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辉是华人后裔，于2011-2014年代表美国，到中国来担任美国大使。黑人当总统，华人当驻华大使，我们不感到意外，心里面暗暗钦佩美国的开放和大度。但是我们对骆家辉则满腹狐疑：你骆家辉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帮中国人说话还是帮美国人说话？中美若发生矛盾，你站在哪一边？你不觉得你的双重身份别扭么？
骆家辉是怎么处理这个复杂关系的呢？他说，“我以我的中国血统为自豪，我以我的祖先自豪，以华裔为美国的贡献而自豪。但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这就是说，是不是美国人，不是以语言、肤色和血统划分的。那划分民族的标准是什么？价值观。
骆家辉在美国国会宣誓就职时是这么说的：“作为在华盛顿州长大的中国移民的孩子，有机会代表我的出生地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这无疑超越了我的任何梦想。”他抵达中国的第一次讲话和离任时的最后一次讲话中，在提及自己美国身份的时候，说的都是“我信奉的是美国的价值观。”骆家辉的例子告诉我们，价值观是民族的标识。
价值观是不是民族的标识，我们将中美两个国家作一比较就清楚了。中国的文化基础是集体主义，国家、社区、单位、人民、老百姓、群众、父母官、团结是我们的口头禅，相应产生的价值观是爱国、爱民、服从、互助、共享、分担、牺牲、利他、先人后己等。这些价值观，有如DNA，融化在多数中国人的心态和行为中。就说“爱国”吧，这是我们中国人珍重的国民品质。我的一个老外朋友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年，非常喜欢我们的文化。有一次在微信上对一些社会现象抱怨了几句，结果在朋友群中遭到文字的围剿，他气得要离开。发发牢骚不行吗？那要看谁，我们行，老外不行。我们抱怨自己的国家是爱国，不允许老外说三道四也是爱国。我们喜欢问外国人“喜欢中国吗”？老外在舞台上说“我爱中国”、港台歌星唱“我的中国心”，立马获得掌声和欢呼声。不是应景，是出于真心。有个例子更说明问题：我们电影里对汉奸表示不屑时，会这样斥责他：“你是中国人么？”从人种来说，汉奸当然是中国人，但是不具备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不爱国，就算不得是中国人。
美国的价值观基础是个人主义，信奉的是独立、自由、民主、反抗暴政、反对独裁、机会均等、权利、尊重隐私等。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欧洲向北美的殖民始于16世纪。一些受到政治和宗教迫害的人士，弃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哥伦布不久前发现的新大陆。他们一无所有，豪无外援，在荒原上建设自己的家园。这就是美国梦：只要个人努力，人人可以成功。不料英国人以宗主国的名义来收税，当然遭到拒绝，于是有了“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必然形成个人奋斗的、独立自主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美国人的独立精神渗透到骨子里面。他们不到不得已不要人帮助，只有在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才叫“help！”。这里的help不能直译成“帮助”，是“救命！”在美国没有“乐于助人”一说，即便他们来到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出于善意，主动提出帮助，一般是遭到他们婉拒。在他们看来，只有弱者才需要帮助。承认是弱者，不是美国人的作风；接受别人的帮助，不是美国人的习惯。什么等靠要，什么政府政策倾斜，美国人闻所未闻。
各国的民族价值观都是完整性体系。美国人信奉的民主和法制、自由和责任、权利和平等，这一对对价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们享受言论自由，但是对自己说的话负责，造谣、诽谤、撒谎、欺骗比较少；人人可以竞选总统，选不上会大度地承认失败，祝贺竞选对手，没听说有暗中使坏、事后策划政变的。中国的价值观产生于农耕经济模式和中央集权制度，由此形成的五伦十义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五伦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长幼这五对人伦关系，十义是平衡、调和这五对不平等关系的原则。十义是：君从、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在十义中，权利伴随义务。你既然是纲，就要承担纲的义务，我既然是属，就有受保护、受关爱的权利。这种处理社会关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沿用二千五百年，也使我们的封建制度稳坐了二千五百年。这两个体系形成与不同的土壤，各有特色，各有其用。
各个民族的价值观不同，这就给国家间的了解互信、建立友谊增加了复杂性。一般地说，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走得近些，例如北美和欧洲。犹太人和中国人，由于历史遭遇有相同之处，感受类同，而且两者都重视亲子关系和教育，相处起来比其他国度的西方人融洽。价值观相左的民族，如果不去主动理解，相反要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观，难免要打架。中国军人的价值观是牺牲、奉献、荣誉，背叛投降遭到鄙视，宁死不屈得到赞美。美国鼓励士兵被俘后投降，保住性命要紧。这里没有高尚不高尚的问题，是价值观铸就的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必强求一致。这里要重复一句前几年时髦的话：理解万岁！
中美两国不仅核心价值观差异大，对特定价值的理解不尽相同。美国讲的人权主要是《独立宣言》提及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人权宣言》中界定的“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美国不肯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生存权”。直到上世纪末， 中国还有几亿人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绝对贫困线标准之下，另有上亿人喝不上干净水，在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公路不通，农村居民没有电和燃气、多数农家买不起电冰箱和洗衣机……。中国政府为改善几亿人生存状况的努力、老百姓得到实惠后的心理感受，美国人才不管呢。人家总统、副总统、国务卿来中国，还是要和你谈谈你的人权纪录。因为他们一听到有“异见分子”抱怨受到“不公正待遇”就受不了，看到中国人“没有思想自由”、“有话不敢说”，心里难受。要说他们敌视中国，言过其实；但是说他们对自己价值观偏执和对其他民族价值观有偏见，应该不冤枉。
美国和中国在双边关系上磕磕绊绊，原因之一是美国揪住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放。我们刚刚从“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思想羁绊中解脱出来，接受西方的人权观念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怎能完美无缺？美国废除黑奴制150年了，种族歧视不是还没有绝迹吗？骆家辉显然比我们着急。在人民大学作告别演讲时，他执着地忠告我们：“在离开中国前，我想谈谈一些对我和中国都特别重要的话题：法治和言论对形成不断进步和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听得出，骆家辉没有恶意，这番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两条当然重要，但是网上的民调反映出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是：环境、腐败、收入差距、食品安全、医疗保障、养老、留守儿童、农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等。我们没有义务用美国标准权衡轻重缓急、按美国意志制定时间表。
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的标识，也是这个民族的软实力所在。核心价值观也是民族的道德底线，侵犯不得。就像我们的游客到国外，如果不遵人家的规矩，不尊重人家的文明习惯，会讨人嫌。美国人自认为自己的价值观优越，企图在全世界推行，这种做法行不通，其霸道态度令人反感。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不同信仰的互相影响，不可抗拒地每天发生着。我们传统价值观有必要进行自我扬弃，不断更新，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但是，这个过程是自发的，内容是有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