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新年钟声的袅袅余音尚未满传说中的“三日不绝”，养老金“隐形债务”的轰鸣雷声却已经滚滚而至再次来袭，好在国人的耳膜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中已经屡经历炼，因此在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仍然可以面带笑容地互致“Hi”。

　　媒体最新披露的“隐性债务”，到2050年时竟有20万亿元之高，居然比2013年“国内学术界团队”的“保守测算结果”——曾经轰动一时的18.3万亿元——还高出了1.7万亿元。当然，最近见报的还有更可怕的预测：“到2050年职工养老金累计缺口将达到802万亿元，占2050年当年GDP的比例达到91%。”

　　这使人联想起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放卫星”，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非要说2050年有个天文数字的“隐性债务”，实在有点吓唬老百姓的嫌疑。更古怪的是，从来没有人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为公众“解读”一下什么是“隐性债务”，再用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这20万亿甚至802万亿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因为遭遇“不解释”政策，所以也不便进行评论。只能针对上述媒体报道看到的其他“不靠谱”的说法发表一下意见。

　　在报道中有这样的比较，根据“联合国最新更新的数据”，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是32.8%，而美国为27.0%。看起来，似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要比美国厉害得多。更有背后的暗喻，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乃至世界第一。但是，事实应该是这样的：中国2010年“六普”提供的数字，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比重是13.3%，而2010年美国公布的老年人比重则是17.4%。这就是说，美国的老龄化进程要比中国快。有研究表明：到2030年，美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0%左右，这个点应该是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峰值；而到2050年，美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过了顶峰，有所下降，所以是27%。据全国老龄办2006年发表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的预测，中国老年人口规模的峰值出现在2051年，达到4.37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1%。

　　联合国题为《二十一世纪人口老龄化：成就与挑战》的报告，是以60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老龄化”标准的。报告中谈及：在2010年，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60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了人口总数30%的国家。到2050年，将会有64个国家的老龄人口超过其人口总数的30%。由此可见，从2010年到2050年，大多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口比重的峰值都在30%左右。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时间有前有后。所以，以上报道中将中美2050年的数据作比较，并没有实质性的解释力。

　　报道中提到一个新概念，叫做“”，并称，美国的基金规模足以支付三年半的养老金支出，而中国只够支付一年半。这一比较，似乎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力”极差。。然而，若把造成中美“备付能力”差异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其实一点也不不奇怪。

　　美国的联邦养老金，亦称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一支柱”，筹款方式是“工薪税”。早在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创立了联邦养老金制度，当时的制度模式是现收现付制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65岁及以上的标准计算，美国的老年人的比重大概在5—6%之间。二战以后，在1946年到1964年，美国有一个被称为“婴儿潮”的出生率高峰期。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为防止未来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趁“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年富力强，美国改革了社会保障制度，从现收现付制改为部分积累制，提高养老保险的缴费率，积累了一笔资金。从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逐渐迈入老龄的门槛。到2018年，联邦养老金将出现当年收不抵支，而到2040年前后，以往几十年中积累的资金将消耗殆尽。但此时，美国已经度过了老龄化的最高峰。更何况，美国的社会保障，还有第二支柱——私人养老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储蓄。

　　近年来，网上有“社会养老保险是庞氏骗局”的说法，而且似乎包括萨缪尔森和克鲁格曼在内的很多大牌经济学家都支持这个说法。因为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终将会迈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亦即缴费的人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增加的尴尬局面。所以，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保障教课书上都有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可持续的论断。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教课书上也都认为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于三个方面，即雇主缴费、雇员缴费和政府补贴。按美国人的说法，政府扮演的是“最后出台的角色”，但“最后出台”终究也还是要“出台”。所以，40年代以后，美国的联邦养老金恐怕就要到政府“最后出台”之时了。如日本，当前正值老龄化的峰值，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30%，因此日本的国民年金（即基础养老金），国家财政要负担二分之一，但这应该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综上所述，如果与美国政府之前采取的一系列未雨绸缪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相联系，现在美国的“备付能力”尚有三年半，应该很好理解。

　　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建立起来，在50—60年代，中国也曾有过参与积累的人多，领取退休金的人少的时期。届时也曾储备起一笔退休基金，由全国总工会管理。但是，文革时期，总工会被“砸烂”，同时由于生产被革命架空，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把积累的保险基金拿来应急了。此后，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便转为由企业负担本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的“中国模式”。一直到90年代，因为难以与市场经济接轨，体制内的企业不景气乃至倒闭，致使企业退休人员领不到退休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其回旋余地就非常逼窄了。

　　改革后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模式，但是，在实施中，实际上是现收现付的模式。因为当年的全部养老保险收入——既包括企业缴费也包括个人缴费，或者说既包括社会统筹也包括个人账户——根本就抵不上同期的支出，还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这就出现了“缺口”——当期的财政补贴和“空账”——个人账户的资金被挪用来应付当前支出。由此可见，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备付能力”只有一年半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若比较中美两国未来5—10年的情况，美国是“备付能力”是逐年下降，而中国，如果现行制度不改变，“备付能力”则很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内逐年上升。若看前几年的数据，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可能根本就没有“备付能力”。而且，到2013年，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储备积累已经达到2.3万亿。媒体报道中说，中国2012年养老保险制度的空账是2.4万亿（当然还有其他说法。但说法越多，变来变去的，可能更意味着不靠谱）。既然积累和亏空已经非常接近，可以说“总体上”已经补上。何况政府手中还有将近1万亿元的社会保障基金，若真想“做实个人账户”，其实已非难事。

　　小学的语文老师就教我们写文章要前后呼应，所以最后还得回到“隐性债务”。因为遭遇“不解释”，于是只好猜测。这有点像媒体上讨论的一个话题：在中国的大城市，生一个孩子养到大学毕业需要多少钱，答案是130—280万元。这样的“隐性债务”似是而非，但其影响恐怕就是相当多的人和他们的家庭不敢要孩子，至少是不敢多生孩子了——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老龄化，或称“少子老龄化”会延续很长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