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红包协议”为何被批“脑残”？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通知，从今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时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要求医患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

此消息一出，坊间顿时热议如潮。反对者认为，“给医生红包问题下解药，却要拉着患者出来作陪疗，这既是对那些从不收受红包医务人员的人格侮辱，也是对所有病患者的智商侮辱。”“签协议如果管用，世上还会有腐败吗？任何问题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根源，不从源头入手，所有的举措恰如隔靴搔痒。”支持者则认为，“红包协议书不仅可以对医生和患者构成约束，强化道德约束力的作用，也可以使对违规者的处罚将更加有章可循，强化了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的依据。”“医患之间的协议书是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倡导，对医患之间行为的界定有一定帮助，值得推广，具体能否落实，主要还看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的执行力度。”

让医疗机构和患者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其目的在于杜绝收受红包现象，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之所以会遭遇诸多非议，甚至被批为“脑残”，是因为早在2012年原卫生部发布的《公立医疗机构管理权力廉洁风险防控规则》中，就已明确规定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并双向签字，但实事求是地说，该规定并没有遏制住日益泛滥的医疗红包现象。所以，这一次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又如法炮制地再次发出类似通知，自然很难被人看好，各种调侃、揶揄和嘲弄也尽在意料之中。

医患红包问题，一是因为个别医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有利必图、明索暗要；二是因为病患家属心有顾虑、不送难安。归根到底，是源于医德的蒙尘、医患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因而从此角度来说，收、送“红包”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的，指望通过一纸协议彻底根除这一现象也是不可能的。

其实，医疗的失信也好，红包的泛滥也罢，都来源于社会体制的不够健全、不够完善。试想，设若每一个向患者索要红包的医生都能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每一位医疗工作者动能回归“白衣天使”的形象而不是看人看和红包“下药”，每一名患者都能在不靠关系、不靠“红包”的情况下而得到妥善有效治疗的话，还用得着签订什么所谓的《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吗？

但设若换个角度看问题，“医患红包协议”也并非全无是处。正所谓饭咬一口一口地吃、问题要一步一步地解决，医改之路且长且远，亦非一日之功。当下国家卫生计生委从医风上寻找治疗的切口，拿百姓最反感的红包开刀，亦或是无奈之举。最起码，它对那些尚在“送还是不送”、“收还是不收”之间纠结的患者和医生来说，也算是一种遏制，更是一种提醒。

医患红包泛滥的另一种原因，是患者存在“别人送我也送，花钱买平安”的心理，医生也存在“随大流，人家收我也收，法不责众”的心态。设若通过签协议的形式让医生公开承诺不收“红包”，收受红包“随大流”的基础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样便可让大多数的患者吃上“定心丸”，从而为彻底根除“医患红包”现象赢得治本的时间。——“没有送自然就没有了收”，“医患红包协议”或许值得点个“赞”！

（李吉明2014年2月23日 邮箱：[email protected]）