”背熟了，你就比人家差了很多，没有。很多的美国学生在汉学界非常突出，因为他们从研究院开始学中文，每一个字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他掌握每一句话都需要功夫，反而能看出很多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