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佛山市委书记李贻伟拟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消息出来后，有报道称， 此次人事调整与广东省治理“裸官”若干举措有关，广州市委原副书记方旋因此提前退休。在此之前，广东省委组织部发出省管干部任前公示通告称，佛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悦伦拟任佛山市委书记。有媒体称，有关部门近期确认方旋为“裸官”。《第一财经日报》从广州市人民政府官网看到，方旋的名字已经不在“领导之窗”一栏。（第一财经报5月20日）
美国何以成为中国贪官“天堂”的，这个命题过于庞大，在这里笔者不允置评。而对于上述那条看似乎简单的新闻，为何引发的新闻评论的发酵，笔者想它的起因可能与最近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所的这句话：中国将“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这也是笔者上来就拿方旋为例的原因。说这话是因为方旋事件本身反应出，对“裸官”而言，之所以把其家眷尽数移居国外，其实，除了转移财产之外，其“精神”也跟着出逃了。而这类官员一旦外逃，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将比那些把脏款藏在家中的官员大的多。
众所周知，贪官外逃一直是中国反腐的棘手难题。尤其18大后，习近平与王岐山铁腕反腐，官场“官不聊生”，巨贪们在绝望下，只好走为上策。例如最新被查处的贪官、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竟搜出人民币上亿元现金，这些钱如果早就转移国外，魏鹏远一家绝不会死守北京，束手就擒。而对于中国抓捕外逃贪官所存困难，国内媒体一般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把中国贪官遣返，是看中他们拥有大量财富，能一定程度上刺激本国经济，甚至指望培养贪官成“反中势力”。但一些外媒则认为，国内媒体看法其实也存在偏颇性。他们认为，美国讲求法制和证据，中国欲成功让美国协助缉拿贪官，还得真正下定决心、提供证据，而不是怕“物伤其类”，只说不做。中国本身也须堵塞外汇漏洞、有效甄别企图外逃贪官，多管齐下，才是反贪的正途。
照这种说法，广东对“裸官”的治理，是存有玄机的。如让广州市委副书记、市人主任方旋提前退休，表明广东这样做亦是堵漏的一种方式。据财新网报道，中央巡视组今年初曾通报广东“裸官”问题突出，巡视组已按有关规定转交中纪委、中组部有关部门处理。广东书记胡春华表示将全面核查和处理这类官员。大公网列举，方旋事件就是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亲自关注下在进行党内通报，以加大震慑力的。文章称，除了方旋，广东多地亦有大批“裸官”被清理。而站在笔者的角度，最近一直围绕着奥巴马访亚，及越南发生的排华暴力事件打转转，而回过头来再看反腐工作，却发现这时的反腐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个阶段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中国却必须要面对，且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法，才能完成。如此说，倒不是因为最近媒体公开了魏鹏远家中被搜出上亿元现金，令外媒咂舌称，这些钱用百元钞票单摞垒墙的话，可以垒到100米高，而是那位所谓的文学教授针对贪官藏匿大量现金称，那些贪官藏钱于家对中国遏制通胀功不可没的解读存在弦外之音。
当然上述外媒的这种说法，是针对“内鬼”的。如纽约时报报道，近年来，人民币一直走在外升内贬的路上，对于内贬的原因，不少人认为是央行货币超发造成的，货币超发本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但中国近两年来的CPI增幅却大致保持在2%-3%的水平，一位文学教授为此提出了“贪官经济学”概念，他认为庞大的贪官群体对于遏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功不可没。并称中国广义货币供应 余额的50%在贪官手上，是不流通的，因此这实际上起到了抵消央行货币超发负面影响的作用。在其看来，被抓捕的贪官藏匿现金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如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将2500余万元现金藏在19个密码箱中，江苏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将2000多万元贪污受贿款的一部分藏进粪坑里，江西一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将280万元赃款埋到其农村三哥家房屋旁的垃圾堆下，之前重庆抓捕的贪官文强将2000多万藏在自家鱼塘里等等。
在这里，笔者倒不想对沾沾自喜的纽约时报暗喻该国或是中国贪官的“天堂”，进行置评。而是从广东清退贪官看到了中央反腐思路的拓展。这种思路拓展的背后则是对中国对于外逃贪官，特别是“裸官”查处一种担忧。而对于中国来说，最为难办的是，即使有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释出这样的誓言，“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回顾整个反腐工作，特别是针对外逃贪官，个中的艰辛不言而喻。如媒体爆料的已向美国开出上千名贪官名单，寻求美国协助，把他们捉拿归案。但由于跨国追人、追赃难度甚高，再加上美国等国是否真的愿意配合中国进行反腐，无疑增加了中国追逃的难度。背景正是外媒所说的，“王岐山的誓言可能流于震慑贪官的政治姿态，对愈加猖獗的贪官外逃趋势，恐难起到‘绝杀’作用。”
而这种背景的背后，则是仍有大批官员正在逃跑的路上。有的已经出逃成功。据社科院报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人数在1万6000至1万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北大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估算，外逃官员携带出境金额，保守估计达1万亿。其称“按照人均携带1亿元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其间有媒体估计，来美国的贪官约占外逃贪官的半数。有媒体直言，环球时报之前说的中国向美国通报并协查的“千余名贪官”，应仅为逃美贪官的很小部分，或者说，可能只是卷款金额巨大者。
而社科院2月份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估计，“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风险增大”。究其原因，是持续反腐高压下，腐败贪官在中国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受贿不再容易隐蔽，所以存在资金需要转移迫切需求，原本不想出逃的官员，也可能学“前辈”们，想出逃海外。而一旦外逃成功，要追捕就十分艰难。有研究指中国追缉一名逃到东南亚邻国的贪官要花10万美元，而追缉逃欧美的贪官成本甚至高达数百万美元。尤其不少贪官通常拥有多国护照，早已隐姓埋名，更难寻觅踪迹。而中国对境外追缉外逃贪官的路径大致有四条，包括引渡、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引渡虽然最正规，却对美国等已发达国家很难奏效。中国只与36国签订引渡条约，都局限周边国家，与美、欧、澳等并未签约。美国虽是中国贪官“第一外逃地”，但中国捉拿逃美贪官却常常无功而返。非法移民遣返作为不具备引渡条件的替代方式，是缉捕外逃贪官的重要手段，但只限个案合作。过去十年间，美国遣返的中国贪官居然仅有寥寥的两例。异地追诉由于国与国之间法律制度不同，更难达阵。而“劝返”手段对拖家带眷、不顾一切逃亡海外的贪官来说，几乎如缘木求鱼，成功可能性极低。
对于个中的原因，据在台湾出版的美国世界日报分析，说到底，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缺乏“撒手锏”。美中司法部门自2007年就展开追缉贪官的司法合作，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汤姆斯曾公开宣示，中国任何嫌犯逃来美国，只要中国司法部门提出要求，美国也查证确实有犯罪行为，就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该媒体认为，美国的态度看似坚决，但却话里有话，那就是任何案件，都得经美国“查证”，并非中方说了算。而美中之间司法制度和对人权保障制度的认知存在分歧，中国的刑讯、取证以至整个司法体系，很难取得美国法官信任，增加合作的困难，美国于是变成“贪官天堂”！
上述认知，国内媒体一般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把中国贪官遣返，是看中他们拥有大量财富，能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甚至指望培养贪官成“反中势力”。矛盾之处在于，同些境外媒体认为，这种看法存在偏颇性。他们认为，美国讲求法制和证据，中国欲成功让美国协助缉拿贪官，还得真正下定决心、提供证据，而不是怕“物伤其类”，只说不做。中国本身也须堵塞外汇漏洞、有效甄别企图外逃贪官，多管齐下，才是反贪的正途。现在看来，广东率先在国内“清退”裸官的玄机越来越明显，这个省正借助清退裸官来进一步加大该省的反腐力度，而王岐山喊话：“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来展现国家反腐的决心，则正是堵塞外汇漏洞、有效甄别企图外逃贪官，所采取的多管齐下，让反贪工作的进一步深化、而细致工作的一种表现。（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